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指對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或某人極度相信和尊敬，并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信仰帶有情感體驗色彩，特別體現在宗教信仰上。信仰成為一個議題源于古希臘，蘇格拉底云：“未經審視的生命不值得活。”即為佳例。
人作為一種高級動物，其生活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有時候，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亞于物質生活。
人們常常會有這種體驗，生活中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地出現一種空虛，這不僅僅出于某些人對死亡的“身后千古寂寞”的一種恐懼，同時還出于一種對現實生活中的一種沒有寄托的沒著沒落的感覺，這就是某些人為什么生活非常富裕以后還會甚至會更加空虛的原因。
對待這種精神上的空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排解方式，有人是醉生夢死式的縱欲，有人吸毒麻醉自己，有人信仰某種宗教，但是也有人把精神寄托于對某種理想境界的追求，這種政治信仰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它能夠使信仰者舍生忘死，前赴后繼。因為信仰者堅信，即使自己的肉體死亡了，自己所信仰的東西會永存。辛亥革命時期的國民黨人和新中國成立前的共產黨人這一點尤其突出。
但是就像不同的宗教之間會有沖突，即使是同一個宗教不同的教派之間也會有沖突一樣，人們的文化、政治層面的信仰也有沖突，甚至沖突的程度更加厲害。
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
這種沖突的表現形式不完全是對抗，在特定的具體的文明沖突當中，而往往是以一種矛盾的形式存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爭，意識形態斗爭的色彩已經淡化，更多表現為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明顯的標志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或多或少進行了具有原來定義為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而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推行盡量惠及更多民眾的福利主義，這在民主黨執政的美國就體現得比較突出，奧巴馬力推惠及更多人的醫改。但是國家利益之爭不但沒有緩和，反而愈演愈烈。但是這種“爭”又具有斗而不破的特點。
而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無論是為了在全世界維護美國的絕對話語權和控制權，還是為了確保美國在國際競爭中永遠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它就必須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等各種手段，搞垮任何能夠挑戰美國這一地位的對手和潛在對手，這種自私自利的全球戰略有時候是超越意識形態或者是否盟友關系的。搞垮前蘇聯那就不用說了，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與美國的關系就很有意思，“二戰”前是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二戰”中被美國打敗，打敗以后，為了讓日本成為亞洲的反共堡壘，又讓它發展起來，當日本的經濟發展威脅到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的時候，一紙“廣場協議”又讓日本的經濟停滯多年。美國與歐洲的關系也差不多。與中國的關系就更加特別，美國和中國分別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分別是世界上的最大的經濟體和居于老二地位的并且要挑戰老大地位的第二的經濟體，美國軍事上在全世界幾乎所向無敵，唯獨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與中國的直接和間接較量中都沒有占便宜。這種特殊關系決定了美國對中國的又利用又防范，又合作又阻礙中國強大的特殊態度，而且最符合美國戰略需要的就是中國內部發生改變，或者分裂，或者產生親美的政府。由于美國有這種需要，于是迎合這種需要的自由派就在中國應運而生。
中國的自由派主要有如下幾類人組成，一是“牛二”，與M時代甚至與整個執政黨有歷史恩怨;二是改革開放中富起來的人的一部分，即使他們與M時代以及執政黨沒有歷史恩怨，但是他們希望能夠像美國一樣，由對財富的占有變成對權力的控制，即實現“資本權力化”，最起碼想希望通過社會制度的改變確保其來路正當或者不正當的財富不會失去;三是親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一定與M時代和執政黨有歷史恩怨，也不一定出于最終奪取權力或者保障財富不失去的目的，但是他們或者受到西方某些機構的雇傭，或者純粹是出于為了國家好的目的，認為西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
自由派在中國影響力不小，控制經濟和話語權，但是在人口中占比例不大，根據他們的精神領袖茅老先生的判斷，頂多5%。也曾經有自由派朋友在某網站上發帖子分析，在中國，中間派占50%，左派占40%，右派占10%。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調查“中國人眼中的民主”》中透露：“如果以左、中、右劃分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間化立場的51.5%，右的8%”。
幾組數字綜合起來，自由派的比例應該在8%，多的時候10%，少的時候5%，自由派與左派、中間派的合理比例應該是1：4：5。
中國的左派絕大多數是普通黨員和民眾，他們基本上能夠與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希望擴大大眾民主，但是不支持自由派鼓吹的西式“民主”;他們擁護和支持改革，但是反對打著改革旗號的少數人瘋狂掠奪的私有化進程;他們支持對腐敗保持嚴厲打擊的高壓態勢，這一點與自由派形成鮮明對比;
兩派都有自己在體制內的代表。
兩派中也都有極端的人，在政治上，“極右派”按照自由派的自己人陳有西的說法就是“沉船派”，而當局對其定義的就是主張“走邪路”的那部分人;對“極左派”， 當局對其定義的就是主張“走老路”的那部分人。極右派主張完全徹底西化，極左派主張完全恢復毛時代的做法，甚至主張回到“文革”。
在經濟上，“極右派”根據自由派的自己人吳敬鏈的說法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孫立平的說法就是“權貴”;而“極左派”是絕對反對和排斥私有化、市場化和任何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東西。
但是，一般的自由派與“極右派”的理念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同樣，一般的左派與“極左派” 的理念也是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
對于“極右派”的勾結外部勢力破壞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做法，好些自由派朋友也不支持;同樣，對于完全恢復毛時代的做法，甚至主張回到“文革”的做法，對不對先別說，很多左派朋友也認為起碼在目前是不現實的，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毛時代的東西很多精華和值得發揚光大的東西，絕對不能丟掉，但是任何偉大的人物只能是順勢而行，走在歷史前列而已，任何英雄都不能創造歷史。當時的毛也不例外。如今時勢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只能是由新的時勢造新的英雄，再偉大的人物只能在遵循客觀規律性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決議》對“文革”的結論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確有值得商榷的空間，但是像毛這樣的當時享受很高威望并且對局面有很強的掌控能力的人物在文革后期對局面的扭轉都有點力不從心(其中幸虧周發揮了很大作用)，像現在，沒有任何人能夠有毛那種影響力再發動一場文革，真鬧起來，如果沒有這種掌控能力，讓國家大亂，可能正中西方敵對勢力的下懷，與“極右派”的做法殊途同歸。
上面是從群體意識而言的，而對于具體的自由派朋友和左派朋友來說，親美親西方還是崇拜毛，則是一種信仰，對于兩派中那些非功利原因的人士尤其是這樣。美國或者毛在他們心目中已經分別成為政治圖騰，在上面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或者說精神寄托。他們分別強力維護自己的信仰，同時又對對方的信仰進行攻擊。
可以這么說，左派的崛起是以自由派的存在作為原因的，是后發制人的，反美的態度的逐漸明顯緣起于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出版發行以及熱銷可以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而在1999年5月9日，美國襲擊我駐南使館，對美國的反感達到了當時前所未有的強度，到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國人對待伊拉克戰爭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而對M的大規模紀念則以1993年前后，M誕辰100周年作為重要起點，很多老百姓在家里重新貼了毛主席的像，還在汽車駕駛室掛毛主席像，當然這種紀念一開始是具有把M神靈化的色彩。而近年來，這種對M的紀念逐步理性化，更多的是有理有據地反擊一切對M的潑污和無恥攻擊。據網絡上透露，曾經有卸任的前政要要求胡溫否定M，而民意就在那里擺著，誰敢公開踐踏民意?這種趨向發展到“飯局視頻”事件的出現，更是出現了大多數人自發地行動起來維護M，雖然在對老畢是否一擼到底問題上意見不一，但是在反對他的做法上面是高度一致的，以至于反M的人也只能在所謂“反對‘告密’”和把此與文革扯上嚇唬人方面做文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事件是左派在M問題上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折點。
美國軟實力最強的是克林頓時代，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也是克林頓時代，那時候的美國奉行所謂孤立主義，不干涉別國的事情，并且給中國人很多的正面形象(當然轟炸駐南使館例外)，很多青年人都崇拜和向往美國，那時候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最有影響力的時候。而從轟炸我駐南使館事件開始，尤其是到了伊拉克戰爭開始，中國的媒體放棄了以前多多少少掩蓋美國的陰暗面的做法，比較完整、客觀、全面地報道美國的事情，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不友好甚至是敵對態度直接把一大批中國人推向了美國的對立面，如果年紀大的人反對美國，自由派還可以賴被所謂“洗腦”的話，那么后來的80后、90后的能夠看清楚美國的真面目自由派就沒有什么可賴的，只能怪美國自己充當反面教員了。
可以這么說，左派對自由派的極端媚美和瘋狂反毛的反擊，是后發制人的，是被動的反應，從“楊公公”制造“三千萬”的謠言，茅某和袁某辱罵M開始，自由派首先在潑污M方面開始進攻;另外，在對美問題上，由開始的遮遮掩掩地專門選美國的優點說并且夸大，發展到現在的公開否定D提出的“四基”。一開始，自由派占主動權，他們稱所有左派是“M左”，稱所有不贊同他們的觀點的是“五M”。究竟有沒有某些地方政府培訓所謂“網絡評論員”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到的更多是像我這樣的被逼出來的所謂“五M”，我從來沒有從誰哪里得到過一分錢，反而倒貼時間、精力和金錢，可以說是從“被五M”到“倒貼一元”，很多所謂“自干五”就是被某些自由派逼出來的。一開始，往往是自由派擺事實講道理，而左派往往給他們扣漢奸、美狗的帽子，而到了現在，情況完全顛倒過來，左派很多人直接到某些作為自由派大本營的網站論壇，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一一反駁某些人的謠言和忽悠，反倒是自由派出現了大量的謾罵特別是非常下流的那種謾罵的現象。
而對于自由派來說更加嚴重的是，這些年來由于他們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大量造謠和忽悠，嚴重損害自己的公信力，就像前些年某些官員公開講假話會造成民眾不相信某些官員一樣，已經產生了“說謊的孩子”效應，由于多次講假話，結果就連他們有時候說真話別人也不相信了。加上廣大“自干五”網友的不斷的“拱卒”式的有效反駁，某些公知已經越來越淪為供人們取樂的娛樂人物。
面對自由派日益被動的局面，某些自由派人物開始扮演成為中間派人物出來調解矛盾，呼吁什么不要撕裂社會等等。其實社會被撕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某些“牛二”自由派的反攻倒算以及他們的無恥媚美和瘋狂反M。其實美國也有優點和值得學習的地方，M作為偉人也有缺點和歷史局限性，但是由于控制話語權的自由派搞極端，左派就只能針鋒相對，堅決對著干，有時候甚至為了“矯枉”不得不“過正”。
自由派的頭面人物朱某勤也許早看清楚這種趨勢，他曾經借用俗話說“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而目前看起來，自由派要“拱卒”也不那么容易了。
左派和右派的矛盾，不僅僅是政見不同的矛盾，同時還是生存和發展的矛盾，有直接的利益沖突。自由派基本上代表富人的利益，左派往往代表大多數平民包括窮人的利益，因此體現為富人和窮人的矛盾。這種性質的矛盾在世界各國具有普遍性，只不過表現的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泰國，在委內瑞拉等國，甚至在美國也有類似矛盾，例如在美國醫改問題上，多多少少代表一部分平民利益的民主黨和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黨的矛盾。
盡管在某些具體的案例中，一些自由派人士也會為弱勢群體鼓與呼，盡管有些富人也熱心慈善事業，但是這更多的是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假如中國的富人在致富以后多關注其他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盡量互利共贏，也許事情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好些中國的富人致富以后，更多的是關心如何去奪取權力，以徹底實現“資本權力化”，或者最起碼打著“改革”的旗號，實現對國民財產的最后的徹底掠奪。盡管他們尤其是某些有跨國資本背景的“買辦資本”利用純粹意義上的民營資本以及廣大民眾對“官僚資本”的不滿，希望煽動徹底否定公有制。但是他們與大多數人的那種根本的利害沖突決定了大多數人不可能與他們站在一起。文革中雖然也有兩派，但是正如M所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而自由派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們代表的那部分人與最廣大的民眾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加上他們的極端親美和反毛，必定讓自己越來越孤立。
對于世界上的文明沖突，有識之士認為應該尊重文明的多元化，對其他文明持包容和融合的態度。
在我們國內，左派和自由派內部的理性人士和有識之士也呼吁盡量達成社會共識，與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一起，推進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我相信這一點會得到大多數人贊同，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最起碼大家首先一起回到《決議》的底線上來(盡管經過歷史檢驗，《決議》有越來越多的值得質疑之處)，這最起碼是左右兩派和當局之間可能存在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自由派尤其是極右派繼續不斷沖撞《決議》的底線，撕裂社會共識，恐怕左派只能繼續來而不往非禮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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