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多年“中國飯”的美國“中國通”沈大偉突然開始砸中國的鍋了！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長文，斷定“CCP在中國的統治已開始進入殘局（endgame）”，一時輿論嘩然。沈大偉素來以對華態度友好著稱，還曾經批判過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突然調轉船頭發表與章家敦類似的言論，連美國學界都無所適從了。在4月份的公開演講中，沈大偉趕連忙辯稱，“中國崩潰”的字樣顯然是小編們的標題黨行為啊。接著，沈大偉又花了一個小時闡述了他眼中的中國的十個問題，觀點平和了很多，但唱衰的調子是不變的：CCP領導不會超過20年。
沈文的發表已經引起了國內諸多的關注和討論，有中國智庫學者撰文《是終結所謂“中國崩潰論”的時候了》指出，中國知識界、企業界和媒體界應設立一個“不受中國人歡迎的海外學者名單”，而不是繼續縱容將這些惡意詆毀中國的學者視為座上賓，允許他們吃著中國的飯，又砸了中國的鍋。
然而，筆者認為此議并不妥當。“中國崩潰論”可能會傷害中國人的感情，但未必傷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國防政策顧問白邦瑞最近在其新書《百年馬拉松》中爆了一個料：從1955年開始，中國就在毛澤東的親自安排下，啟動了一項長達百年的戰略忽悠計劃（StrategicDeception Program），在世界上廣泛傳播中國窮困、落后、不關心外界的形象，忽悠歷屆美國政府，使之輕視中國的威脅，便于中國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墻腳。這種腹黑的觀點充滿互聯網思維很博人眼球，但這種觀點僅僅是大膽假設。中國古代倒是不缺乏這種裝弱的戰術，孫臏減灶就是一例。孫臏通過減少行軍途中灶臺的方式，成功地忽悠龐涓相信：齊國將士是名符其實的膽怯，戰爭沒開始就跑了十分之七了。結果自然是龐涓大敗。
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真的這樣戰略忽悠了嗎？筆者認為白邦瑞的判斷并不靠譜。如果中國真有這項長期計劃，那么中國就不可能這么努力砸錢舉辦奧運，向外界展示一個組織力驚人、欣欣向榮的“天朝”。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后，許多歐美觀眾從內心里已經默默把中國，至少是北京，納入了發達世界。這樣一種心理效果，和“戰略忽悠”背道而馳。
但是，傳說中的“戰略忽悠局”未必不存在，只不過其構成人員可不是張召忠“菊座”這樣的體制內干部，而主要是體制外的志愿者：一類是習慣于批評中國發展、唱衰中國前途的國內公共知識分子，一類是美國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其實，只要沒有即時危害性，言論本無禁區，正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理越辯越明，不管是“公知”還是“五毛”都可以為國家建設提出寶貴建議。但是，言必稱外國以及不憚以最壞惡意唱衰中國的論調最終卻演變成一顆明亮的煙霧彈：“TG越來越不得人心了”。墻里開花墻外香，這種調子很容易被國外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們吸收。雖然章家敦十多年來一直強調的“中國要崩潰”、“中國明年一定要崩潰”的論調一錯再錯淪為學術笑柄，但樂此不疲的后繼者還是一抓一大把。國外內戰略忽悠者的合力下，一幅有趣的圖景展開：中國越是走上升通道，戰忽志愿者們越是唱衰中國，結果就是不斷地擾亂美國對中國真實意圖與執政能力的判斷。在本刊《亞投行：山姆大叔，我們不約》一文中，我們就提出，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的誤判，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于一部分唱衰亞投行的磚家們對于美國決策層的干擾。而這樣的例子顯然不止于亞投行。金燦榮教授有言，中國的公知們以自己的刻薄、淺薄掩護了中國的戰略崛起，良有以也。
從這個意義上，吃飯砸鍋的行為怎么會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呢，這簡直是在幫著中國搞孫臏減灶嘛。我們完全可以說，吃我們的飯，讓沈大偉們去砸鍋吧。但是，為什么幾十年來戰略忽悠局成員前仆后繼甚至還在發展壯大呢？歸根到底，可能還是因為思維囿于政體決定論。近期，王紹光教授出版了《中國政道》與《中國治道》兩本書，系統地批判了政體決定論。王紹光認為，“作為一種典型的西式思維方式，政體思維認為政體是最重要的”，持政體決定論的學者們很線性地認為，只要中國一天不是他們眼中的自由民主政體，那么中國就一定會崩潰。王紹光認為，政體思維有三大缺陷：“把全方位觀察復雜的現實化約為只看一兩個簡單的指標，或幾個簡單的標簽，如‘民主政體’、‘專制政體’；重形式，輕實質，認為政權的形式決定政權的實質；因為只關注一兩個指標、只關注形式，政體思維很容易忽略政治體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變化，導致用靜止的眼光看變化的現實。”簡言之，政體思維是將原本復雜、動態的政治實踐形式化、簡單化、凝固化的偷懶思維。
正如王紹光所言，真正注重治理實效的歷代中國思想家們對于政治的探索從來不愿意囿于政權形式，因為政治實體的空間規模、人口規模不同，政權形式可能大相徑庭。比起政權形式，中國的政道思維更愿意重視治國理念及治國方式等實質問題。舉個喜聞樂見的例子，很少有國家能像中國政府一樣，在看到廣場舞對于日漸碎片化人群結構有重聚作用時就不失時機地推廣標準化的廣場舞，類似這種寓教于樂的治理理念是極為寶貴的中國經驗。但是，西風東漸之下，很多學者對于政體形式的追求熱情大過了探討大國治理中的真實問題的熱情，對于中國發展成果的集體失明歸根到底是一種不自信。因此，要真正激活這種“存在于我們基因中的政道思維方式”并不容易。
而要讓外國人用中國的思維方式看中國、看世界就更加不容易了。但如果“中國通”們不能站在中國政治思想傳統與中國具體國情視角考慮中國問題，那么終究還是“不通”。站在中國視角考慮中國問題當然不是一味講中國好話，但反過來，一句“忠言逆耳”也不能正當化所有對中國的論斷，如果對中國的評價還是停留在二十幾個不同版本的“威權體制”上，那不僅是對中國認知的滯后也是智力上的懶惰。當然，白宮里還是不乏明眼人，對于沈大偉的言論，美前外交官斯蒂芬·哈納在福布斯中文網撰文駁斥說，“如果有人在中國長時間待過或在中國定居，而且堅持閱讀中國報刊，收聽中國廣播節目的話—就像我一樣—他就會感覺到一場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正在空氣中醞釀。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場變革的普遍感覺是滿意和充滿信心”，“我堅決反對沈大偉文章的結論，我認為那純粹是孤陋寡聞的體現”。是啊，逆市下注或許會一夜成名，但無視中國的發展成果無疑是一葉障目。政體決定論忽悠不了中國的決策者，那最終只能是忽悠美國人自己。對于這種忽悠，我們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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