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同志主持央視“星光大道”等貼近勞動群眾的欄目，曾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成了廣大觀眾津津樂道的“畢姥爺”。可是，當他用下流的臟話，駭人聽聞地攻擊人民領袖的時候，頃刻就失去了頭上的光環，遭到了勞動群眾唾棄和指責，成了眾矢之的。一夜之間，畢福劍同志在落差極大的過山車上，經歷了冰火兩重天，這可能是他沒想到的。
在人們看來，畢福劍同志是所謂公眾人物。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精英們把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普世為公眾人物。言外之意，不管有什么社會影響的人物，都是我們大家的人物，甚至是我們大家應該精心呵護的人物。但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物，就能成為我們大家的人物嗎?我們說，不見得。蔣委員長有社會影響，可是他壓迫人民，成了精英們大家的人物，并不是勞苦大眾大家的人物。毛委員有社會影響，可是他領導人民鬧翻身，成了勞苦大眾大家的人物，并不是精英們大家的人物。在我們這個階級現象突顯的社會里，所謂公眾人物，只是精英們杜撰的神話。過山車上的畢福劍同志，就是這個神話的精彩注腳。
精英們不但杜撰了公眾人物的神話，還給這個公眾人物規定了權利和社會責任。什么權利呢?有言論自由，有私密空間。什么社會責任呢?就是講究說話之道，不能越過“底線”。不管是公眾人物還是普通百姓，都應該有言論自由和私密空間，這倒是好理解，可是不知道精英們說的“底線”，到底是何方神圣。公眾人物據說是各階級公共的人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要把他的“底線”定為不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攻擊人民領袖，不能攻擊人民軍隊，似乎不大可能。那么，抽去了社會性質，所謂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底線”，到底是什么“底線”呢?按非常時髦的最大公約數理論，就是不能違反公共道德，即不能罵大街。這就是精英們為公眾人物規定的社會責任。在精英們看來，畢福劍同志在不太私密的私密空間，罵了一回大街，越過了公共道德底線，應該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但不涉及法律責任，因為道德規范是由社會輿論調整的，不能動用政權力量強制執行。照此“底線”，所謂的公眾人物，除了講點兒社會公德，還有什么社會責任可言呢?我們的社會里，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多數是工人階級成員，或者是為勞動階級服務的人員。如果這些人都成了公共人物，他們的社會責任僅限于守住道德底線，那還講什么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所謂公眾人物，是具有西方意識形態特征的舶來品。敵對勢力編了一個公眾人物的簍子，一些有點社會影響的同志，就對號入座往里鉆，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供人驅使的蝦兵蟹將。在這場輸不起的意識形態戰爭中，畢福劍同志打了敗仗，而且敗得令人扼腕。畢福劍同志可能忘了，他的確是有社會影響的人物，但不是什么公共人物，他是中共黨員，是我黨意識形態工作要害部門的重要成員，肩負重大政治責任。在這場輸不起的意識形態戰爭中，畢福劍同志的工作單位中央電視臺，也打了敗仗，而且敗得驚心動魄。事實證明，依靠“公眾人物”、“道德底線”這樣的普世信條，想守住工人階級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陣地，無異于緣木求魚，是打不贏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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