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閔公元年(公元前661年)，魯國發生內亂(慶父之亂)，齊桓公欲趁機滅掉魯國。他詢問曾去魯國作過實地考察的大臣仲孫湫。
桓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見《左傳·閔公元年》)
把這段話，譯成白話就是：
齊桓公問仲孫湫：“我們可以滅掉魯國嗎?”
仲孫湫答道：“不可。他們還遵循周禮。周禮是國之本。在下聽說：‘國家將亡，軀干首先倒下，然后枝葉隨著衰落’。現今魯國不棄周禮，是不能動它的。您應幫助魯國平定內亂，并親近它。親近那些秉持周禮的國家，依靠穩定強大的國家，離間內部離心離德不持禮儀的國家，滅亡那些摒棄周禮昏亂無道的國家。這才是霸業之道。”
春秋時代，諸侯列國全是周天子所分封。因此，周禮自然成了各諸侯國的立國之本。不尊周禮，或是摒棄周禮，不僅否定了諸侯國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同時也讓自己陷入“不義”境地，在道義上必然成為眾矢之的。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價值觀。“周禮”者，是春秋時代的根本價值觀與是非觀。仲孫湫要求齊桓公秉持“周禮”辦事，這在當時就是堅持正道。只有站在時代道義制高點上的王道“霸業”，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其后，齊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挾天子以令諸侯”，前651年，齊桓公與各諸侯國在葵丘(今河南蘭考)會盟，終成霸業，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這段歷史故事，雖距今已有2600多年，然而，國家治亂興衰的內在規律，卻是同一的。歷史的經驗值得珍視。
毛澤東思想是“黨魂”、“國本”
毛澤東思想，是20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1921年7月，自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制定了第一個《黨綱》起，就規定了黨的根本性質。它是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經過了24年的革命實踐斗爭，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在長期、反復的革命斗爭中成熟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通過本次會議，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制訂了新黨章。“七大”新黨章的最大特點，就是第一次明確規定：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從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奪取了1949年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黨章雖然對黨的指導思想作了新的語言表述：“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沒有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建議所作的變動。因為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和毛澤東為避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在這個問題上持特別慎重的態度。毛澤東多次提出不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再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在實踐中，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
1969年中共“九大”的黨章重新恢復了這一提法：“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并一直沿用至今。(其后添加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以上歷史事實充分證明：無論是在理論上與客觀實踐中，毛澤東思想一直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黨魂”。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中國人民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主席在會上發表開幕詞，開宗明義地指出：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明文規定：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斗，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五四憲法”從歷史的發展，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與憲法依據。
以后，盡管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過三次修訂，但“五四憲法”中闡述的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始終不變。只要我國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變，那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永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本”，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基本價值觀與是非觀。以法治國、以憲治國，就是要維護毛澤東思想這一“國本”，就是要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改革開放”不是離經叛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從理論上講，這是黨的經濟發展政策的調整。人們一般理解，這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執行類似蘇俄在1921年那樣的“新經濟政策”，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前進而后退一步”;而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列寧認為，在一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俄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情況，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途徑。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范圍的資本主義”。(《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新經濟政策就是：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但必須明白：這種經濟只具有“過渡性質”。列寧在《論糧食稅》中寫道：
“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聯合和并存呢?當然能夠”。然而，“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或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靠什么條件來做成這件事，怎樣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實行新經濟政策，即“容許貿易自由和發展資本主義”，自然是有條件的。在列寧看來，這至少得有兩條：一是“無產階級國家只要不改變本質”;二是“在一定限度內，在國家調節(監察、監督、規定形式和手續等等)私營商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著自己的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必須能有效地管控資本主義的發展。
所以必須如此，這是因為，“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必然存在著階級”，“只要階級存在，階級斗爭就不可避免”，“經濟斗爭就會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說到底，就是為了保證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的發展，一股離經叛道的逆流洶涌襲來。
一些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走資派”，趁機拋出“資本主義補課論”，大肆鼓吹發展資本主義，力圖改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則公然打出“民主社會主義”旗號，妄圖以此取代科學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為此，他們勾結所有被打倒了的各類階級敵人，不斷地掀起“反毛”、“污毛”惡浪，惡毒地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妄圖挖去“黨魂”，顛覆“國本”，配合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徹底摧垮中國共產黨，復辟舊制度，再次讓中國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
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歷史鑄就的中國共產黨的“黨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本”，而且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寶貴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只要擁有它，就能奮發向上，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丟棄它，必然再次面臨聽任外族奴役、宰殺的悲慘命運。
這是筆者的危言聳聽嗎?非也!
試問：一個國家、民族的興亡之道是什么?答案是：既要有物質，又要有精神。然而，兩者相較，毫無疑問，更為重要的是精神!
比如，面對日本鬼子的侵略，怎么辦?為物質，選擇屈服、投降;為精神，選擇反抗、斗爭。結果是：屈服、投降，像豬狗一般活著，甚至仍慘遭屠殺;反抗、斗爭，作為民族英雄站著、犧牲，通過斗爭，最后取得勝利。
回顧百年中國近代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為什么同樣是四萬萬同胞，1949年以前就一直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而到了毛澤東時代，以往在戰場上屢戰屢敗的中國軍隊——被認為是“趕著挨打的鴨子”，怎么突然全變成了“雄獅”?
道理很簡單，中國人的物質沒有多少改變，改變了的是人的精神。因為中華民族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武裝。
毛澤東思想為什么能戰無不勝?因為它具有“三性”：科學性、人民性和自主性。
哲學上的科學性。毛澤東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為認識論，這就使其認識具有科學性。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以及《人的思想是從那里來的?》等哲學著作，從哲學高度解決了毛澤東思想對實現世界的認識科學性，從而保證它能客觀地準確地認識世界。
政治上的人民性。毛澤東思想以人民性為它的出發點與行為的最終歸宿。這就是一切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立場出發，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形成了一個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公”字觀。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獻，集中地體現了這一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中的人民性，就是它具有無窮無盡力量的源泉。
實踐中的自主性。毛澤東思想在實踐斗爭中的方針，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成功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毛澤東反對一切依靠僥幸、依靠外援，不經過艱苦奮斗，取得勝利的幻想，這也成了其實行徹底的群眾路線的根據。也是孕育毛澤東思想的愛國主義、民族自信、自尊、自強思想的反映。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反毛”、“污毛”濁流的不斷翻滾，一些正直的共產黨人紛紛站了出來，以鮮明的立場捍衛毛澤東思想。
80、90年代，最先站出來的是一批老一輩的共產黨人，如黃克誠、王震、彭真、習仲勛等，他們雖然都在文革中遭受過沖擊，都有過個人的委屈。但他們都能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上論是非，維護、捍衛毛澤東思想。把他們的話結集起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句話：
“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1983年《習仲勛副委員長生前為韶山題詞》)
難能可貴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的代表、人民科學家錢學森。他在上世紀末，正當國內外敵人瘋狂攻擊、污蔑人民領袖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經濟上否定公有制，大搞私有化時，憤然指出：“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另外，更有像鄧力群、魏巍這樣堅定的共產黨人，挺身而出，堅持同一切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復辟復辟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正是因為有了上述共產黨人的持續不斷的斗爭，這才使毛澤東思想至今仍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依然巋然不倒。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告誡：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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