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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農民反腐記》第二章

梁倫生 · 2015-04-0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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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宣傳國家政策 嚴遭政府打擊

  黃國卿、陳勇明、鐘樸全等都是有文化、懂政策、愛抱不平的中國農民!在正常的社會體制內是好人;是值得贊揚的人物。但是,當社會嚴重扭曲時,卻是不守本份、多管閑事的不法分子;是刁民。因此,也是政府打擊的對象!

  這樣的評語,既不夠突出黃國卿等人的性格和特征,又空話無憑。事實勝于雄辯!《減輕農民負擔》是中共中央國務院1993年7月就頒布實施了的政策。但是在黃國卿的家鄉——三甲,卻到1996年8月還沒有落實減負政策!不但沒有減負,反而,農民負擔逐年加重!因此,黃國欽等人由此而對當今的父母官感到很是失望!立志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維護農民的利益。于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事,東奔西走,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中共婁底地委 婁底地區行署《關于切實加強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婁發[1996]第24號”文件。當時高興得跳了起來!黃國欽等幾個農民齊聲大呼:“我們找到尚方寶劍了”!“我們找到尚方寶劍了”!

  回到家之后,家鄉的農民更是奔走相告。三天之內,附近各村就有數以千計的農民代表來找黃國欽看這把尚方寶劍——“中共婁底地委 婁底地區行署《關于切實加強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婁發[1996]第24號”文件。因為這個文件是1996年7月17日頒布實施的,所以,農民將此文件譽稱為《7.17減負文件》。

  從此,三甲農民就開始了極不平凡的日子,悲喜交集!喜是農民獲得了《7.17減負文件》這把尚方寶劍;悲是黃國欽等30多位參加《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民代表被當時的基層政府,關進了“高墻”之內!強嘗了牢獄生活。追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響應了黨中央政策——《減輕農民負擔》的號召!下文是湖南省漣源市檢察院查明減負活動的農民骨干之一——鐘樸全的犯罪事實:

  “漣源市公安局已偵查終結,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移送本院起訴,現查明: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被告人鐘樸全在財溪小學參加了由黃國欽等人組織召開的關于要組織發動群眾游行,減輕農民負擔,宣傳婁底地委、行署七月十七日下發的《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7.17文件”)文件精神的會議。會上,被告人鐘樸全被確定為金竹村代表。會后,被告人鐘樸全與本村的鐘少和將“7.17文件”附有煽動性的編者按全文抄錄貼在金竹村。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許,被告人鐘樸全與黃國欽、黃楚祥等人發動、組織、指揮約二千名群眾在財溪供銷社集合,以減輕農民負擔為由開始非法游行。當非法游行隊伍至馬埠橋村時,三甲鄉政府干部極力教育、制止,被告人鐘樸全等不聽,繼續指揮非法游行,沿途播放錄音,大放鞭炮。十一時許,非法游行隊伍到達三甲鄉政府機關,有的在機關院內長時間燃放鞭炮,有的謾罵鄉政府干部。整個機關院內烏煙瘴氣,直到下午四時左右,群眾才慢慢地散了。嚴重影響三甲鄉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達五小時。”

  ……

  上面是官方所列出農民骨干鐘樸全的犯罪事實,雖然完全與真實事實不符,但仔細一想,實際上是政府在打政府的耳光!人們要問?中央既然有“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作為基層政府本應作宣傳,應當讓農民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更何況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還是1993年就頒布實施了的,到1996年,已經3年多了!基層政府為何還沒有落實執行!難道是保密文件嗎?回答肯定不是。

  因此,可以這樣下結論:只有被扭曲了的基層政府才將中央政府的政策進行保密而不敢作宣傳的;農民奔走相告,自發進行宣傳黨的政策,既減輕了政府的執政成本;又體現體現了政策合符民意!人民才歡欣鼓舞。何樂而不為?再有,農民宣傳國家的好政策,不分青紅皂白,就以“莫須有”的罪名,隨便將人抓進監獄的行為,體現了基層政府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既體現了各自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集團害怕農民揭穿其真實本質;又體現了腐敗行為的公開性;特別是能激化干群矛盾!引起惡性群體事件的發生等等,更是暴露無疑。

  第一節 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個村民組織宣布成立

  1996年,是我們三甲農民苦難深沉的一年,當時的漣源市政府、三甲鄉政府對黨中央、國務院、湖南省委的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以下稱減負文件),不但置若罔聞,不理不睬,不但如此,反而在原有農業稅、其它稅費、鄉村辦校費、優扶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費、鄉統籌、村提留、教育附加費等幾十個項目收費,在原有的基礎上加碼后;又攤派了農林特產稅(沒有任何特產也一樣收費)、水費(天上落的、河里流的水都要收費)等等幾十項收費。特別是亂征收、亂集資、亂罰款的“三亂”現象更是讓農民的負擔難以承受!

  例如:漣源市政府以修“婁漣高等級公路”為名,進行集資。而這樣的集資是沒有通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四大家批準的情況下,進行強制性收費的,即按漣源市戶口上人口數,每人集資40元,并且要連續集資3年的款,也就是120元每人;三甲鄉本來就有一所中學——財溪中學,可三鄉政府領導,不管老百姓有無資金承受能力,有些農戶家能買鹽的錢都沒有的時候,卻要大搞形象工程,進行亂攤派、亂集資。以修建“三甲學校”為名,也在沒有通過地委、婁底地區政府、婁底地區人大、婁底地區政協四大家批準的情況下,向每個學生每期收40元,每個村民每年收30.6元,并且,要連續收3年,也就是說:農民家有子女讀書,讀書的學生每人3年內要交211.8元錢,家里沒有小孩讀書的每人也要交91.8元;計劃生育方面的費用更是不勝枚舉;特別無聊的是計劃生育,對15歲以上的女學生及未婚女青年,每3個月必須要進行一次受孕檢查,如果未按時檢查,不管你人在廣東還還是內蒙;北京還是深圳。就要罰款500元,無現錢交罰款,就以物品兌現抵罰款!農民有話無處說;有冤無處申。便引起了三甲農民群眾的普遍不滿和極大的憤慨!

  因此,蔣和喜、黃國卿、黃文祥等農民代表,非常看不慣這樣的亂收費行為!就多次向鄉政府呈請要求“減負”的報告。可均告石沉大海。

  三甲農民群眾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黃楚祥、蔣友明、陳遠清、陳嚴夫等很多農民要求響應黨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號召,紛紛要求在三甲鄉內成立一個臨時村民組織,以便監督基層政府作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因此,財溪片17個村的農民群眾,自發起來共推選40多名農民代表。決定成立三甲鄉“協助政府減輕農民負擔臨時理事會”。

  1996年8月27日,三甲鄉財溪片17個村的農民代表40多人,在財溪小學召開第一次關于“減輕農民負擔”農民代表“協助政府減輕農民負擔臨時理事會(簡稱為協減理事會)選舉大開會。會議由黃國欽、蔣和喜主持,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民主選舉方式,選出蔣和喜為理事長(會長);黃國欽為副理事長(副會長);黃楚祥、蔣友明、陳遠清、陳嚴夫、黃文祥等為管理干事。負責組織“協減理事會”人員進行監督地方政府,執行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方面的宣傳、政策落實、執行政策等工作;監督“三亂”收費的檢舉、舉報、清算和清退等工作。

  第二節 農民談減輕農民負擔

  三甲鄉“協減理事會”宣布成立后,蔣和喜、黃國欽就擔當起了這一重大責任,并立即履行了本職工作,展開活動。“協減臨時理事會”決定:1996年8月28日,在財溪供銷社召開財溪片區17個會員村的村代表會議,會議由蔣和喜、黃國欽主持,會議精神主要討論研究,如何進行宣傳“婁底地區行署《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文件,當時被稱之《7.17文件》的精神”。會上,黃國欽作了《墻倒還須眾人推——農民談減輕農民負擔》的報告。黃國欽說:“農民負擔過重和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已日趨明朗,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它已經成為我們黨和國家這個大肌體中的惡性腫瘤;成為社會進步和深化改革開放的花崗巖城墻。占我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特別是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已是‘牛老車破’路濘泥,喘息維艱苦。而不少中下層政府官員曲解改革開放,充當起坐碼頭的地頭蛇。以至于有群眾說出了這樣的順口溜:上正中斜下打搶,國窮官富民遭殃;又說:‘一怕老鼠夜晚吃秧,二怕干部白天下鄉’等等,不勝枚舉。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們于黨的宗旨、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由此而產生的副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以至于地方已經出現縷縷烽煙。所幸我們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構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并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和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說:幾年前就提出了減輕農民負擔,并逐步設立了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各大報紙連篇累牘,電視也三令五申強調減輕農民負擔。但遺憾得很,講的是講的,做的還是做的!相反,有些方面我們農民是落雨擔稻草——越擔越重!比如農民負擔的一個支流:子女讀書的學費問題而言,我們財溪學區近兩年收學雜費的標準是:1992年上學期1—6年級是42—45元,初中120—127元;1992年下學期是1—6年級是60—65元,初中120—130元;1993年上學期1—6年級是80—90元,初中140—160元;1993年下學期1—6年級120—125元;初中180—210元。還有接二連三附加費:如補課費、報名費、試卷費、監考費、計外費(升學考試差1分交一百)、報刊費、班務費課桌折舊費、違反校規費、捐贈費、電影費、衛生預防費保險費、集資費等等。真可謂種類齊全,創收有方。附加費項目中少則少則幾毛,多則上百,加起來一個學生多的要負擔附加費近兩百元。”

  黃國欽說:“上述種種,致使我們一個小小的行政鄉,七到十四歲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的失學學生就達300多人(據初步統計);去外地(新邵縣,因該縣的學雜費是按省標準收)借讀的近100人。”

  黃國欽說:“文盲——這片民族素質領土上空的烏云,長此以往,將籠罩越來越多的地方。”

  黃國欽說:“又如一此社會負擔也是減而不輕,換藥不換湯(這里不需要一一陳述)。所以,我們一度對報紙和電視臺所報道的這方面的文件和文章報以白眼、嘆息;繼而呻吟、沉默;偶爾發出幾聲罵娘聲。”

  黃國欽說:“然而,事實說明,電視和報紙乃至一些紅條文件,從有的方面確實不能很好地解決一些問題(因為有些人寧可要錢而不要上級黨和政府的領導,不要黨風政紀,不要黨群干群關系,不要天理良心);農民罵幾句娘那就根本不能解決一點問題(因為有些人要錢而可以不要娘,不要臉)。令人遺憾,更令人擔憂。船和水的關系,幾千年前就有人明白,可幾千萬后的今天還些人不理解這個道理;見利忘義,活的(人)被死的(錢)奴役。怎么辦呢?絕對不能讓國家肌體中的毒瘤細胞繼續擴展。帶著這個問題,我們產生了一個想法,并麻起膽子做了一些嘗試。結果表明,效果頗佳。就是說,欲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地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指令得以實施,我們農民必須給予有力的配合。從而督促中下各級政府落實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地有關指示精神。其根本的辦法在于治標必先固本。我們農民必須建立起自己的組織——農民協會。否則將不怎么理想。并且,最好是屬省級以上直接領導。因為中下各級政府所建立的減輕農民負擔機構,在好些方面得看該級政府官員的眼色行事。大多數的減輕機構實際上都成為該級政府的附庸,有的甚至是瞎子的眼鏡——裝門面。若說聳人聽聞,且讓講段故事:在農民負擔過重,特別是子女就讀的學雜費以百分之五十的幅度猛漲的時候,出于中國人的義憤和氣節,基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遺傳基因;也出于救生欲的本能。我們鄉七十多個學生家長相約于1993年9月3日開始,組織了‘財溪鄉學生家長協會’(后改為‘財溪鄉學生聯盟’并于同年11月3日自行解散)。‘協會’建立后,他們以協會的名義向鄉、市送了三次提出要求和意見的報告(報告泥牛入海)。在送報告沒有多少作用的情況下,他們以不犯法,不越軌為前提,組織了三次到鄉、區政府的上訪。第二次上訪人數達千人左右(大多數為聞訊趕來的群眾)。同時我們他們還組織了答辯小組,在鄉區政府的會議室里,他們使出黨中央、國務院及省、地區政府有關文件精神和他們的實際困難,在筆桿子和桌面上見真章。幾個回合下來,他們全鄉清退了多收、亂收學費17萬多元;改革了教育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現象;從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他們鄉的教育事業;改善了部分黨群干群關系。發始組織‘協會’時有人問題:‘你們有沒有省以上政府官員做靠山?’答說:‘中央有,國務院也有。’驚問:‘誰?’笑答:‘朱容基嘛,’是的,他們退回了十多萬元款,是朱容基給了他們尚方寶劍。在組織‘協會’時,有一干部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向上面提嘛。不準搞群眾組織,否則要犯法的,到時要追究法律責任!’他們回答說:‘你們一方面不執行上面的指示,另一方面我們多少村送來了多少份意見和書面報告,你們都不知道(你們機關領導根本是沒看),這又叫我們怎么解釋呢?說我們搞群眾組織沒有批準是違法,要是我們申請來批辦手續,你們會批嗎?我們搞自發組織,雖然不合某些法規,但我們的方向和動機是督促你們執行上面的指令,把國家搞好。不是說你們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嗎?主人怎么不可以監督仆人呢?況且,林沖一逼上梁山,是高俅父子的罪過嘛!’在清退回多收亂收的學費后,有群眾這樣評說:退回十多萬元還是小事;重要的是:以后我們的父母官,不再敢視我們的為刀俎之肉了;也不敢把上面的紅頭文件壓到抽屜的最底層了。他們在答辯清退過程中,居然有市級減輕辦的負責人和教育系統的個別領導人聯手對上面的指示精神大摻砂子,七打八扣,形同市井商販(這里不宜細細陳述)。還有些中下級政府官員欺上瞞下,作些文件給上面看,不讓群眾看到;還作些文件給群眾看,不讓上面看到。里應外合,暗渡陳倉!”

  黃國欽說:“要根除這個惡性腫瘤,我們認為要讓直接受害者——千千萬萬的農民站出來說話;廣泛地監督中下級政府機構切實、及時地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及省、地區的有關指令。但是,這中間有堵墻,還須眾人推。”

  農民代表們聚精會神地聽完黃國欽的報告后,時間已經不早了。但大家還是抓緊時間討論通過了:1996年8月29日,具體宣傳《7.17文件》的決議

  第三節 宣傳《7.17文件》初見成效

  1996年8月29日,“協減臨時理事會”蔣和喜會長、黃國卿副會長第一次進行了減輕農民負擔宣傳活動,領導了財溪片區17個村的農民代表50多人,分乘7輛中包車,并在第一輛車頂上架著兩個高音喇叭,用來直接播放蔣和喜朗讀的“婁底地委、婁底地區行署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文件”,即《7.17文件》。

  宣傳隊伍從財溪供銷開始沿途進行,沿途邊的群眾有不少農民燃放鞭炮狹道歡迎。都稱贊該宣傳隊是代表農民心聲的好活動。并且,有不少農民群眾就地加入到宣傳隊伍中。

  “協減臨時理事會”是三甲農民點燃的星星之火;也是架在腐敗官僚頭上的一把利劍!因此,受農民歡迎,遭官僚反對!

  宣傳隊伍秩序井然,沿路而行。但是,當隊伍達到馬埠橋路段時,卻遭到三甲鄉幾個干部的無理阻攔。此時,坐在車上的黃國欽下車詢問。三甲鄉干部對黃國卿說:“這是非法游行示威!要負法律責任;是要受到國法的懲罰的。”并威脅宣傳隊伍立即解散。

  黃國卿面對面對三甲鄉干部和氣地說:“我們這是在宣傳黨中央的政策,何罪之有!你們做為農民的父母官,不但不宣傳黨的《減輕農民負擔政策》;而且,將這些《減負政策》作為機密進行保密封鎖。你們這些行為是明顯抵抗中央政府!是明顯的與黨中央作對!請給我往公路邊上一點,讓我們的宣傳車過去!”接著,農民群眾就把幾個鄉干部擠到了公路邊后,黃國卿說:“不要聽他們的胡言亂語,按原計劃進行宣傳工作!”

  宣傳隊伍就沖破了三甲鄉干部的無理阻撓,繼續按原計劃的路線進行廣播宣傳。沿途群眾紛紛燃放鞭炮相迎,個個拍手稱快!人人歡欣鼓舞!

  宣傳隊伍按原計劃宣傳結束,從龍門回轉后。婁底日報記者車,聞訊趕到現場,但沒有拍攝當時的情景。記者究竟是政府部門管,政府要他們宣傳什么,他們不敢抵抗,因為,他們每一個記者的飯碗,都是政府給的,誰要是違背政府的意圖,誰就會隨時失去飯碗!因此,婁底日報記者只能暗暗地伸出大母指,而望天感嘆!

  有人對蔣和喜會長說:“漣源市副市長毛新華等市領導來到了三甲鄉政府,想要和你們講幾句話”。于是,蔣和喜會長說:“我們都到鄉政府去聽毛副市長講話”。

  宣傳隊伍井然有序地到三甲鄉政府機關。農民代表們聽到毛副市長講到:“三甲學校的修建,沒有得到上級部門的批準,不建了!錢不讓農民出了!”因此,大家高興地鼓掌……一分鐘后,毛副市長又說:“計劃生育方面,凡十五歲以上的女孩子不進行檢查了”!大家又再次高興地鼓掌一陣。毛副市長又講了一些,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相關問題說:“市政府一定要遵照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省、地區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指示精神,該停收的款,就要停收;該清退的款,就要清退”。大家個個拍手稱快。

  黃國欽大聲地說:“今天聽了毛副市長的講話后,看來大家都非常滿意!我們的工作能得到市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我也是感到非常高興的!”

  蔣和喜接著說:“我相信市領導講話是算數的。今天的宣傳工作已經達到了我們的預期效果,我在此宣布:宣傳隊伍就地解散!大家辛苦了!回家吧!”

  第四節 張貼《減負》文件,遭政府清理撕毀險出人命

  “協減臨時理事會”的首次活動達到預期效果,并且,得到了市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而初見成效。七輛宣傳車原路返回后。廣大農民群眾又向“協減理事會”要求,將《7.17減負文件》,進行抄寫后在各村人群眾集中的地方張貼出來以擴大宣傳效果。蔣和喜、黃國欽都當即答復“贊同”。

  第二天,黃國欽親筆撰寫了《告廣大農民書》:“農友們:我們正式得到了‘婁底地委、婁底地區行署《關于切實加強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婁發[1996]第24號文件。中央政府認識到: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婁底地委、婁底地區行署也認識到‘作好減負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真正把減負工作當做大事、要事、急事來抓’;文件闡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性和具體工作步驟。然而,我們漣源市政府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沒有減輕農民負擔,反而,農民負擔是落雨擔稻草——越擔越重!是可忍,熟不可忍!我們要響應黨中央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號召,把已經被亂收取了我們的血汗錢要回來!中央明令取消的項目款,我們要拒絕交錢!農友們,趕快覺悟起來吧!為了減輕我們身上的沉重負擔而努力吧!”

  1996年8月30日,三甲財溪片各村的農民代表在相應的村將《7.17減負文件》和《告廣大農民書》一起張貼在各村人員集中的地方。但是,誰知三甲鄉黨委書記梁紫娥得知財溪片各村都貼有《7.17減負文件》后,就親自帶領派出所指導員、2名干警和2名聯防隊員等人,沿財溪一路清理撕毀,農民轉抄后貼在墻頭上的《7.17減負文件》和《告廣大農民書》。當在馬埠橋要清理撕毀這些文件時,被當地農民拒理力爭進行阻攔,但還是被公安干警和聯防員人員強行進行了撕毀!群眾中有人認識梁紫娥是三甲鄉黨委書記,于是,農民群眾就上前找到了梁紫娥書記,要求梁紫娥書記再將《7.17減負文件》抄一份重新貼上去,否則就不準走!

  此時,派出所指導員就從腰間拔出槍來,說:“你們農民想翻天了!今天我要槍斃幾個!”

  農民群眾看到派出所指導員掏出手槍后非常生氣!幾個懂法的農民就跨步上前,堵住槍口說:“我們種田,拿飯給你們呷;我們納稅,拿錢給你們用!你們倒要拿槍對付我們!真是養了黃眼狗了!”同時,另幾個農民也跨步上前,喊道:“奪了他手中槍!”“給我奪了他手中的槍!”聽到喊聲,越來越多的農民向掏出槍的人。喊聲震耳欲聾,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派出所指導員真的被嚇破膽了,立即將槍放到腋下,雙手緊護睡在地上。

  農民要是真的要奪槍,就是10把槍也會被農民奪過來的!就是每個農民吐口痰也會把這個掏出槍來對付農民的人淹死!群眾只是虛張聲勢,給他幾個耳光和幾個拳頭讓他品嘗一下皮肉之苦而已!但是,人命會隨時出現!在此緊急關頭,本地農民黃志才是當地有威望的年青人,三十幾歲,個子不大,聽到消息后急忙從家跑到現場,擠到指導員身邊,一路勸說農民群眾不要把事情鬧大了對雙方都不好;一邊俯到指導員耳朵邊輕聲地說:你趕緊跑到后面棟屋黃長征樓上去躲一躲。此時,只見睡在地上的指導員一個翻騰跳起,沖出人群后,不要命地向黃長征家方向飛跑著!黃志才就張開雙手攔住追趕的農民群眾說:“不要把事情鬧大了,他會知道我們農民的厲害的!”……

  再說,三甲鄉梁紫娥書記看到派出所指導員拔出手槍,闖下大禍后,究竟是女流之輩,又沒有見到過槍斃人的場面!加之,農民群眾的目光都被拔槍者吸引。于是,梁紫娥書記伸手拉了一下身邊的公安干警,暗示他,趕緊去打電話報警!該干警知道隨同來的2名聯防員中有一名就是本地人,告訴他馬上到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報警。

  市公安局長接到報警后,又立即打電話,請示了婁底地區行署政法委書記譚顯棟。政法委書記譚顯棟聽到:三甲農民要奪派出所指導員的手槍后,暴跳如雷地說“誰有這大的膽!”……

  汽車警報音越來越近,派出所指導員知道是救兵來了,就要黃志才、黃長征等七八個農民將他做成被抓著的樣子,將他送出去。黃長征、黃志才等就按照指導員說的方法將他送到了一輛車上;黃志才將指導員放上車時,同時看到三甲鄉梁紫娥書記等幾個肇事者也都早到了這輛車上,一同帶回了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長又把派出所指導員、三甲鄉梁紫娥書記等人全部安全回到了公安局的情況,電話告訴了地區政法委書記譚顯棟。譚顯棟書記命令道:“搶槍的事件不要就此了事!必須抓幾個為首的人到公安局來教育教育!”公安局長聽到命令后,連連說“是”。

  公安局長放下電話后,命令當事派出所指導員帶路認人抓人!此時的派出所指導員心有余悸地說:“現在農民不怕死啊,白天他們又人多勢眾,現在不宜行動!”……

  第五節 報復亂抓農民 引起官民敵對

  1996年9月1晚,漣源市公安局為了落實婁底地區政法委:“抓幾個為首的到公安局教育教育”的指示,通過統一研究部署后,幾十名公安干警化裝便衣,按行動計劃:抓捕“協減理事會”會長蔣和喜;副會長黃國欽。以殺雞給猴看!

  這天晚上,公安便衣抓捕小組,通過誘騙手段,順利地將“協助臨時理事會”會長蔣和喜抓捕,并一同將蔣和喜的妻子也就勢抓捕;但是抓捕黃國卿時,因他不敢在家睡,早就在外面借宿了的!只見抓捕人員踢爛大門,破開小門,立馬上樓,間間房子進行搜查,不見黃國卿蹤影。此時,抓捕人員說,暫時將黃國卿之妻抓了再說,接著5、6個抓捕人員就黃國卿之妻譚三梅抬的抬腳,抬的抬手將她丟到囚車上……

  黃國卿沒有抓捕到!因此,行動計劃沒有完成,抓捕小組就不能回局里交差。

  抓捕小組碰頭后,有人提出:黃國欽喜歡到黃志才家下相棋玩,有時甚至玩到凌晨一、二點鐘。于是,抓捕小組就直奔黃志才家,踢開大門沖進室內。黃志才風勢不妙,急忙從后屋窗子跳窗逃走。

  抓捕小組有人看到有人跳窗子跑了,就立即5、6個抓捕組人員也跳出窗口追捕。直接追捕到黃志才母親的家里,破門而入,并沖上二樓,間間房子搜查遍,連柜子都打開進行搜查,不見人影……

  再說,抓捕小組另外一部分人問黃志祥妻子陳喜英:“剛剛跳窗子跑的人是誰?”陳喜英回答說:“是我男人”。又惡狠狠地說:“黃國卿在哪里?”陳喜英回答說:“莫名其妙,深更半夜,我怎樣知道黃國卿在哪里呢?你們這是打搶來的還是做什么來的?”話音還沒有落腔,抓捕小組人說:“這個婆娘怎么這么惡!給我把她抓起來!”接著,5、6個抓捕小組人員,就把連鞋子都沒有穿,座在床鋪上的不到30歲的陳喜英抬的抬腳,抬的抬手,將陳喜英抬出屋子,象拋物品一樣將陳喜英拋到囚車上!

  黃志才還不到10歲的女兒目睹了這一真實現場,看到自己的母親在自家的床上被5、6個男人抬走,被嚇得哭天喊地,求救無門……就躲藏在附近田坑下的黃志才,聽到女兒斷腸的哭聲后,憤怒得暗暗地說:“如果,我有一把機關槍就會立即掃射過去,不管是什么人都給他打死!”……

  要知被抓捕的蔣和喜等4人,何時獲得自由,請看第三章 前赴后繼 為民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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