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至今，大概只看過四、五次春晚;今年2月18日算是第六次遭遇春晚。跟著家人一起看，除了那段“民間有高手”的歌唱節目調動了一下電視機前幾位的情緒以外，基本的感覺是，小品沒笑點，歌舞缺氣場，從一個失望走向另一個失望。不過，家人也肯定地告知：春晚就那樣。言下之意，別太認真。
但是，“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沒有來自女權主義者的認真和第一時間的批評，就不會引發關于春晚節目中性別歧視問題的爭論——被批評的那些節目存在性別盲視和歧視是不爭的事實。
女權主義者們的認真，反襯出央視的不認真(亦或是一種只顧頭不顧尾的認真?)：泛濫于當下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性別歧視(以及其它歧視)，居然被當作可以提煉成全球華人共同欣賞的笑點，卻不料，笑點成了焦點。
不過，辯證地想來，這也不期然“引蛇出洞”，有了比女權主義者更多的聲音加入這場由春晚引發的“焦點爭論”：算不算性別歧視?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沒事找事?娛樂而已何必小題大作?反映出哪些更大的性別政治問題? 等等。
上面短短四段，“性別”二字打了主唱;女權主義者的批判用語里，“性別”也基本打主唱。確實，如今相對“婦女”二字，人們似乎更愿意更習慣使用“性別”二字。在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學術的發展過程中，這個原來的“表格用詞”(性別：男;性別：女)經由引進的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悄然無聲地代替了“婦女”二字，并被成功推廣。
問題是，自1980年代初至今，在經歷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引進和熱烈傳播，包括關于英語feminism應該譯為“女性主義”還是“女權主義”的爭論，以及“社會性別”(gender)這一概念的相對普及等等的同時，中國社會在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歧視諸多方面卻出現了很大程度上的倒退。一些被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梳理和批判的觀念，諸如認為“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取決于男女生理不同從而是“自然而然”的;“男人養家，女人回家”;女性的“身體”成為消費對象;“仇女”(misogyny) 心態和現象，等，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不僅沒有被廣泛質疑，反而基本毫無阻擋地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流現象。
為什么一方面女性主義理論大舉進入中國，另一方面這些理論卻未能阻止性別歧視的蔓延和女性獨立意識的削弱?為什么如今只有女權主義者才是批判性別歧視的專業戶?中國曾經的婦女解放運動精神以及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實踐都“去哪兒了”?
首先，“改革開放”伊始的1980年代初期，知識界政治話語和政治實踐中率先“去”掉的就是對婦女解放傳統及其政策方針的支持，和對男女平等意識和行為準則的認同。強調男女平等，不歧視婦女，婦女能頂半邊天等等，也不再是國家政治的“政治正確”話語和實踐。在社會層面上，已經基本絕跡的妓女現象和拐賣婦女兒童現象開始重新出現。在文化層面上，很多回到社會中心并掌握話語權的文化精英們，開始哀嘆所謂“陰盛陽衰”，抱怨“婦女”二字過于政治，抱怨女人沒有“女人味”，開始呼喚女人回廚房，開始尋找“男子漢”，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引領著“去婦女解放”的話語，并直接反映在80年代的“文化熱”當中。
與“五四”時期不同，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沒有了男女知識分子爭取婦女解放的共同體(盡管“五四”的共同體并不盡人意)。當“新啟蒙”把革命過程中和革命后出現的問題和失敗直接歸結為封建傳統時，不但無法處理婦女解放的成功和成果，反而在質疑革命的同時，否定婦女解放的歷史和現實重要性。在文學敘述里，“男性”作為個體的回歸，更是通過“性別焦慮”的傳遞把革命敘述為對“男人”的壓抑。而女性精英們也開始強調革命對“女性特質”的壓抑。“男女不一樣”開始贏得人心。 (盡管婦女解放帶來的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以及男女平等這樣的理念仍然難以全面抹去)。
其次，也是八十年代，西方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學者開始進入中國，在觀察到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不足之處以后，便從西方女性主義角度予以批評，重點大多落在婦女的“雙重勞動”(既要在外工作，又要回家從事家務);“男女平等”其實是“男女一樣”，所以缺少對“女性特征”的關照;婦女仍然缺乏“性別意識”，男人和女人仍然認為男女之別來自自然;農村中仍然廣泛存在著重男輕女的思想和習俗，等等等等。
這些批評都沒錯。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批評沒有建立在充分肯定、接受、和堅持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基礎上。有些批評甚至把婦女解放，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簡單描述為國家的實用主義行為：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而已。所有這些批評開始在中國傳播，成為西方女性主義解釋中國婦女問題的“經典”和權威，至今不絕于耳。
其三，在把婦女解放如“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同時，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被引入中國，其中不少流派為中國學者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視角(比如“社會性別”這個概念)。不過有意思的是，這些理論的引入，盡管武裝了部分學者的頭腦，但學術化傾向始終解決不了她們面對的難題：一方面，在理論層面上，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產生的歷史語境，以及各種流派自身的局限性，如何超越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更全方位地認識和分析中國的婦女和性別問題。另一方面，如何理論聯系實際;如何讓更多的人既充分肯定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意義并堅持其成果，又充分面對改革開放“新時期”產生的新問題，并在政策、理念、和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形成社會力量，堅持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實踐。
其四，在“去婦女解放”和“引進西方女性主義”的同時，資本的邏輯以“市場改革”的名義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日常生活;消費資本主義文化更是在失去性別政治正確話語的社會里，不僅影響而且引領性別意識，性別關系，和性別政治的變化;在強化物欲的同時，把政治經濟層面和階級層面上的性別關系和問題轉現為女人(或者男人)個體或自身的問題，或美化追捧或丑化嘲笑。這些，只要打開電視，或在報攤上隨便買份雜志，或者上網稍微刷幾屏，立馬就讓人產生一種充斥感。至于無論美化追捧還是丑化嘲笑的內容及其問題，細讀一下一些女權主義者對今年春晚的解讀，便可管中窺豹。
總之，在這幾“去”幾“進”的過程中，性別關系隨著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同時也作為這些關系的“癥狀”以日常生活的形態存在著，基本無人可以例外于這些關系而存在。
行文至此，想起不久前電視上看到的兩個廣告。一個，讓兩個白人女性著裝“撞車”，其中那位符合當今“美女標準”的“高瘦白”女性，不屑地看了幾眼面前那位胖胖的女性，高傲地轉身走開，廣告詞便說，還好她有一種(瘦身)藥。另一個，作為一個美白產品的代言人，演員孫儷，面對鏡頭，背了這么兩三句廣告詞：“女人多是貪心的，一般的白不能滿足我們。。。 ”
這是我在國內看到的最沒有底線的兩個廣告： 前者強化女性/女性之間的歧視，只為兜售不知對女性身體是否有害的產品。后者，即使在美國，也很難想象商家會在廣告詞里直截了當地宣布：women are often greedy;哪個女人有資格代表所有的女人，甚至還說她們多貪心?這當然是因為商家會擔心政治不正確而被人抵制他們的產品。但至少說明這樣的“擔心”有一定的大眾基礎。
而當今中國性別政治的底線，在無人可以例外的社會關系條件下，卻只能依靠少數學院和非學院派女權主義者的抗議來托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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