灄水農夫：從知識分子“反文革”情結說開去
前不久，看到著名作家梁曉聲的一篇文章《今天的問題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相提并論》，說文章是對文革的“鞭尸”也不為過。梁曉聲是當代作家中少有的關注社會現實，敢于大膽揭露社會問題的一位，有人甚至稱其為“要跟這時代死磕到底的硬漢”，其所著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上竄下跳的人們》影響廣泛。無獨有偶的是，近日另一位著名作家韓少功也發了一篇文章《革命的逆襲與重續》，文中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更甚至于前者，尤其是對體制內外精英既相互勾結又明爭暗斗的丑惡嘴臉描述得如木三分，十分精彩，然而文中也不忘把文革捎帶出來大批一通，稱“不用說，對文革需要思想清算”，然后就講所謂的“影子文革”重新入場，“這些自我想像中的頭艙人士，不過是把文革資本主義化，把資本主義文革化”，與梁曉聲的所謂“更重要的是種下了今天禮樂崩潰、道德淪喪的禍根”有異曲同工之妙，把今天社會問題的根源歸罪于早已被“否定”的文革，仍然要清算，“鞭尸”到底，由此可見其仇視文革、反文革情節之深。
梁、韓二人的表現并非偶然性，而是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狀況，一方面對現實不滿，渴望改變，另一方面堅定否定文革，認為現實出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文革的流毒所致。既使如韓少功表現出了對毛澤東時代“重續”的朦朧意識，也斷不會同意文革的實踐。這似乎是知識分子群體中一種很普遍的現象。
文革的心理陰影是知識分子過不去的一道坎。任何思想意識總是與相應的經濟社會地位相適應的，也就是通俗說的“屁股決定腦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與走資派一樣對文革恨之入骨，深惡痛絕，乃至成了驚弓之鳥，表明文革確實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或者說他們被排除在既得利益集團之外。這就要從階級地位和知識分子的歷史演變來分析了。
知識分子是知識的生產者，不像工農勞動者那樣直接生產物質產品，可以自用或出售謀生，同理知識分子要得以生存就必須讓生產的知識“賣”得出去，而誰是最大的買家呢?當然只能是當時的統治者了。統治者買知識干什么?當然是用以控制治下老百姓的思想。因此一個賣知識維生，一個買知識為其所用，各取所需，這就是通過說的從古至今，知識分子千方百計要做的事，最大的理想就是把知識“貨與帝王家”。因此從根本上講，在階級社會里，知識分子作為“毛”，必然會天然地將自己附在剝削統治階級的“皮”上，這就決定了作為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絕大部分必然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只有少部分有良知或者失意的知識分子會站在勞動人民立場。
正因為自古以來，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依附于剝削統治階級，從而獲得了比勞動人民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其心理意識的優越性根深蒂固，所以正如毛澤東判斷的，要讓廣大知識分子徹底改造，脫胎換骨，是一件非常艱巨的過程。恰恰是文革， 把知識分子的優越性擊得粉碎，將知識分子從高高在上拉到與工農勞動者平等，實際上是一種利益相對受損，因此，他們心理上盡管難以適應，但政治高壓下又不得不服從，于是把牢騷埋怨藏在心里，一旦到了有機會說所謂“真話”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住過的農民的房子稱為“牛棚”，把過老百姓的生活稱為“迫害”，并牢記“階級苦，血淚仇”，不時聲稱要清算，避免惡夢重演，實際上就是害怕回到過工農老百姓一樣的生活。說到底，讓他們為老百姓說說話可以(即使如此也還要看統治者的臉色，不得過分，點到為止，小罵大幫忙)，要他們成為老百姓中一員那是萬萬不可的。
而正是改革，讓知識分子重又獲得上升的機會，重又脫離老百姓與老百姓保持了距離，重獲了上層階級的優越姓，因此盡管問題多多，有時甚至到了令人憤世疾俗的程度，但批判也好，揭露也好，有一個底線，就是維持現存制度對于自己有利的一面，如果出現了像文革那樣的情況，那是萬萬不可的。因此，正如梁曉聲所講“今天的問題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相提并論”，意思是“今天再壞也沒有文革壞”，顯然他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場?當然是自己的立場，同時也是統治階級的立場，而不是工農勞動者的立場。
可見，我們看到一些知識分子確實是揭露了社會問題，對現實政治也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還有的表現出了反思，顯示出了“有良知”的一面，可是，這離真正地站到人民群眾立場，與工農結合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甚至說才剛剛起步，離思想意識的質變更是遙遠。但我們相信，隨著時代發展，知識分子分化必然加劇，先進知識分子必將不斷涌現出來，引領我們社會的前進。
知識分子的局限性是一種短時間內很難避免的歷史現象，必須放在社會發展的長河中去逐步加以改進，只有到了知識分子完全融入勞動者之中，也就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到來的那一天，知識分子的消失就像階級的消滅那樣，人類平等美好的理想社會就將到來。
20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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