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有兩項表面上不相干的新聞，是對中國新疆安全局面的不安提示。
一是描述現代電腦先驅阿蘭·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的好萊塢電影《模仿游戲》，未能在奧斯卡獎獲得主要大獎，令人遺憾。二是在北京兩會期間，新疆領導人張春賢向媒體證實，有新疆人越境加入“伊斯蘭國”后返回新疆的消息。
圖靈作為電碼破譯奇才，顯著影響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也體現了電碼破譯對現代戰爭的極端重要性。類似例子還有美國破譯日軍電碼、擊斃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極大地打擊了日軍士氣，加快了太平洋戰爭的勝利。
但是在戰場上，通訊加密和解密費時費力，即時通訊大都直接使用口語，電碼破譯派不上用處，然而敵方也可以直接監聽。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使用有線電話，到后來的無線電通訊，如何防止敵方監聽和破解戰場現時通訊，成為重大軍事保密課題。
1918年秋季默茲—阿爾貢戰役前夕，美軍偶然發現了德軍無法破解的戰場通訊手段：啟用來自印第安部落的士兵作為電話通訊員，運用瀕臨絕滅的原始部落語言通訊。這成為這場戰役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偏僻語言用于戰場密語通訊的重要起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納粹德國因此派遣了約30名學者到美國學習各種印第安語言。但是二戰開始后，美國軍方采納了更為難解的納瓦霍部落方言，作為主要戰場通訊密語。這一語言具有非常復雜的語法，就是同屬納—德內(Na-Dene)語族的最近親屬語言，與它也很難交流。
鑒于希特勒的戰前語言間諜活動，除了諾曼底登陸，二戰中美軍的印第安通訊密語，主要用于太平洋戰場。順便提一下，據現代語言學家研究，史前冰期時代從亞洲經白令海峽遷徙到北美的納—德內語族，與亞洲大陸多種語言包括漢藏語系，有遙遠的親屬關系。但是日軍領袖戰后承認：整個日軍上下對此語言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徹底一籌莫展。在太平洋戰場上，這一密語通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最慘烈的硫磺島戰役后，美軍總結說：沒有納瓦霍語通訊兵，就無法攻占該島。
這一方法后來被許多軍隊模仿，例如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埃及軍隊啟用了尼羅河上游的努比亞語作為通訊密語。這樣的密語要符合兩個主要條件。第一，在戰場地區十分稀罕，敵方難以找到懂得這些罕見語言的人員;第二，我方有足夠熟練操此語言的通訊員，必要時到連、排級都可以配備。例如二戰中美軍前后征召了400余名納瓦霍族通訊兵，作戰時常常配置到連級以下。
對中國軍隊而言，最佳選擇應該是溫州話，公認是中國最難學的方言，在發音、用詞、語法等方面，都與普通話有極大差別。雖然屬于吳語系統，也決不能和其他吳語例如上海話溝通。坊間普遍認為，在中越邊境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的戰場通訊密語便是溫州話。
據英國《獨立報》著名中東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近來報道，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戰場，伊斯蘭國組織武裝也開始使用一種當地人無法聽懂的語言通訊，被許多人認為是某種中國漢語。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態發展。
首先，費斯克是很有信譽的英國中東記者。雖然世界上有十多億人說漢語，但是在敘利亞-伊拉克地區，這確實是一種偏僻語言。另外，由于突厥語的歷史和地理穩定性，維吾爾語及土耳其語的差別，不會超過山東話與陜西話的距離，主要內容完全可以相通。所以伊斯蘭國組織在緊靠土耳其的敘利亞戰場上的通信密語，決不會是任何一種突厥語，包括維語，必然是整個區域無人知曉的語言。據此，受過教育的維族都會說的中文普通話，確實有極大的可能。而且按照前述戰場密語條件，加入伊斯蘭國組織、能說普通話的東突暴恐分子，為數應該相當可觀。
作為“泛突厥主義”大本營，土耳其招納了大量新疆維族“難民”。三年前，我在伊斯坦布爾偶然聽到一個普通話流利的當地導游，一看即知是來自新疆的維族。土耳其政權近來態度曖昧，放任包括歐美穆斯林青年的大批“海外軍團”經由國土加入“伊斯蘭國”，更不是秘密。
“疆獨”暴恐近年愈演愈烈，現在又向伊斯蘭極端主義發展。《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近日指出：加入伊斯蘭國組織的歐美青年，大都是社會底層的“屌絲”。而“疆獨”人士卻屢屢出現于商界和學界上層。這是值得北京深思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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