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總是有“國粉”不斷重復70多年前國民黨的老調，說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實際上，當年共產黨在改造國民黨起義投誠官兵時，就給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那武器從哪來?人民群眾又如何把子弟兵送來參軍?”
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共188萬人，包括將領1500余名，涉及陸軍240個師，海軍大小艦艇97艘，空軍飛機128架。188萬來自敵對營壘的官兵，全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消化、改造了。其中，國民黨第六十軍，被成建制改造成了解放軍第五十軍，并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建立了卓越功勛。這在世界5000年的戰爭史上，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歷史過程!
起義之初，真正了解、欽佩共產黨、八路軍的起義軍官是少數。大多數軍官們內心深處的“正統”觀念是：八年抗戰是國民黨打的，是蔣委員長領導的。趕走了日本鬼子，你一個專干劫富濟貧勾當的“共匪”，有什么資格和國民黨爭社稷、奪天下?
作為退役軍人，高戈里先生一直對這段歷史懷有非常強烈的好奇和研究興趣。為什么在此過程中，解放軍派去一名指導員，就能徹底改造百十人的一個連?派去幾百人工作團，就能徹底改造幾萬人的一個軍或一個兵團?
為探索究竟，高戈里先生先后采訪近200人，其中國民黨起義、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19人、士兵83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為網友紀錄了這段驚心動魄又波瀾壯闊改造過程。
專門研究這段歷史的網友高戈里先生，在其《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書中，對改造過程有著詳細的敘述。
該書第四章第一節，紀錄的就是當時的解放軍五十軍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如何解開國民黨起義官兵心理疙瘩的回答。
徐文烈在一次座談會上，結合第六十軍徐州會戰的悲壯經歷，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六十軍是在臺兒莊大捷結束半個多月后，臨時緊急調往臺兒莊前線的，當時是想“再打一個更大的臺兒莊戰役”，這個作戰意圖為什么沒實現?
一位對戰史頗有研究的參謀回答：敵情變了，徐州會戰初期，在遼闊的中國戰場，日軍犯了平分軍力錯誤，他們不僅在華北、華中兩大戰場上平分軍力，其華北方面又在津浦、平漢、同浦三條鐵路沿線繼續平分軍力，每一路傷亡一些，占領地駐守一些，在向南發展，兵力自然不足。臺兒莊大捷后，日軍發現徐州地區集結了我重兵集團，遂汲取教訓，集中華北、華中兩大集團主力，從南北兩個方向分六路全力合圍徐州地區的我軍。徐州地處平原，便于敵機械化部隊展開和攻擊，以我之劣勢裝備與敵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消耗，勢必重蹈京滬戰場敗師失地之覆轍。
徐文烈順勢引導：對!但這只是客觀原因。戰爭不僅是物質技術力量的對抗，更是指揮藝術的較量。臺兒莊大捷后，有人主張在徐州地區與日軍進行戰略上的“準決戰”，蔣介石接受了。眾所周知，中日戰爭是大而弱的國家被小而強的國家攻擊，戰爭初期，如果在正面戰場上硬拼，中國不是對手，對此，蔣介石并非不懂。他之所以在臺兒莊大捷后，又往徐州地區增調了一倍多的兵力，是因為他把中華民族的命運押在西方列強為其遠東利益出面干涉這一希望上。
潘朔端(原國民黨一八四師師長，后解放軍四野十二兵團副參謀長)點了點頭，證實了徐文烈的分析：“聽老長官盧汗說，當年六十軍開赴抗戰前線，他先期赴南京時，蔣介石告訴她：‘英、美、法幾個大國決不會讓日本獨占中國，我們只要打一下，國際聯盟就要出來干涉，你們不必多慮。’他找何應欽聯系補給時，何應欽也說：‘戰事不會打好久，現在國際聯盟正在開會，日本不會再增兵，你們用不著多打算，六十軍有一個營的補充編制足夠了。’”
徐文烈將眉頭一揚，展開了更深入的分析：毛主席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主張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全面抗戰。蔣介石不信任人民群眾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或與之對抗上。也正基于這種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才采取不抵抗主義，向侵略者拱手相讓東三省;1937年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的抗戰態度雖然有所轉變，但是不徹底，其戰略方針依然立足于幻想列強出面干涉上，致使其戰爭初期實行了一條處處設防、節節抵抗、陣地硬拼的單純防御方針，并組織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太原保衛戰等一系列打又打不贏、守又守不住、敗師失地的陣地消耗戰。
“請教徐主任，你認為這仗該怎么打?”一位軍官以謙恭的口吻婉轉地表達了內心的不服：正面戰場不抵擋日軍進攻行嗎?
徐文烈胸有成竹，一一作答。他說，從七七事變后第15天起，毛澤東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文章和講話，并在《論持久戰》中全面闡述中日兩國方方面的對比和應當采取的戰略戰術：中日戰爭在軍力、經濟力、組織力方面，日本強于中國，但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和正義的，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全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在這些方面，中國又優于日本。中日戰爭的這一基本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政治上的政策、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以及戰爭的前途。一方面，戰爭初期和中期，我們應堅決避免戰略上的決戰，以土地換取時間，在戰略上以持久戰消耗敵人;另一方面，敵以少兵臨大國，只能占領一部分城市、交通沿線，于是，給我們開展運動戰和游擊戰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由此，在戰略防御階段，戰役戰斗形式應該以運動戰為主，輔之以游擊戰和陣地戰，利用我地廣、兵多兩個長處，主力兵團采取靈活的運動戰，以戰役戰斗外線速決的進攻戰，積少成多，遏止敵人進攻。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我軍應以游擊戰為主，輔之以運動戰，除正面防御部隊外，我軍應大量轉入敵后，發動民眾，向敵占領地開展廣泛和猛烈的游擊戰，并盡可能調動敵人于運動中殲滅，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條件。
徐文烈從容地把軍官們的思緒從戰役戰術領域引到戰略領域，稍事停頓，又將他們的眼界拓展到政治領域：蔣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極、片面的抗戰路線，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視。
徐文烈說，從一般軍事常識上看，我正規兵團要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采取流動性很大的運動戰，必須在戰區內解決給養、兵員的就地補充，解決制造、捕捉戰機時的隱蔽性和突然性問題。在敵人眼皮底下，不發動民眾，軍隊能源源不斷得到供給和補充嗎?能有效地封鎖消息、掩護軍隊出其不意的行動嗎?要發動民眾，農民備受盤剝、士兵挨打受罵、官僚腐敗、專制獨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就得解決。但革新政治，將動搖現存的社會制度，蔣介石能干嗎?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也曾頒布過“二五減租”法令，但國民黨統治區基本沒實現過。
徐文烈繼續說，實際上，蔣介石也曾向敵后派遣了近百萬大軍，由于他們不依靠和發動群眾，由于他們堅持反共方針，結果經不起敵寇“掃蕩”，1941年崩潰于中條山，1942年敗潰于浙贛，1943年覆沒于山東，到1944年，除零星武裝外，敵后國民黨軍基本瓦解。在此期間，國民黨投敵部隊近50萬人，投敵將官58人、中央委員20人。事實證明，任何脫離人民的軍隊都無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說到這里，一位軍官還是提了一個問題：“徐主任，我想再冒昧地問一句，共產黨在抗戰期間，除了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還打了哪些大仗?“
徐文烈知道，軍官們長期受國民黨反共宣傳的影響，要轉變觀念，并非輕而易舉。他攤開了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耐心解釋：抗戰之初，共產黨軍隊只有三四萬人，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不久，蔣介石政府就斷絕了一切補給，然而，到抗戰勝利前夕，發展到正規軍91萬人、民兵220萬人。共產黨若真的“抗而不戰““游而不擊”，武器從哪來?人民群眾又如何把子弟兵送來參軍?事實上，從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總計對敵作戰11.5萬余次，斃、傷、俘敵偽136萬余人，繳獲1028門炮、7700余挺機槍、43萬余支步馬槍，攻克據點1.1萬余座。在1945年全部侵華日軍(滿洲不在內)40個師團58萬人中，共產黨軍隊抗擊了22個半師團32萬人，占56%，抗擊偽軍則占95%。沒有共產黨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國民黨正面戰場根本支撐不下去。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徐文烈翻出了一份繳獲的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報道，念道：
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軍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萬九千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方收容的七萬四千俘虜中，中共軍的比率只占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徐文烈接著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國民黨在敵后站不住，共產黨靠自己的力量挺進國民黨丟掉的大片領土，建立敵后根據地，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其輝煌成就國民黨不但視而不見，反而極盡詆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產黨廣泛發動群眾，革新政治，會從根基上動搖蔣介石的專制統治。也正因如此，1938年武漢失守后的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本來有條件準備反攻，可他們不但很少發起較大規模的對日作戰，反而對陜甘寧邊區陳兵50萬，并發起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所有這些，都是蔣介石政府消極抗戰無可爭辯的事實!
當年，徐文烈慷慨激昂的發言，逐步化解了國民黨起義官兵的抵觸情緒，也逐步消融了多數軍官多年來在國民黨軍隊里浸著鮮血、系著烏紗的“正統”情結。
不知有著同樣情結的“國粉”們看了這段歷史，心底的“正統”情結能否同樣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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