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和時間表，而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小康，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在中國，有不少頗有建樹的“三農”問題專家，而我以為，湖北昌平、山西何平這兩位非主流“三農”問題專家的觀點，比之許多高高在上的主流專家的所謂“頂層設計”更加符合實際，更為貼近人心，更能代表中國最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李昌平同志早已成為大名鼎鼎的公眾人物，故而對他的主張不必贅述，我這里只是掛一漏萬地介紹何平同志的主要探究成果：新型集體化是大多數農民實現小康的惟一出路。離實際愈近，離群眾愈近，就一定離真理愈近。倘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能夠像近平同志那樣進一步踐行黨的群眾路線，面對面地聽取何平同志——來自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生產和生活第一線的研究報告，并采納他的合理化建議，盡快完善“三農”政策和制度，必將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昌平同志多年前所泣血呼吁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老大難問題，進而開創一條全體農民共同富裕、實現小康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金光大道。
多年以來，無論在農村鄉鎮擔負主要領導職務，還是在縣委黨校主持全面工作，何平同志始終念念不忘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和歷史使命，始終念念不忘自己作為農民的兒子應盡的政治義務和道德責任，始終念念不忘如何改革開放才能讓絕大多數父老鄉親穩定增收、實現小康。正是基于這種以農民之心為心的無私奉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從廣大農民最真實的生態和心態出發，從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對比中深度思考，從中國的“三農”政策“不能讓農民哭，只能讓農民笑”的政治和道義制高點尋找出路，為此而寫出了一篇篇有理論、有實踐、有可操作性的好文章，受到民間社會、非主流經濟學家和上層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何平同志的“三農”問題系列文章，主要包括《中國農村六十年反思及未來走向——集體化仍將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流》、《“三農”的六大危機與集體化出路》、《對“三農”問題的感悟》、《堅持三條底線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四地”問題》、《民營集體經濟：中國農村希望所在》、《發展民營集體經濟才是正道》和《建議全黨重新認識經濟危機的癥結》等，幾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讀后讓我受益匪淺，感動之至。近日重讀何平文章，特別是讀他的最新力作，再次令我大發感慨：共產黨內確有許多經天緯地的人才，何平同志就是這樣的人才!像何平、昌平同志一類人才，他們身上絕沒有魯迅先生所批評的那種“官癮”，他們埋頭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為民請命，不愧為中國共產黨員的稱號，不愧為魯迅先生所稱道的中華民族的“脊梁”。
作為中國農民的偉大兒子，毛澤東主席一生關注農村，關心農業，關懷農民。從土地改革，到農業合作化，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再到農業學大寨，毛主席始終站在中國式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和全球戰略高度，思考和解決“三農”問題。雖然在艱辛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把最廣大農民組織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必將證明毛主席的偉大，同時證明中國農民集體奉獻的偉大。如果沒有毛主席領導的農業集體化所創造的生產力，沒有幾億農民對國家的集體奉獻，就絕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就絕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搞出“兩彈一星一潛艇”;就絕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拿出錢來無私支援第三世界窮朋友，從而讓窮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就絕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取得“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改革紅利”。一句話，沒有毛澤東時代農業集體化和舉國農民的集體奉獻，就絕沒有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和改革發展的一切成就，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萬丈高樓平地起，打基礎是最難最難的，也是最看不見“紅利”的。誰要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歷史成就，否定中國農民在那個時代的無私奉獻，誰就喪盡天良，禽獸不如!同時應當指出，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農業集體化是開天辟地的偉大實驗，其間發生各種各樣的錯誤和問題都是很正常了，也是絕然難以避免的。經過30年的艱難探索和大干苦干，到1979年，中國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取得前無古人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中國農民30年內所創造的生產力，超過了過去時代3000年創造的全部生產力的總和。據官方統計，截至1979年底，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農村集體經濟搞得好，三分之一的農村集體經濟達到中等水平，還有三分之一的農村集體經濟較為落后，這些集體經濟搞得不好的地區，一些農民要求“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對于不完善、不規范、不成熟的農村集體經濟，實行改革是完全正確的，十分必要的。當然，這種改革是憲法明文規定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的自我完善，而絕不是廢除30年廣大農民辛勤勞動、流血流汗所建立起來的集體經濟本身。令人萬分遺憾的是，中國農村的改革在總體上背離了憲法的根本精神，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背離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其最終結果是極大地損害了最大多數農民長遠的根本利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農村改革，是最典型的潑臟水連嬰兒一起倒掉，對于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農村而言，它絕不是什么“第一次飛躍”，而是地地道道的復辟倒退!中國農村幾千年不就是一家一戶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嗎?那種私有制經濟可以產生極少數“大戶”，造就極少數“大院”，但絕對沒有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生活。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農村，他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有兩條：一個是在家種地，一個外出打工。種地不賺錢，打工不保險，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我的妹夫拖著殘疾的病體拼命干活，一年毛收入不過1萬多元，一家幾口人，平均純收入不達3000元，他們怎么能夠實現小康?前些時在我外甥的婚宴上見到我的一個表弟，我打問他的生計，他說沒有多少地，況且種地不賺錢，打工一年最多能掙1萬多，他家有4口人，人均不到3000元，他們怎么能夠實現小康?不久前跟一個進城打工的史姓青年農民聊天，我問他是哪里人，他說是介休張蘭人，我說你們張蘭出了一個山西省林業廳長，你知道不知道?小伙子說不知道。我問他家里幾口人、幾畝地?打工一年能掙多少錢?他說，家里有4口人，3畝地，種地不賺錢，打工太艱難，一年最多掙2萬元。我相信這個介休張蘭的年輕人說的是實話，照這樣的收入，他們怎么能夠實現小康?山西的經濟條件在全國處于中等以上水平，山西多數農民難以實現小康，其他地方農民怎么能夠實現小康?30多年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極少數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但同時產生了數以千萬計的貧困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堪稱天下第一!在21世紀的今日中國，如果繼續沿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農村發展模式，繼續堅持“分田單干”不動搖，繼續虛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亦即拒絕走新型集體化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道路，那么，我敢十分肯定地、負責任地說，全體農民如期實現小康就是一句完全徹底的假話、大話、空話，大多數農民的“中國夢”絕對是白日做夢、癡人說夢、黃粱美夢!
關于集體化30年與私有化30多年的農村改革，何平同志用大量具體事實說話，他堅持“既要毛主席，又要鄧小平”，理性分析了毛澤東時代農村集體化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理性分析了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致命弊端，對“兩個歷史時代”都予以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評價，對毛主席、鄧小平都不搞“兩個凡是”，而是取其所長，避其所短，揚長避短，開創未來。針對在“三農”問題上的兩種極端思潮，亦即針對全盤照搬西方模式的徹底私有化的極端右翼思潮，針對全盤照搬毛澤東時代集體經濟模式而根本否定農村改革開放必要性的極端左翼思潮，何平同志在全國第一次提出了“民營集體經濟”的改革方向，并且已經親力親為地組織實踐試點。在一切條件基本具備的農村，黨和政府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民營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新型集體化道路，這是何平同志對根本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實現農民小康的獨創性的理論和實踐貢獻。
《發展民營集體經濟才是正道》一文中，針對農村經濟發展走向出現的不同認識，即有人寄希望于西方模式的民營經濟，有人寄希望于過去模式的集體經濟，何平同志作了非常清晰的分析和說明 。針對兩種認識爭論不休的情況，何平同志指出，民營經濟與集體經濟的關系具有相容性。其一，民營經濟強調的是經營權，集體經濟強調的是所有權，其二，民營經濟是對應官營經濟講的，集體經濟是對應個體經濟講的。顯然，二者是完全可以結合起來的。所有權選擇集體，經營權選擇民營，即農民自主經營，則為“民營集體經濟”;所有權選擇集體，經營權選擇官營，則為“官營集體經濟”。所有權選擇個體，經營權選擇民營，則為“民營個體經濟”;所有權選擇個體，經營權選擇官營，則為“官營個體經濟”。然后，何平又結合國內外農村經濟不同模式的發展對比，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要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義，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言，毫無疑問是：集體優越于個體，民營優越于官營。從中國農民的具體實踐看，顯然，“民營集體經濟”具有明顯的先進性，“官營集體經濟”和“單一個體經濟”具有嚴重的危害性，無論人民公社時期的“官營集體經濟”，還是家庭承包制下的“民營個體經濟”，都有各自的不足。而農業合作化時期之所以被公認為改革前農村發展的最好時期，以及改革后國內的新型集體化村莊，國外的“人民公社”、“共產主義村”之所以被民眾向往，其共同點都是依靠“民營集體經濟”的發展。由此斷定，發展“民營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選擇。無疑，“民營集體經濟”的先進性體現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證明習近平同志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著名論斷，是符合實際的，不容置疑的。具體到“三農”問題上，如果以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就等于否定了幾億農民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的辛勤勞動、發明創造和對國家現代化建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否定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艱辛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必然干擾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黨和人民絕不能答應;如果以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就等于否定了幾億農民30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集體奉獻，否定了我們黨在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上領導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段苦難輝煌的重要歷史，必然動搖立黨立國的根本基礎，黨和人民同樣絕不能答應。何平同志認為，毛澤東時代縱然有千錯萬錯，但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的方向沒有錯;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即使有千錯萬錯，但堅持農民自主經營的原則同樣沒有錯，以民營的方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更沒有錯。在此基礎上，何平同志以民間“三農”問題研究者的身份，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四點建議：
(一)積極引導農村發展農民自愿的“民營集體經濟”，從發展方向和政策導向上確立“民營集體經濟”在農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二)長期允許“民營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即允許家庭經營長期存在，絕不搞“一刀切”的政策，絕不采取強制的辦法發展“民營集體經濟”。
(三)嚴厲禁止一切形式的農村“官營個體經濟”及“官商共營私有經濟”。
(四)堅決反對虛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承包權物權化確權，確保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權和經營自主權。
在我看來，何平同志的四點建議做到了四個“完全符合”：一是完全符合憲法黨章的基本原則，二是完全符合習近平同志包括“三農”問題在內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三是完全符合當下中國農村和農業的客觀實際，四是完全符合渴望過上小康生活的最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心愿。他的建議，旗幟鮮明地指出農村政策和農村全面深化改革應當鼓勵什么，允許什么，嚴禁什么，反對什么，不僅具有明確的針對性，而且具有立改立行的可操作性。與發展“民營集體經濟”的戰略思考相配套，何平同志還特別提出了關于解決“四地”(違約用地，違規用地，違法占地，暴力征地)問題的具體建議。他強調，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再也不能虛化，必須白紙黑字地予以確認。土地確權，壓倒一切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必須首先給土地的所有者——村集體確權。習近平同志指出：“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好好研究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土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愿、保障基本農田和糧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何平同志的建議，與近平同志的要求是不謀而合的。我們黨是要一個一年收入500萬元的大戶，還是要100個一年收入5萬元的小康農民，其正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一切形式的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必須遵循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無條件地服從于服務于中國最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富裕和實現小康。任何離開這一前提的所謂改革，都是嚴重的違憲，而違憲是最大的違法，是對絕大多數農民的極大犯罪。
何平同志的所有建言獻策，無一不是用真心真行寫出來的，是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是能夠讓多數農民從中看到希望的，真可謂“通天理，接地氣”的錚言，彰顯了一個共產黨人對黨和人民絕對忠誠的一片赤子之心。
我也是農民的兒子，深知廣大農民生產、生活乃至生存所面臨的艱難困苦。我完全贊同何平同志的基本主張——大力發展“民營集體經濟”，重新組織農民走新型集體化道路，是中國農民實現小康的惟一出路。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沒有中國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沒有新型集體化，就沒有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小康光景。這是中國的最大政治，同時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習近平同志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以總書記這一論斷為指導，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憲法原則為準繩，全面、系統、科學地總結30多年農村改革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凡是有利于絕大多數農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就是正確的，就是合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凡是損害了大多數農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就是錯誤的，就是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用心學習何平同志系列文章，我更加深深感覺到，堅持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在自愿基礎上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民營集體經濟”，不僅是實現農民小康的惟一出路，是解決困擾黨和政府多年的“三農”問題的治本之道，而且是強化中國共產黨執政根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選擇。
毛主席有一句至理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習近平同志正在竭盡全力開創一個以人間正道立天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新時代，其政治路線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事在人為，謀事在人，沒有至上而下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再好的政治路線最終都要被扭曲和落空。一大批“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所謂精英主導了黨和國家的農村改革和“三農”政策，他們是一些李德式的白面書生，高高在上，高談闊論，高不可攀，他們離農村底層太遠，離農業實際太遠，離農民群眾太遠，故而靠這些“精英”推出的農村改革和“三農”問題的“頂層設計”，必然離客觀真理太遠，離農村現實太遠，離農業發展太遠，離農民需求太遠，其后果可想而知。而一大批像何平、昌平一類德才兼備、具有相當理論素質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共產黨員，卻長期被我們黨的用人制度邊緣化，他們雖然有許多理論上說得透、實踐上行得通的真知灼見，受到廣大民間學者和多數農民的擁戴，但這些非主流“三農”問題專家注定當不了大官，甚至連省級以上的人大、政協都進不去。這樣，無論他們有多少多么好的意見和建議，由于其話語權有限，很難上達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更不可能對相關“頂層設計“造成實質性的影響。這絕不僅僅是何平、昌平們個人的莫大悲哀，同時是中國農民的莫大悲哀，更是黨和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莫大悲哀!好在我們黨出了個習近平，近平同志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堅信他一定會盡最大心力逐步解決這個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前途命運的最大問題。
愧對父老鄉親，我雖然極端關注中國農民的小康，始終認定農民的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但多年來習慣于思考大而化之的問題，對“三農“問題缺乏系統專業的調查研究，基本上是一個門外漢。發展民營集體經濟，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其大方向肯定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成千上萬的具體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拿出解決辦法。就我個人而言，需要向何平、昌平和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習請教，需要向一切希望農民如期實現小康的專家學者以及領導同志學習請教，尤其需要向生存、生產、生活在黃土地、黑土地、紅土地上的一切農民兄弟學習請教。既然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認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式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新型社會主義集體化才能實現中國農民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生活，我就一定要發憤學習，從學習何平同志開始!鉆進去，不回頭，一年、兩年、三年，決志在較短時間內由外行變內行，以實際行動報答生我養我的衣食父母——中國農民。
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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