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資本對于勞動者來說是高利貸資本！

　　銀行資本對于勞動者來說是高利貸資本！

　　——與吳敬璉先生商榷（9）

　　在當今的金融資本主義世界里，銀行資本就是生息資本。在古代生息資本就是高利貸資本。在現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資本要適應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條件。高利貸本身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還擺脫了一切舊的立法對它的限制。對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等情況來說，生息資本都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場合：或者出于個人的需要去到當鋪進行借貸；或者把錢借給那些享樂的富人，供他們揮霍浪費；或者借給那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如小農民、手工業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產條件的直接生產者；最后借給那種經營規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者。

　　由此可見，在當前的為金融資本主義服務的市場經濟中，銀行資本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高利貸資本！馬克思闡述了高利貸資本和生息資本的歷史發展，對理解當今的銀行資本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高利貸資本的產生

　　生息資本或高利貸資本（我們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叫作高利貸資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很早已經產生，并且出現在極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

　　高利貸資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經有一部分產品轉化為商品，同時隨著商品買賣的發展，貨幣已經在它的各種不同的職能上得到發展。

　　高利貸資本的發展，和商人資本的發展，并且特別和貨幣經營資本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羅馬，從共和國末期開始，雖然手工制造業還遠遠低于古代的平均發展水平，但商人資本、貨幣經營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卻已經——在古代形式范圍內——發展到了最高點。

　　我們已經知道，有了貨幣，就必然出現貨幣貯藏。但是，職業的貨幣貯藏家只有當他轉化為高利貸者時，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貨幣，是為了用這個貨幣牟取利潤，是為了把它作為資本使用，也就是為了把它作為資本耗費。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會形式內，貸款人對于商人的關系，也完全和他對于現代資本家的關系一樣。這種獨特關系，天主教的各個大學已經感覺到了。

　　第二，高利貸在古代的作用

　　在奴隸經濟（不是家長制的奴隸經濟，而是后來希臘羅馬時代那樣的奴隸經濟）作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貨幣通過購買奴隸、土地等等而成為占有別人勞動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貨幣正是因為可以這樣使用，所以作為資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貸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的時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兩種。我說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會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再現，但只是作為從屬的形式。在這里，它們不再是決定生息資本特征的形式了。這兩種形式如下：第一是對那些大肆揮霍的顯貴，主要是對地主放的高利貸；第二是對那些自己擁有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放的高利貸。這種小生產者包括手工業者，但主要是農民，因為總的說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中，只要這種狀態允許獨立的單個小生產者存在，農民階級必然是這種小生產者的大多數。

　　富裕地主因高利貸而遭到破產，小生產者被敲骨吸髓，這二者造成了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這個過程會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現代歐洲那樣使舊的生產方式廢除，并且是否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它，這完全要取決于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情況。

　　第三，高利貸的特點以及與生息資本的區別

　　高利貸資本作為生息資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產，自耕農和小手工業主占優勢的情況相適應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是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的，工人作為生產者無須借錢。如果他借錢，例如到當鋪去，那是為了個人生活的需要。但是，當勞動者實際上或名義上是他的勞動條件和產品的所有者時，他卻會作為生產者同貸款人的資本發生關系，這種資本作為高利貸資本和他相對立。紐曼對這一點講得很庸俗，說什么銀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貸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視，是因為前者貸款給富人，而后者貸款給貧民。他沒有看到，這里的區別是兩個社會生產方式之間以及和它們相適應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是不能用貧富的對立來解決的。此外，榨取貧苦小生產者的高利貸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貸攜手并進的。一旦羅馬貴族的高利貸把羅馬的平民，小農徹底毀滅，這種剝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純粹的奴隸經濟就取代了小農經濟。

　　超過生產者最必要的生活資料（即后來的工資額）的全部余額，在這里能夠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貸者所侵吞（這部分后來表現為利潤和地租）。因此，拿這個利息的水平和現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對比，是非常荒謬的，因為除了歸國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貸者的利息會占有全部剩余價值，而現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這個剩余價值的一部分。這種對比忘記了這樣一點：雇傭工人為雇用他的資本家生產和提供利潤、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價值。凱里作這種荒謬的比較，是為了要說明，資本的發展和伴隨而來的利息率的下降，對勞動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貸者不滿足于只榨取他的犧牲者的剩余勞動，而逐漸取得了對后者的勞動條件本身的所有權，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權，并用這種辦法不斷地對后者進行剝奪，那末，又會從另一方面忘記這樣一點：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這樣完全被剝奪，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要達到的結果，而是它作為出發點的現成的前提。雇傭奴隸和真正的奴隸一樣，由于所處的地位，不能成為債務奴隸，至少作為生產者不能成為債務奴隸；他至多只是作為消費者才能成為債務奴隸。這種形式的高利貸資本，實際上會占有直接生產者的全部剩余勞動，而不改變生產方式；在這里，生產者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或占有權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個體小生產，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這里，資本不是直接支配勞動，不是作為產業資本和勞動相對立。這種高利貸資本使這種生產方式陷入貧困的境地，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使生產力萎縮，同時使這種悲慘的狀態永久化，在這種悲慘的狀態中，勞動的社會生產率不能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那樣靠犧牲勞動本身而發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貸對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財富，對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壞和毀滅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總之，破壞和毀滅生產者仍然是自己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者不是生產條件即他所耕種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這里，同生產條件和生產者的這種分離相適應，生產方式本身發生了真正的變革。分散的勞動者聯合在大工場內，從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銜接的活動；工具變成了機器。生產方式本身不再容許生產工具處于那種和小所有制聯系著的分散狀態，也不再容許勞動者自己處于孤立狀態。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高利貸不能再使生產條件和生產者分離，因為二者已經分離了。

　　高利貸在生產資料分散的地方，把貨幣財產集中起來。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由此產生了民眾對高利貸的憎惡，這種憎惡在古代世界達到了極點，因為在那里，生產者對生產條件的所有權，同時是政治關系即市民的獨立地位的基礎。

　　在奴隸制占統治地位或者剩余產品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況下，奴隸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貸之中，生產方式仍舊不變；只是它對勞動者的壓迫會更加殘酷。負債的奴隸主或封建主會榨取得更厲害，因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厲害了。或者，他最后讓位給高利貸者，高利貸者本人象古羅馬的騎士一樣成為土地所有者或奴隸主。舊剝削者的剝削或多或少帶有家長制的性質，因為這主要是政治權力的手段。現在代替舊剝削者出現的，則是殘酷的拚命要錢的暴發戶了。但生產方式本身仍舊不變。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在亞洲的各種形式下，高利貸能夠長期延續，這除了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以外，沒有造成別的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其他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高利貸才表現為形成新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產遭到毀滅，另一方面是由于勞動條件集中為資本。

　　第四，高利貸有資本的剝削方式，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

　　在中世紀，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般的利息率。教會本來就禁止任何放債取息的行為。法律和法庭對于借貸很少給予保障。因此，在個別場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貨幣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數支付上必須使用現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錢，而且票據業務越是不發達，情況就越是這樣。那時利息率相差很懸殊，關于高利貸的概念差別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時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認為是高利貸。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

　　高利貸同消費的財富相反，它本身是資本的一個產生過程，所以在歷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財產促進了不依賴于土地所有權的貨幣財產的形成。產品的商品性質越是不發達，交換價值越是沒有占領生產的全部廣度和深度，貨幣就越是表現為真正的財富本身，表現為一般財富，而和財富在使用價值上的有限表現相對立。貨幣貯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撇開作為世界貨幣和貯藏貨幣的貨幣不說，貨幣特別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現為商品的絕對形式。并且特別是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使利息從而使貨幣資本得到發展。窮奢極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為貨幣的貨幣，是作為購買一切東西的手段的貨幣。（也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手段。）而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稅，在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這兩個場合，貨幣都是作為貨幣使用的。另一方面，貨幣貯藏只有在高利貸中才是現實的，才會實現它的夢想。貨幣貯藏者所要的，不是資本，而是作為貨幣的貨幣；但是通過利息，他把這種貯藏貨幣轉化為資本，轉化為一種手段，他依靠這種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勞動，以及一部分生產條件本身，雖然對他來說這種生產條件名義上仍然是別人的財產。高利貸好象是生活在生產的縫隙中，象伊壁鳩魯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樣。商品形式越沒有成為產品的一般形式，貨幣就越難獲得。因此，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中，貨幣作為購買手段來使用，主要是在勞動者由于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變化喪失了生產條件的時候（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勞動者多半還是這些生產條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勞動條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產過程得到補償的時候。生活資料和原料是這些生產條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們漲價，它們就不可能由出售產品所得的貨款來補償，就象單是歉收就使農民不能用實物來補償他的谷種一樣。羅馬貴族不斷進行戰爭，強迫平民服兵役，阻礙了他們的勞動條件的再生產，因而使他們淪為貧民（在這里，貧困化，即再生產條件的萎縮或喪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終于破產。正是這些戰爭使羅馬貴族的倉庫和地窖里藏滿了掠奪來的銅即當時的貨幣。貴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馬、牛等等直接給他們，而是把對自己沒有用處的銅借給他們，而利用這個地位來榨取驚人的高利貸利息，使平民變為自己的債務奴隸。在查理大帝統治下，法蘭克的農民也是因戰爭而破產的，他們除了由債務人變為農奴外，再沒有別的出路。在羅馬帝國，大家都知道，饑荒逼迫自由民出賣兒女和出賣自身去給富人當奴隸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以上所說的是一般的轉折點。如果就個別情況來說，那末，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則取決于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第五，高利貸資本的支付手段職能

　　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是高利貸的真正的、廣闊的和獨有的地盤。每一筆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貢賦、賦稅等等，都必須用貨幣來支付。因此，從古代羅馬一直到現代，大量放高利貸的都是包稅者，大包稅人，收稅人。然后，隨著商業發展和商品生產普遍化，購買和支付越來越在時間上分離。貨幣必須在一定期限內付出。這一點會造成一直到今天還使貨幣資本家和高利貸者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種狀況，這已由現代的貨幣危機所證明。但是，高利貸本身又是使貨幣充當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手段，因為它使生產者越來越深地陷入債務，使他因背上利息的重負而不可能進行正常的再生產，從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這里，高利貸產生于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而又擴大貨幣的這種職能，即擴大自己的本來的地盤。

　　信用制度是作為對高利貸的反作用而發展起來的。但是，我們對這一點不要誤解，決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舊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信用制度的發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資本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

　　總的說來，在現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資本要適應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條件。高利貸本身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還擺脫了一切舊的立法對它的限制。對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等情況來說，生息資本都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場合：或者出于個人的需要去到當鋪進行借貸；或者把錢借給那些享樂的富人，供他們揮霍浪費；或者借給那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如小農民、手工業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產條件的直接生產者；最后借給那種經營規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者。

　　第六，高利貸資本向銀行的轉化

　　就生息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要素來說，它和高利貸資本的區別，決不在于這種資本本身的性質或特征。區別只是在于，這種資本執行職能的條件已經變化，從而和貸款人相對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經完全改變。即使得到貸款的產業家或商人是沒有財產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會用借來的資本執行資本家的職能，占有無酬勞動。他是作為可能的資本家得到貸款的。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干、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通過這種方式也能成為資本家（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這是經濟辯護士們所贊嘆不已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不斷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這和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時天主教會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來建立其教階制度，以此作為鞏固教會統治和壓迫俗人的一個主要手段。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越險惡。

　　因此，現代信用制度創始人的出發點，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資本革出教門，而是相反，對它予以公開承認。

　　第七，銀行資本信用在歷史上的地位

　　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年），和漢堡銀行（1619年）一樣，并不標志著現代信用制度發展中的一個時代。它純粹是一個存款銀行。銀行發行的本票，事實上只是存入的貴金屬鑄幣和貴金屬條塊的收據，要有它們的持有人的背書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業已經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和現在的英國一樣，十七世紀的荷蘭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模范國家。以貧窮為基礎的舊式高利貸的壟斷，在那里已經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個十八世紀都有一種呼聲（立法也照此辦理），要以荷蘭為例，強制壓低利息率來使生息資本從屬于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議人是約瑟亞•柴爾德爵士，現代英國私人銀行業之父。他抨擊高利貸者的壟斷，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發公司叫囂反對“私人裁縫”的壟斷一樣。這個約瑟亞•柴爾德同時又是英國證券交易業之父。因此，他這個東印度公司的獨裁者，是以貿易自由的名義來為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作辯護的。

　　這種反高利貸的激烈斗爭，這種讓生息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的要求，只是有機創造物的先聲，這種有機創造物以現代銀行制度為形式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條件。現代銀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閑置的貨幣準備金集中起來，并把它投入貨幣市場，從而剝奪了高利貸資本的壟斷，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貨幣，從而限制了貴金屬本身的壟斷。

　　在英格蘭銀行創立以前，在1683年已經有設立國家信用銀行的計劃，其中有一個目的是：“讓企業家在他們擁有大量商品時，能夠依靠該行的支持，寄托他們的商品，而用這種保存的儲備作為擔保，取得貸款，以雇用他們的職工，擴大他們的營業，直到他們找到良好的市場，無須虧本出售為止”。

　　經過多次努力，這個信用銀行終于在主教門街的戴文希爾大廈內成立。該銀行以寄托的商品為擔保，把商品價值的四分之三以匯票形式貸給產業家和商人。為了使這種匯票便于流通，每個營業部門都有一伙人結成公司，每個持有這種匯票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用匯票從公司換取商品，就象用現金支付一樣。這個銀行的營業并不興隆。機構太復雜，商品跌價時風險太大。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論上維護并鼓勵在英國建立現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實際內容，那末，我們所發現的無非是這樣一種要求：生息資本，總之，可供借貸的生產資料，應該從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它的一個條件。如果我們只是抓住這些著作中的詞句，那末，這些著作同圣西門主義者的銀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語上的一致，往往會使我們感到吃驚。

　　象重農學派所說的耕作者不是指真正種地的農民，而是指大租地農場主一樣，圣西門所說——他的學生也往往這樣說——的勞動者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

　　“一個勞動者必須有助手，有幫伙，有工人；他尋求那種聰明的、能干的、忠實的人。他叫他們去勞動，而他們的勞動是生產的。”（《圣西門宗教。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

　　總之，我們不要忘記，圣西門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出現，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的解放。他以前寫的所有著作，事實上只是歌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社會，只是歌頌產業家和銀行家，反對拿破侖時代的元帥和法律制造者。把這些著作和同時代的歐文的著作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它們之間有多大的差別！

　　圣西門說“由銀行家在有閑者和勞動者之間作媒介而必然會產生的利益，往往被抵銷，甚至被消滅，因為我們這個無組織的社會使利己主義表現為各種招搖撞騙的行為；銀行家往往鉆到勞動者和有閑者中間，對雙方進行榨取，因而使社會受到損害。”

　　在這里，勞動者是指產業資本家。此外，把現代銀行支配的資金，單純看作是有閑者的資金，這是錯誤的。第一，這是產業家和商人以貨幣形式持有的暫時閑置的資本部分，即貨幣準備或尚未使用的資本；所以，是有閑的資本，而不是有閑者的資本。第二，這是一切收入和積蓄中永遠或暫時用于積累的部分。這兩點對于確定銀行制度的性質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決不要忘記，第一，貨幣——貴金屬形式的貨幣——仍然是基礎，信用制度按其本性來說永遠不能脫離這個基礎。第二，信用制度以社會生產資料（以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壟斷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動力。

　　銀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對英格蘭利息的幾點看法》一書已經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因此，象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對商業和工業擁有極大的權力，雖然商業和工業的現實運動仍然完全處在它的領域之外，而它對于它們的現實運動也是采取被動的態度。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們已經知道，單個資本家或每個特殊資本的平均利潤，不是由這個資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勞動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占有的剩余勞動總量決定的，每個特殊資本僅僅是按照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從這個剩余勞動總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資本的這種社會性質，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有了充分發展時才表現出來并完全實現。另一方面，不僅如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致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產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著資本本身的揚棄。銀行制度從私人資本家和高利貸者手中剝奪了資本分配這樣一種特殊營業，這樣一種社會職能。但是，由于這一點，銀行和信用同時又成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銀行制度用各種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貨幣，這表明貨幣事實上只是勞動及其產品的社會性的一種特殊表現，但是，這種社會性，和私人生產的基礎相對立，歸根到底總要表現為一個物，表現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種特殊商品。

　　最后，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桿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系的一個要素。與此相反，關于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奇跡般的力量的種種幻想所以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是由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沒有認識。只要生產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廢除），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么意義，而這一點，甚至圣西門主義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存在，生息資本就作為它的一個形式繼續存在，并且事實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礎。只有蒲魯東這個既要保存商品生產又要廢除貨幣的風靡一時的作家，才會夢想出無息信貸這種怪物，妄想實現小資產階級的這種虔誠愿望。

　　第八，銀行資本是剝削剩余價值的神秘的形式

　　我們已經知道，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但是，生息資本自然而然在人們的觀念中表現為真正的資本的形式。在商人資本中存在著起中介作用的活動，而不管把它說成是欺騙，是勞動，還是別的什么東西。相反，在生息資本中，資本自行再生產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價值，剩余價值的生產，卻純粹表現為一種神秘的性質。由于這一點，甚至一部分政治經濟學家，特別是在產業資本還沒有充分發展的國家，例如在法國，也堅持認為生息資本是資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種形式，因為借貸形式在這里也占支配地位。這樣一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的認識就完全錯了，并且完全忽視了這一事實：土地和資本一樣只是借貸給資本家。當然，借貸也可以不用貨幣而用實物形式的生產資料，如機器、廠房等等，但這時，它們代表的是一定的貨幣額，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還要支付補償損耗的部分，那末，這是由于這些資本要素的使用價值即它們的獨特的實物形式而引起的。這里決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們是貸給直接生產者，還是貸給產業資本家，在前一場合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不存在、至少在進行借貸的領域內還不存在為前提，后一場合則正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為前提。至于把用于個人消費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這里來，那就更不恰當，更沒有意義了。工人階級也會受到這種形式的欺詐，甚至受到的欺詐是駭人聽聞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但是，工人階級也會受到供應他們生活資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詐。這是伴隨著在生產過程本身中直接進行的主要剝削的一種次要剝削。在這里，出售和借貸之間的區別，完全是無關緊要的、形式上的區別。前面已經指出，只有那些對實際聯系完全沒有認識的人，才會把這種區別看作是本質的區別。

　　高利貸和商業一樣，是剝削已有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創造這種生產方式，它是從外部和這種生產方式發生關系。高利貸力圖直接維持這種生產方式，是為了不斷重新對它進行剝削；高利貸是保守的，只會使這種生產方式處于日益悲慘的境地。生產要素越是不作為商品進入生產過程和不作為商品離開生產過程，由貨幣轉化為生產要素的行為就越是表現為個別的行為。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貸就越是興盛。

　　貨幣財產作為一種特殊的財產發展這一事實，就高利貸資本來說，意味著它以貨幣索取權的形式擁有它的一切索取權。一個國家生產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實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價值，該國的高利貸資本就越是發展。

　　高利貸有兩種作用：第一、總的說來，它同商人財產并列形成獨立的貨幣財產，第二、它把勞動條件占為己有，也就是說，使舊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破產，因此，它對形成產業資本的前提是一個有力的杠桿。

　　第九，銀行利息制度給人類代來的災難

　　“在中世紀，純粹是農業人口。在這種人口中和在封建統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潤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紀，取締高利貸的法律是有道理的。況且，在一個農業國，一個人很少需要借錢，除非他陷入貧窮困苦的境地……亨利八世把利息限為10％，詹姆斯一世限為8％，查理二世限為6％，安女王限為5％……那時候，貸款人雖不是合法的壟斷者，卻是事實上的壟斷者，所以，必須限制他們，就象限制其他的壟斷者一樣……在我們現代，利息率是由利潤率規定的；在那個時候，利潤率卻是由利息率規定的。如果貸款人要商人負擔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潤率。這樣，大量貨幣就從買者的口袋里轉到貸款人的口袋里。“（吉爾巴特《銀行業的歷史和原理》）

　　“有人對我說，現在每年在每一次萊比錫博覽會上要收取10古爾登，就是說每一百收取30。有人還加上瑞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40，是否只是這樣，我不知道。豈有此理，這樣下去怎么得了？……現在，在萊比錫，一個有100佛羅倫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這等于每年吃掉一個農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000佛羅倫，每年就會收取400，這等于每年吃掉一個騎士或一個富有的貴族。如果他有10000佛羅倫，每年就會收取4000，這等于每年吃掉一個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羅倫（這是大商人必須具有的），每年就會收取40000，這等于每年吃掉一個富有的國君。如果他有1000000佛羅倫，每年就會收取400000，這等于每年吃掉一個大的國王。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體或商品去冒險，也不必勞動，只是坐在爐邊，烤蘋果吃。所以，一個強盜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內吃掉整個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路德《給牧師們的諭示：講道時要反對高利貸》）

　　“十五年前我已經寫過反對高利貸的文章，因為那時高利貸勢力已經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從那時起，高利貸的身價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是丑惡、罪行或恥辱，而是讓人作為純粹的美德和榮譽來歌頌，好象它給了人民偉大的愛和基督教的服務似的。既然恥辱已經變為榮譽，丑惡已經變為美德，那還有什么辦法呢？“（同上）“猶太人，倫巴第人，高利貸者，吸血者，是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我國原始的金融業者。他們這種人簡直可以說是不顧廉恥……后來，倫敦的金匠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整個說來……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一伙很壞的人，他們是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是鐵石心腸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耳《銀行和銀行家》）

　　“華沙進行大量匯兌業務，但其主要基礎和目的是該市銀行家放高利貸。這種銀行家為了要弄到貨幣，使他們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給大肆揮霍的貴族，他們在外國尋找并且找到了一種空頭匯票信用，也就是說，一種不以任何商品交易為基礎的信用。外國的受票人在這種空頭匯票產生的匯款還有希望到來時，只好承兌這種匯票。但是，由于達培爾和其他很有名望的華沙銀行家的破產，他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約•格•畢希《論商業的各種業務的理論和實踐》）

　　教會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處

　　“教會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應付急需時出賣財產；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間內，在借款歸還以前，把財產押給貸款人，使貸款人在占有期間能夠作為貸款的補償使用這種財產……教會本身或教會所屬各團體和神會，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處，特別是在十字軍遠征時代。這就使國民財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謂‘死手’占有，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猶太人不能用這種方法放高利貸，因為占有這樣固定的抵押品是無法掩蓋的……不禁止利息，教會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

　　第十，結論

　　在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銀行信用的特征表現為：

　　首先，銀行信用不僅對一切勞動人民可來說，仍然保留了高利貸！當鋪借貸，小農民、手工業生產者，中小資本家的借貸，往往就是這樣。這些高利貸是消滅小生產的手段。

　　其次，銀行的資本是產業家和商人的閑置資本，是一切收入和積蓄中的用于積累的部分。信用制度永遠不能脫離貨幣這個基礎。信用制度以生產資料的私人壟斷為前提。因此，銀行信用制度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固有的形式，又是促使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動力。

　　再其次，銀行和信用同時又成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

　　最后，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桿發生作用

　　所以，消滅銀行的信用制度，是歷史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以上轉述的馬克思對高利貸和銀行資本的論述，我們還可以得出以下的認識：

　　銀行制度在馬克思時代已經已經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已經造成了經濟危機。所以馬克思才能利用這些發展的材料總結出銀行資本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是從產生、發展、到滅亡的發展過程。馬克思的總結因此就成了，馬克思關于銀行資本的理論！從馬克思以來，銀行資本，不論是在一個國家內的發展，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都是完完全全按照馬克思闡述的規律發展著的！所以，第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僅適合于過去，而且適合于現在，或者說在資本主義滅亡以前都是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最銳利的武器！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將會是無頭蒼蠅亂飛，不得不碰得頭破血流！第二，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或者是不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從產生到滅亡的全過程的科學論述。或者是，向往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修正主義者的本來面目。

　　因此，在全世界金融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關鍵時刻，為了挽救人類，為了挽救中國人民，就要認認真真地、原原本本地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看看馬克思對當今的金融資本的發展過程說了些什么！千萬不要自以為是把不是馬克思的東西強加在馬克思的頭上，一方面侮辱了馬克思，一方面延誤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時間！

　　勞動者201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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