良知·實踐·普世

　　沙黑

　　人們在進行某種教育時，語重心長說到的一句話是：“不是懂得道理有多難，難就難在真正按照道理去做”。這句話其實很古老，記在《尚書》的《說命》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研究者認為，這句話最早提出了“知與行”的關系問題。

　　人常說的“心想”，指的是“大腦里想”。人的大腦本身并不天然帶來認知的正確性，它只是人能產生和發展認知的主觀世界，另一面還需要客觀世界的存在。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有所接觸，就會產生認知并且檢驗這認知的正確與否。

　　根據這個道理，王陽明所說“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聽來就覺得不對了，可判其屬于“唯心論”。但是當王陽明與別人討論這個問題時，人的大腦包括他們自己的聰明大腦，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存在、是一個先在的存在：從大自然說，是多少萬年來的杰作，使人成為萬物之靈長;從他們個人說，就與他們從小讀書明理努力學習有關。這也許是王陽明以及孟子、程子、朱子、張子……這些人所持的這種“唯心論”里的“合理存在”吧，可是他們似不知道，從而對于人發出了這么好的贊美：“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而且不由得要感謝老天：“是乃天命之性”!

　　人的大腦這個主觀條件，要能產生和發展認知，需要有客觀世界的存在，二者發生關系，就是“實踐”。所謂“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得”，是不可能的。人呱呱墜地之后，不經過長期教育和學習，不經過社會實踐，就不可能有“知識”，不可能知道一事之正確與否，比如從嬰兒時起被狼群“養大”的“狼孩”，他可能有狼群里的“知識”，但不會具有人的社會知識、勞動知識以及科學實驗的知識。孟子說，人看到有孺子落井，自然就會想到要趕快去搭救，這就是“良知”，對的，但從狼群里探出腦袋觀看世界的“狼孩”看到孺子掉到井里，也許只是瞬間感到有點奇怪而已吧。

　　人產生和發展其認知，必須依賴實踐，“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這個“實踐”，不是一個人關起門來的“實踐”，不是主觀主義的東西，而是“社會實踐”，這四字有時依照行文需要，可以只寫為“實踐”二字，比如：

　　“要完全地解決”“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于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這句話里，后面的“實踐”二字就與前面的“社會實踐”四字是等量的，只是行文至此可以省略“社會”二字，以使文章簡潔。

　　因此，吾人說話時，不可輕率地說“我實踐過了”、“經過實踐了”，而要問一下：你所言這個“實踐”是“社會實踐”嗎?是“主觀的夸張”，還是“客觀的實踐”?如果涉及“千百萬人”的事情，則“只有千百萬革命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因此，“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這句話里的“實踐”二字，當然是“社會實踐”的省寫。

　　所以，“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于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因而“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當以這些關于“實踐”的“真理”的話，祭奠于喜愛談論“良知、良能”的孟子、王陽明墓前。

　　趙高、李斯、秦二世的“真理”，與陳勝、吳廣的“真理”不同，劉邦的“真理”與項羽的“真理”不同，喜兒的“真理”與黃世仁的“真理”不同，中國人民的“真理”與侵華日寇的“真理”不同，如此等等。看來，世界上有多少不同的人群，就有多少不同的“真理”，而“普世”的“真理”在哪里呢?這也許只有相對而言了，“人皆需要食物、水、空氣”算得上是“普世真理”，而當一塊“食物”在獅子、豹子、狐貍之間分配，獅子要獨吞的“真理”就會占上風，豹子與狐貍只得屈從，這就是它們三個朋友之間的“真理”而“普”于它們之間，幾千年前古希臘一位奴隸曾經給世界很多地講過此類故事，結集為《伊索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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