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五千年從未間斷之謎的哲學思考

王曉品

　　中國與古印度、古巴比倫、古埃及統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但公元前18世紀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7世紀赫梯人入侵導致古巴比倫滅亡，公元前6世紀古埃及被波斯滅亡。中國是唯一將遠古文明持續地推進到現代而從未間斷，并在15世紀前一直保持著世界科技、文化與經濟領先地位的東方大國，而且漢字作為中華文明的主要載體也是一脈相承。

　　偉大的文明必然要以自覺的邏輯思維作工具而創造出來，是什么邏輯思維使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包括漁獵文明、農耕文明和史書文明等)，而這個偉大文明又是唯一從未間斷過?為什么中華民族從古至今又是唯一的一直堅持以高于“民族主義”的“天下主義”精神的民族?俗話說得好，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所處北半球居中的西高東低四季分明的獨特地理位置，為華夏先民鍛造獨特邏輯思維提供了必要保證，而這種獨特邏輯思維，更是中華文明有過長期的燦爛輝煌又從未間斷的根本原因，這就是中國古代的智慧寶典《易經》中所呈現的陰陽辯證邏輯思維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有機宇宙哲學。中國從古至今持久不懈的易學研究，特別是《易經》所創造的一套象數符號系統直接為辯證類推提供了有效的思維工具，運數、立象、探理、測占是《易經》進行辯證類推思維的主要方式，“六經皆言理，獨易兼言數”。中國古代的五行干支、冶煉技術、造船技術、陶瓷生產、四大發明、中醫藥學、軍事科學、圍棋象棋等等都是依靠這種辯證邏輯思維(包括具象思維、意象思維、頓悟思維等)作為工具而發明創造出來的，“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易經》明確提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命題，把陰陽(比如天地、日月、男女等等)對立統一的辯證規律作為“易道”變化的根本規律，“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地球上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本來就是天地交感的產物。《易經》又是儒家與道家等諸子九家共同的思想源頭，是規范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思維基因。

　　這種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直到近代在西方才由德國人黑格爾發現，而馬克思通過揚棄黑格爾的辯證法，結合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創造出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付諸實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人類意識到文藝復興后的西方文明也存在明顯的缺陷，此時列寧借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領導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庶民勝利，成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局勢發生巨變。中國經過偉大的五四文化革命運動的洗禮，通曉中國古代哲學的毛澤東和蔡和森等有志青年在接觸到馬列主義哲學思想后，立刻領悟到《易經》的陰陽辯證邏輯思想與其完全吻合，這就使毛澤東蔡和森等要通過大本大源改造哲學和倫理學來喚醒絕境民族以破四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找到了可以有效操作的哲學思想和理論體系，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指導已有成功范例(蘇聯)的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謀之總而謀之散,不謀之上而謀之下,不謀之己而謀之人)，推翻了四千年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私有剝削制度，建立了大多數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哲學思想(即毛澤東思想，包括《矛盾論》、《實踐論》、《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也融會貫通并得到豐富和發展，使中華文明完成了陰陽乾坤倒轉地根本性變換，重新占據了道義至高點，并至少會再不間斷地輝煌延續五千年，也為全人類“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點亮了光輝的指路明燈。

　　哲學作為解答宇宙本源和提升人生境界的科學之母，并非與人類俱來的，是每個民族從神話中提升出來的智慧之學，能夠滿足人類“窮究天人”的渴望;如果把文明比做舞臺，那么哲學就是搭建舞臺的基本框架;“哲學者，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也”;“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哲學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蓋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發于心性而成于物質”。每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有自己偉大的哲學思想，即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西方現代文明有形式邏輯和《圣經》等，東方古文明有《易經》和《道德經》等，而《易經》從原典到諸說，洋洋三千余冊，幾乎調動了中國歷史上所有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才智，上古時伏羲(公元前四千多年)制太極陰陽八卦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四對對立統一的孕育生命的自然界物象)，中古時周文王周公制《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辭爻辭，下古時孔子及儒家學派為《周易》作《易傳》，完成《周易》從占卜之書向哲學經典的轉變，“《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老子《道德經》“柔弱勝剛強”等思想又是最有效地解讀《易經》的哲學經典;還有《孫子兵法》的“虛實”軍事辯證法思想、《黃帝內經》的治未病治未亂思想、莊子的相對主義、墨家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荀子(《天論》)“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的光輝思想、韓非(《解老》《喻老》)的法/術/勢結合的法治思想等;西漢董仲舒又將陰陽—五行—八卦體系系統化，東漢王充(《談天篇》)的元氣自然論、魏晉王弼(《周易注》)等開創的義理學派、唐代柳宗元(《天對》)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劉禹錫(《天論》)的“天人交相勝”說、宋明王安石(《老子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變法改革思想、程(《伊川易傳》)朱(《周易本義》)理學和陸王心學、清初王夫子(《周易外傳》)的“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異”的辯證法思想、清末譚嗣同的“器體道用觀”、以及近代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其它還有南北朝祖沖之《易義》、唐初孔穎達《周易正義》、北宋蘇軾《東坡易傳》、南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現代聞一多《周易新論》等等，都為《易經》添磚加瓦，薪火相傳;窮究幽深事理，通達細微征象。還要感謝歷朝歷代的民間算卦先生，他們是神秘哲學的民間傳播者。作為象形會意文字的漢字也是一字一太極，一字一哲學，一字一智慧，一字一價值。

　　《易經》辯證類推思維方式講變更講通，講對立更講和諧，講自然更講人事，以其具體性、整體性、遞進性、和諧性和全息性等彌補了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的抽象性、機械性和僵死性，從而適應了走向有機整合的現代科學的發展需要。《易經》的內容、時間、空間三維屬性，不僅是三維世界的第一源頭，而且是馬列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佳載體。“《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中華民族對其大無外的“天”充滿深深的情感，高于“國家”的“天下”的理念不斷地升華著中國人的精神境界，從而使神州大地圣賢輩出，英雄輩出。天地又是不完美的，中國人民能夠彌補天地的缺陷而“參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易經》充滿宇宙真理正義，貫通天地人三才(天道為陰陽均衡而生物，地道為剛柔和合而育物，人道為仁義發揚而合群)的哲學經典，是任何外來哲學都否定不了的，她所承載的中華文明也永遠不會被中斷的(就象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和長江一樣源遠流長)，它只會兼容并蓄，不斷創新，正如《易經》中乾坤兩卦所描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憂患精神，‘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兼容憂患精神，這兩種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中華民族完全應該充滿思想、充滿信仰、充滿精神、充滿道德地為人類文明進化進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創造價值：人的積極性的調動、思想覺悟的提高、精神境界的升華、工作熱情的釋放、創造力的提高、群體思想的凝聚、社會行為的整合等等，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化進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祝愿充滿《易經》陰陽辯證之道符合新中國國情的愛國主義政治倫理學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習總書記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所構筑的中華新文明(人民主體)早日實現，并且使這種新文明潤澤全人類。“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盡可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

　　王曉品于2017-9-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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