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臺灣地主招誰惹誰了？
“畢老biang”在視頻中當唱到“解放區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的時候調侃說：“地主招誰惹誰了”?
“地主招誰惹誰了”?
這個問題應該由歷史來回答。
改革開放初期，全部的“四類分子”一風吹，這本來是出于讓這些人及其子女放下歷史包袱，為改革開放出力的初衷的。后來，其中一部分人發財以后，開始了瘋狂的反攻倒算，歪曲歷史，美化地主，并且以此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以及整個中國革命歷史。“畢老biang”的“地主招誰惹誰了”?其實就是這一思潮的產物。
從微觀層面，也許很多人能夠舉出很多開明地主的例子，就算是我本人，祖父和外祖父也是地主，而且是工商業兼地主，父母親也因此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斗爭。而我的外祖父卻是上了當地歷史的“開明士紳”，前些年的當地黨報還專門報道過他的事跡，在百度上還可以搜索到他曾經給當地老百姓造福的事跡。
然而，在宏觀層面，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國共兩黨卻都先后進行了土地改革，都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說到這個，也許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又會拿臺灣的“和平土改”來貶低發生在大陸的土改。其實，由于歷史背景不同，兩黨的階級基礎不同，因此采取的方式不同也是正常的，兩者沒有多大可比性。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的分裂的原因之一，就是國共兩黨在對待地主的態度方面的分歧，作為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國民黨是不能容忍對于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侵犯的，這么一來，就失去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的民心，最后被趕出了大陸。
到了臺灣以后，國民黨政權總結和吸取在大陸慘痛的失敗教訓，使之清醒地認識到，為了在臺灣能夠真正站穩腳跟，就有必要對臺灣的社會經濟關系，尤其是農村中的土地關系，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建立一個支持其統治的社會基礎。
蔣介石到臺灣后，認真總結了在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在研究了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大陸的土改政策后認為：太平天國以絕對平均主義均田，是農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大陸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土地財產”，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決定在臺灣實行溫和的社會改良。
當時臺灣的土地制度極為不合理，土地分配嚴重不均，56.01%的耕地為只占農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剝削也極其殘酷，其苛重程度一般達到農民收獲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80%。為維持其在孤島的政治統治，在當時“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策動下，國民黨當局從1949年起，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了一場較為徹底的土地改革。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時期一直無法進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夠在臺灣推動，主要是由于他們是從大陸逃到臺灣島的“新客”，與當地的封建地主階級沒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僅不會損害到統治者的經濟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強和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
這次臺灣土改分三步依次推進。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第二階段的“公地放領”。第三階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數額，超過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購轉賣給尚未獲得土地的農民，地價按耕地正產品的2.5倍計算，以實物土地債券(占70%)和公營企業股票(30%)作為補償。
由于當時的中共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必須要代表最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這必然要觸犯封建地主的利益，并且由于國民黨敗退臺灣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成為封建地主的后盾，例如，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就曾經多次組織地主還鄉團對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進行瘋狂報復，還鄉團是尾隨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地方反動武裝。由國民黨網羅從解放區逃亡到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地主.惡霸分子組成。
因此，在階級斗爭非常尖銳的時期，大陸的土改中對地主有一點過火現象是正常的，而且黨中央也及時發現并且給予了糾正。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割斷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只說地主被過火打擊的方面，絕口不提一部分地主在國民黨殘余勢力支持下對新政權的對抗性行動，完全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而國民黨敗退臺灣以后與當地的封建地主階級沒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僅不會損害到統治者的經濟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強和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加上同樣有武裝力量作為后盾，臺灣的地主也不可能像當年的大陸的地主那樣反抗，加上國民黨的土改也沒有對臺灣地主的根本利益傷筋動骨，而且臺灣的土改還讓一部分地主最終進入了工商業界，因此能夠和平進行是正常的。
然而，不管是在大陸的共產黨，還是敗退臺灣的國民黨，都進行了土地改革，都動了地主的“奶酪”， “畢老biang”你說地主究竟招誰惹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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