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恒均在視頻問題上的理性趨向值得肯定
――兼談尋求社會共識的必要性
楊恒均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公知，自稱“民主小販”，在視頻事件發生后，在自由派一邊倒地挺畢的情況下，他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雖然他的聲音同時受到了來自一些左派和右派的拍磚，而且他的觀點本人也并不是完全贊同，但是我覺得在他的帖子中表現出來的超越自身傾向性的相對比較理性的趨向值得肯定。
在一長段時間站隊方式的激烈對抗以后，最近在左派和右派中都出現了一種相對比較理性的“求同”趨向，雖然還沒有成為主流，但是卻是一種很有發展前途的趨向。
在左派中，在最近發生的兩件事上能夠超越傾向性，表現得比較理性，比如對柴靜的片子，盡管明知道她的動機是為了推進能源的私有化，但是沒有因為這樣就否定她關注環境保護問題的正確和合理的部分。又比如對區伯的事情，盡管很清楚少數右派大做文章的動機是借此挑起民眾與政府的無條件對抗，以從中漁利，但是對于有關部門可能存在的不當做法，同樣發出質疑的聲音。
在右派中，有幾位代表人物最近的態度也很耐人尋味。
一是中國青年報曹林在題為《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同，就無法對話》的文章中說：
“與體制內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對應的是，網絡輿論場中流行著一種對立的態度，就是‘越右越正義’。對國家和政府越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在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上走得越徹底，越會喊自由民主的口號，越容易被打扮成正義的‘斗士’，受到部分網民的追捧和歡呼。在這種‘越右越正義’的氛圍中，甚至連殺警察的楊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二是陳有西在題為《對改革最大的威脅，來自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文章中說：
“我覺得對改革最大的威脅，來自于極左勢力，他們反對一切改革，甚至主張回到文革。對改革的第二大威脅，來自于激進的極右派，他們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補船，而是希望船早點沉掉。”
三是孫立平在題為《系統清理權貴惡政才是改革出路》的文章中說：
“要注意到，權貴集團作為整體行動的能力并不強，但形成整體意識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強的。特別是在追逐個人利益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充分的發揮。這時，歷史性選擇的關口出現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滿陷阱。前一段時間，我就在講兩個陷阱，左陷極權，右陷權貴。為了壓制住權貴集團，很容易走到極權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權貴占了上風，很可能又是一場對社會和民眾財富進行掠奪的戰爭。無論哪一種，結果都不堪設想。”
由于這幾位的自由派立場，要求他們完全客觀公正評價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能夠這樣表示態度已經非常難能可貴。如曹林的對“對國家和政府越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的做法的批評。如陳有西對極右派的沉船的做法的反對。又如孫立平對“右”與權貴之間的關系的認定，都是很有標志性意義的。這些話，如果出于其他人口中，肯定被自由派罵成“五毛”，但是出于幾位自由派的重量級人物口中，意義就不同了。
在中國的兩派中，右派由于占據話語權，對國家政策的決定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但是左派以及受其影響的中間派占大多數，常常可以讓右派很多事情做不成，右派夢寐以求的某些東西已經喊了很多年，為什么就寸步難行?就因為大多數人不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對不跟他們走的大多數人大開罵戒，但是大家對此不理睬，于是只好大家耗著。
其實無論是什么樣的制度的國家，都會出現這種群體利益沖突的問題，根本的解決方法在于，認同彼此的重要關注和核心利益，并且作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才可能達成社會共識，收到共贏的效果。
楊恒均在他的題為《央視應續用畢姥爺的13條理由》多多少少也表現出超越傾向性的理性趨向。下面摘錄他的文章的部分段落并且進行簡單評論：
……
“有不少網友抬出了美國憲法，說在美國是可以批評甚至辱罵華盛頓的，還舉了一個媒體的例子來說，從而引出言論自由，這當然沒錯，我也常常借題發揮，但用在畢姥爺身上就不恰當了，因為迄今為止他沒有被起訴，也沒有觸犯法律啊。他如果被開除，也不是因為違法吧。”
“畢福劍被央視辭退或者冷藏起來，也不是因為他的違法，而是他違紀。那些引用美國憲法允許批評攻擊領導人的應該知道，美國政府雇員受到紀律約束，對過往與現任最高領導人不能出言不遜與頂撞，否則一旦曝光，基本都得辭職走人，美軍駐伊拉克司令就是這樣辭職的。”
“央視是政府的‘媒體’，是納稅人錢養的，所以不能算是西方意義上的媒體，受薪人員也需受到約束，這也是職業道德，正如公司雇員如果頂撞老板，會走人一樣。所以說，很多人引用為畢福劍辯護的美國言論自由的例子這里并不合適。他們試圖從法律、紀律與職業道德、道德(告密者)方面為畢姥爺辯護，卻不知道畢姥爺引起的最大風暴是：政治層面。”
……
“我們看到，一旦牽扯到政治層面的大是大非，法律、規章甚至個人品德，一下子都要靠邊站。即便拿那些東西做辯論工具的，也只是利用而已，他們其實心中早就得出了結論——那結論是根據這個標準得出的：這哥們到底說了什么，他說的事是不是對的?當你不認同一個團體(或國家政權)時，你自然不會遵紀，甚至不愿守法。你只關心：他是不是和我觀點一樣?”
“可因為政治層面不能夠暢所欲言，有人就從“政治正確”出發借用法律、規章、和人品做武器，甚至有所歪曲，這個不應該。評論一度全部偏差到“告密者”身上，其實畢姥爺這件事和告密沒有太大關系，中國深受告密之害，但作為央視名嘴，參加外國人在場的活動，別說中國，就是美國和澳洲，也不能算是私下場合(這也屬于入職協約一部分)，我今天專門就此請教了澳洲政府部門的朋友。拍攝者公開了錄像而不是去告狀，他也許想不到是這樣的結果。”
“一些評論者陡然把評論焦點引到‘告密’者身上，且引起了共鳴，但我可以理解很多人發現畢姥爺原來是‘我們一伙的’而生出了保護他的愿望，可你也不能就此把一位揭露央視記者內心世界的‘真正英雄’一下子打成告密者吧?如果他拍攝的是一位五毛的‘丑態’從而讓他身敗名裂呢?如果他拍攝了長期在央視不敢說真話的畢姥爺從而引起了熱議并最終導致重評LBY的呢?”
“告密者的前提是你已經否定了那個東西的合法性，討厭那個機構，保護好人。但如果是在一個合法國家與機構里為政府和人民工作，在一個外事場合談論此事，被揭發出來，那叫告密嗎?那么，揭露貪污腐敗的人叫告密嗎?保護好人重要，也不能過度使用“告密者”。我們要保護好人，但不能使用讓他們閉嘴的方式保護他們，明白嗎?意思是：過分丑化告密者，有可能讓我們放棄了改變滋生告密者的土壤。
“很多想保護畢姥爺的人陷入了一個悖論：他們首先不承認ZF,鄙視央視，可他們卻想盡一切辦法，希望一輩子都在央視呆著，只說了這一次任性話的畢姥爺繼續留在央視!這種對央視的鄙視與崇拜，跟很多人一邊罵腐敗一邊希望自己去當官搞腐敗一樣，反應在評論上，就是矛盾百出。如果你真要保護、愛護畢姥爺，你干嗎那么希望他呆在那個受到紀律與職業道德約束的地方?”
……
楊先生最后認為，畢沒必要對大眾道歉，并且希望央視留下畢姥爺，以告訴美國人：我們的自由比你們的更人性化!同時呼吁“政府要盡快尋求到民眾普遍認可的合法性。”
他在后記中提到
“在每一條下面，都有分別來自左和右、支持畢姥爺和反對畢姥爺的激烈點評甚至辱罵，看到最后我突然發現，幾乎沒有一位愿意看完我全部十三條再評論的，而且一個比一個說話更狠、更惡毒。”……“——莫非這些‘網友’正在用自己極端低下的品格與偏激的觀點，來證明當今政府已經有了‘合法性?難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臥底‘、水軍?”
對于楊先生后面的觀點咱就不評論了，楊先生在自由派中也算是有影響的人物，但是他只不過是說出一點點與其他人的不同觀點，或者只是指出不應該采取雙重標準，居然在自己人陣營中也受到謾罵和攻擊，這么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韓寒和周小平的遭遇了。
不過，既然楊先生敢于把自己的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大逆不道的觀點發表出來，說明他已經對此有所準備。不用擔心他。
我的觀點從來是對事不對人，不管上述那些自由派領軍人物的態度變化是根本性轉變還是策略性退卻，只要是對減少兩派無謂扯皮，有利于盡可能達成社會共識的，我們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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