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樂于把美國吹成一個“機遇之國”，要追溯起歷史，這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我們這個國家從未有過貧富之分，”參議員馬可·魯比奧(觀察者網注：2016年共和黨熱門總統候選人之一)曾如此宣稱，“我們擁有現時的一切，也會擁有將來的一切。這個國家的人民要么已經創造出財富，要么即將創造出財富。”
真是志氣可嘉。也正是這一愿景，把魯比奧的父親，還有我自己的父親引到了美國。我擔心的是，2015年的美國已成為一個社會環境僵化、階級分化嚴峻的國家，同我們祖先曾逃離的故土并無二致。——這才是那些總統候選人應當辯論的問題。
不斷有研究表明，比起加拿大或者歐洲的大部分國家，如今的美國社會更缺乏經濟流動性。據一項皮尤研究(觀察者網注：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國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總部設于華盛頓特區。該中心對影響美國乃至世界的問題、態度與潮流提供信息資料)顯示，在美國，如果一個孩子出生在一個收入墊底(全國末20%)的家庭，這個孩子日后躋身最高收入群體(全國前20%)的機會就只有4%;而另一項(有點過時的)獨立研究則顯示，在英國，一個同樣條件的孩子擁有的騰達機會是12%。
如果用“代際收入彈性”這一指標來衡量，那么加拿大的社會流動性要比美國高出兩倍。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發現，在美國，父母的收入與其子女日后收入之間的關聯，同身高的遺傳差不多。“一個收入排在全國收入末10%的家庭，其子女在成人后要達到能躋身全國前10%的收入水平，恰如一個5英尺6英寸(約合1米68)高的父親，生出了一個日后身高會超過6英尺1英寸(約合1米85)的兒子，”克魯格在某次演講中指出，“這種現象不是沒有，但并不普遍。”
之所以回顧這些，是因為我想起了家鄉俄勒岡州亞姆希爾的一個朋友，瑞克·戈夫。他聰明能干，勤勤懇懇，卻注定是個掙命的。我在去年就寫過他，為的是證明這一警句：有才能者比比皆是，好機會卻寥寥無幾。
現在瑞克已經死了。上個月，他因為心臟病發作在亞姆希爾的家中去世，享年65歲。
我在他去世前一天去探望他。他很痛苦，掙扎著要下地。我無法不去想他那從未充分發揮過的巨大才能。在美國，老鼠生的兒子注定要打地洞，這一預言往往不爽。
瑞克·戈夫聰明能干，勤勤懇懇，卻注定是個掙命的
自稱有八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統的瑞克，還有他的哥哥和兩個姐妹，都可以說是天生天養的。他母親在他五歲那年就過世了，他的父親——瑞克曾告訴我他是“一個濫酒鬼”——離家而去。家里只剩下一個老奶奶，孩子們自己去打獵、撈捕，裹充饑腸。
書中也許會有黃金屋，因為瑞克記憶力超群。不幸的是他那時患上了某種未確診的注意力缺失癥，老師們都放棄了他。在他上八年級時，因為逃課而被校長罰了停學半年：這對他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他在10年級時退了學，以后再也沒回學校。
瑞克在伐木場和機械工廠里都干過，之后又成為一個能干的汽車定制油漆工。在因為一次意外壓壞了手以后，他就靠著殘疾人福利和打零工生存下來。如果在付清所有賬單后還有多余的錢，他就會給手機充下值。
他結了兩次婚，也離了兩次，只身撫養孩子們長大。他還是身邊所有人的忠實朋友。沒幾年前，靠著昂貴的醫藥護理，他從一場大病里慢慢恢復過來。但隨后他的身體又忽然垮了，不得不住進醫院。
原來是他前妻的車子被扣住了，需要付一筆罰款。瑞克停了自己的藥，給了她600美元。因此之故，他又一次進了醫院。
這還是為了自己的前妻。
去年我寫了一系列題為“白人就是不明白”的文章討論種族隔閡(得到的回應并不都是熱情洋溢的)。如今我想到，許多成功的美國人也“不明白”貧富的懸殊。
斯坦福大學的肖恩·里爾登通過計算發現，學生測驗成績中體現出來的種族差距已經消失了，而階級差距卻在加大。半個世紀以前，黑人學生-白人學生測驗成績差距要比家庭收入在前10%的富人學生-家庭收入在末10%的窮人學生的測驗成績差距高上50%，現在卻剛好相反，學生測驗成績中體現出的階級差距幾乎是種族差距的兩倍。
想想看，在家庭收入占前25%的群體中，有77%的人在24歲時就得到了大學學位，而在家庭收入居末25%的人群中，只有9%的人能做到這點。
但就像蒂姆·懷斯在他那本快出版的《倚富賣富》里提到的，底層民眾“得到的殘酷謾罵越來越多”。
音樂家泰德·鈕金特曾稱那些“享受”社會津貼者為“津貼傻子”、“貪吃且無靈魂的豬玀”。保守主義作家尼爾·波爾茲則把窮人比作腳氣。
當然，討論津貼問題并不違法。但如果你為政府給窮人的餐補而糾結，那么國家從年度稅收里抽出120億美元給公司企業作為員工的餐費和娛樂補貼，這又怎么說?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欺詐，不妨看看那些億萬富翁是怎么做的：他們以藝術捐贈的幌子免去了巨額稅款，而捐出的藝術品則擺在他們自己的非營利博物館里。——這些博物館甚至不是對外開放的。
我也聽到過一些人在說：我出身貧寒，但我能打拼，終于出人頭地。如果人們肯嘗試，也一定能成功。說得好!是有這么些人，他們居然克服了難以置信的障礙。但這就好比矮個子父母培養出了NBA中鋒，概率小之又小。
要記住的是，家庭環境給孩子造成的劣勢要比收入的不足來得嚴重。衡量未成年人貧困與否的最佳指標并不在父母收入多少，而在于父母給孩子的閱讀次數多少，或者父母擁抱孩子的次數多少上;也可以反過來，從孩子被打的次數多少，酗酒的大人在家里大打出手的次數多少，孩子是否有鉛中毒癥狀，孩子的耳部感染是否得到治療等等方面，來準確判斷出一個孩子是否處于貧困狀態。這種缺失要比金錢的匱乏嚴峻得多。
有人認為成功的訣竅不過就是“選擇”同“個人責任感”，這沒錯，但成功的訣竅要錯綜復雜得多。
“有錢的孩子做出無數的錯誤選擇，”里爾登教授指出，“但要承擔的后果卻同窮孩子大不一樣。”
瑞克也承認過自己做出的那些錯誤選擇。他酗酒、嗑藥，被警察抓了30來次，可當他意識到自己在走酒鬼父親的老路時，就毅然把酒給戒了。瑞克之所以成為瑞克，主要不在于其錯誤選擇，而在于他的才智，他的拼搏，在于機會的缺失。
所以就不必談社會達爾文主義了吧。成功并不源自美德，它多半是在向世人宣稱：我爸是李剛。（It’s mostly a sign that your grandparents did well.）
與此同時，比起2008年金融危機剛開始時，有更多的美國孩子陷入貧困之中(最新數據是22%，而2008年是18%)。他們成長的地方并非“機遇之國”，而是我們祖先曾從中逃離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在這里，“富二代”與“窮二代”才是常態。
這恰恰是總統候選人們應該討論的。
(原文載《紐約時報》，觀察者網劉旭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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