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是一門顯學，那是由于古老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首次碰撞的結果，古與今，新與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進步與落后，世界史上兩個文明遭遇之后的所有可能性都在這里匯聚，自然能吸引眾多研究者的興趣。但稍微了解一下近些年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近代史提供給了研究者們如此豐富的場域，但是他們的研究視點已經(jīng)有了日漸僵化疲軟的趨勢，過多關注宏大歷史層面研究，過于看重文明之間的沖突，過度沉湎于自身的學術傳統(tǒng)等等，反而忽視了近代史中具體而微的豐富場域和跨文化歷史的關聯(lián)。正是在這些被忽略的層面上，劉禾的新著《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沖突看現(xiàn)代世界秩序的形成》顯得極富洞見性。劉禾雖然以主權想象這個宏大議題作為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的核心，考察了近代史中法律、外交、宗教、語言學以及視覺文本中的話語政治，但在處理自己這些議題的時候巧妙地采用了深入歷史肌理的方法，從一個個具體的語詞的延異變化入手，提供給讀者細致入微的觀察、分析乃至融入自我體驗的過程，最終得出的結論也讓人嘆服。這其中，關于“夷”話語的變遷史是劉禾這部著作考察的核心部分。
的確，正如劉禾所慨嘆的，在大千世界數(shù)以萬計的語言文字中，沒有哪個單獨的文字，能像漢字“夷”那樣衍生出如此離奇豐富的歷史。我們回顧歷史教科書，最為熟悉的關于“夷”字的話題應該是“華夷之辨”：古代華夏族群居于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后，因此逐漸產(chǎn)生合于華夏禮俗文明者為華，不合者為夷，或稱蠻夷、化外之民。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演變階段：血緣衡量標準階段，地緣衡量標準階段，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階段。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后，在“華夷之辨”上占據(jù)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才稍占主流。而在近代之后，正是這樣一個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災難時刻。近代以來的“夷”有多種譯法，比如“野蠻人”、“陌生人”、“外族人”等等，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中，這個簡單的字反而有了捉摸不定的含義。在劉禾的考證中，“夷”字最早在國際官方的法律文件中出現(xiàn)是在1858年簽署的中英《天津條約》。這個條約的英文版本中，“夷”對應的英文單詞是“barbarian”，而這個單詞的中文翻譯是“野蠻人”。這種中英文的翻譯是一個有趣的錯位，我們該問“夷”和“野蠻人”是對等的精準的翻譯嗎?如果不是的話，該如何解釋這個詞的產(chǎn)生?這些疑問歸為一個問題就是，將漢字、羅馬發(fā)音和英譯捆綁在一起的“夷/i/barbarian”這個特殊的衍指符號是如何產(chǎn)生的?
何謂衍指符號?這是劉禾的這本著作中最為核心的一個概念，指的“不是個別詞語，而是異質文化之間產(chǎn)生的意義鏈，它同時跨越兩種或多種語言的語義場，對人們可辨認的那些語詞單位的意義構成直接的影響”，它“扮演的是(在語言和語言之間進行)轉喻思維的角色，它引誘、迫使或指示是現(xiàn)存的符號穿越不同的語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號媒介進行移植和散播”。正因為如此，衍指符號提供給我們豐富的啟示或者誤讀的可能，比如“夷/i/barbarian”這個衍指符號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出現(xiàn)，正是因為它的意義的含糊性，“夷”字才遭到的禁止。但是我們該追問這種意義上的模糊是怎樣產(chǎn)生的?英國最先提出抗議文本中出現(xiàn)的“夷”字，是因為它們認為這個字是“野蠻人”之意，而中國官員卻給出了不一樣的說法，這就是上面我們提到的“夷”字的地緣政治解釋：中國古代典籍中，南方謂之蠻，東方謂之夷，西方謂之戎，北方謂之狄，自古至今，南蠻、東夷、西戎、北狄這樣的稱呼是習慣性的用法，并不含輕蔑的意思。事實上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西方貿(mào)易交流的翻譯中，“夷”字對應的只是“foreign”這個單詞，指稱“外國人”而已。從“foreign”到“barbarian”，從“外國人”到“野蠻人”，這之間的微妙變化，或者說英國人對清政府這種符號上有意的誤讀給他們即將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據(jù)。我們在清政府官員和英國官員對這個“夷/i/barbarian”衍指符號的爭辯中可以察覺到，這種翻譯行為其實并非簡單的對等行為。我們總習慣性地把翻譯過程描述為一方到另一方的信息傳遞或對話，但是這個過程中并非我們習慣性理解的主體間性的平等的交流模式。比如對“夷”字的理解，本來可以有一種理解方式就是“foreign”，這種交流模式下，我們說“夷”的能指和“foreign”的所指之間的關系是安全固定的，但是一旦所指變成“barbarian”的時候，能指與所指之間變成了一種敵對的關系。英國人操縱了這種翻譯行為，反而蠻橫地用“barbarian”重新解釋和定義了“夷”的含義，對其進行遮蔽之后，用這種新的定義污蔑中方譯文中本不存在的所指。
你也許會說，英國人會如此在意一個簡單的詞匯的翻譯行為么?事實上，替他者命名，令其臣服，往往是殖民統(tǒng)治中的慣常敘事，正如劉禾所言：“歐洲人關于‘野蠻人’的殖民話語，就是起到指示態(tài)稱謂的作用，它把殖民地的人命名為‘野蠻人’，并以此建立和鞏固自身的主權地位。歐洲的各個帝國把美洲土著人和歐洲以外的種族叫做‘savages’(接近‘畜類’)或‘barbarian’，在認識論上維持了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級，而歐洲人的文明等級的普遍秩序所依據(jù)的標準是種族、文化、技術、語言和所有權等。”這就是說，英國人對“夷/i/barbarian”這個衍指符號產(chǎn)生焦慮的真正根源，來自他們所熟悉的殖民話語以及這個話語可能被倒錯的危險，他者的語言可能成為英國人的自我鏡像。正如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言，給別人制造恐怖的人，往往首先恐嚇他們自己。他們一手制造了“夷/i/barbarian”這個衍指符號，反而使其陷入自我焦慮的認知困境。
我認為，劉禾在這本著作中頗具創(chuàng)見性的就是提供給了我們一種新的研究歷史的視角，融合了西方的符號學、語言學、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理論，并用這種理論嘗試性的觸及到我們的歷史的深層，從最具體的細微的語詞的角度重新詮釋近代史中中西文明之間的沖突，帝國之間的碰撞。閱讀帝國，有時候不一定非要通過分析偉人和戰(zhàn)爭等宏大歷史事實，從很不起眼的一個個語詞的角度分析歷史，反而可能產(chǎn)生一種出奇不意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有時候，小語詞也能撼動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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