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志遠
一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可以是平面鏡，可以是顯微鏡，也可以是望遠鏡。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片段，我們都可以把它拿到平面鏡前對照鑒別，拿到顯微鏡下放大觀察，還可以用歷史這架望遠鏡對它進行回望和前瞻。有了歷史這面鏡子，我們就可以看清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片段的面目，發現它的本質，透視它與其他人物、事件、片段的關系以及它的演進走向和規律。
我們正在經歷著的新中國還不到70年的歷史——中國當代史這樣一個歷史片段，如同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一樣，也是在各種階級力量的反復較量和斗爭中曲折地發展的。別的不說，單就30年來一貫奉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即“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而言，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拉回到建國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便可以發現它的影子，找到它的源頭，看清它的來龍去脈，洞悉這條神龍的首尾和肉身。
二
1952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主持制定了新稅制。新稅制以及宣傳新稅制的《人民日報》社論中，都使用了一個新提法，叫做“公私一律平等”。如此重大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出臺，沒有報告中央，這當然屬于組織紀律方面的問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新稅制的實施一度造成了物價上漲和經濟秩序、思想認識的混亂。1953年初，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說：“去年12月4日根據中央調整商業的指示，北京市有4479種商品提高了零售價格;因改變了稅制，今年1月3日又調整了1370種商品的價格，兩次調整后，幾種基本生活用品零售價變動如下：面粉漲價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漲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同年1月9日，中共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人給中央寫信，反映新稅制的執行，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狀況。信中質問：“我們真不懂，新稅制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畫等號?如果這樣，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怎么能得到鼓勵而發展?資本家的企業從新稅制里得到了鼓勵更加得意忘形，這樣社會主義還要不要實現?所以，我們認為圍繞新稅制的實行，是一場尖銳的路線斗爭。”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講話。
毛主席對薄一波的批評是嚴厲的。他說：“對于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從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接著，毛主席分析了薄一波新稅制的性質，指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新稅制的錯誤……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在對薄一波錯誤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說，薄一波的錯誤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是不妥當的。主要應當批判他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主席結合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進一步寫道：“我們依靠誰?是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依靠資產階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早已講清楚了：‘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決議還說，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上，必須確定：國營工業生產第一，私營工業生產第二，手工業生產第三。重點是工業，工業中的重點是重工業，這是國營的。在我國目前的五種經濟成份中，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資本主義工商業要逐漸引向國家資本主義。”“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二中全會也講得很清楚。決議上說，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從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濫。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現在，新稅制講‘公私一律平等’，這就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的路線。”“關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決議分明說：‘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使得我們的合作社運動的推廣和發展大感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上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當作新聞，其實是舊聞。薄一波寫了《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說：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到集體化的道路，‘是一種完全的空想，因為目前的互助組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它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到集體農場，更不能經由這樣的道路在全體規模上使農業集體化。’這是違反黨的決議的。”
對于新稅制“公私一律平等”錯誤產生的根源，毛主席指出，這是在與資產階級合作時期，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我們說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黨內的反映，那是在和資產階級決裂時期發生的。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三個時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目前這個時期，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了黨內一部分人，他們動搖了。薄一波的錯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犯的。”“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錯誤，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宣傳新稅制的社論，資產階級拍掌，薄一波高興了。關于新稅制，他事先征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卻沒有向中央報告。”
從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薄一波新稅制錯誤的要害，在于“公私一律平等”，它有利于資本主義，而不利于社會主義;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如果繼續推行新稅制，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公有制的國營經濟“一律平等”、并駕齊驅，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
正是因為毛主席和他領導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及時發現和指出了黨內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并提出批評、加以糾正，才保證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才保證了到上世紀70年代新中國獨立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
三
然而，斗轉星移、世事移易。毛主席逝世后，有人一手導演了中國歷史的轉折。于是，我們看到，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2012年“十八大”30年間的歷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都使用了諸如“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等語言;不僅如此，“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作為國家的經濟制度被寫進了憲法。
那么，“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私一律平等”有什么關系嗎?非常有關系。它們的關系就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私一律平等”如出一轍，是“公私一律平等”政策的翻版和復活，是它的繼續和延伸。就其性質而言，同樣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就其產生根源而言，同樣是受資產階級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某些主事者就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就其后果而言，也如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一樣，自然是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
評價它的性質、分析它的根源，可能語言過于抽象，不便理解;而說到它造成的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的后果，現在我們都看到了。這就是在這種政策和制度之下，一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和幾十億萬富翁已經被培養出來，幾千萬下崗工人也被制造出來，工人階級由此喪失了他們領導階級的地位，成為新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有利于誰、不利于誰，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嗎?
當然，作為黨的經濟綱領和國家憲法上的經濟制度，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前面，還有句話叫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然而，我們看到，在歷次公有制企業的改制、轉型中，公有制企業一再喪師失地，到目前集體所有制企業早已經蕩然無存，全民所有制企業也所剩無幾，而且還要通過“混改”混入非公資本。所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越來越遭到威脅、挑戰、破壞和動搖，越來越成為一塊招牌和一副幌子。這不，在今年的“兩會”前夕，有個叫柴靜的前央視女主持人便推出了“自費”100萬元拍攝的電視片《穹頂之下》，以自己在美國生育的孩子罹患癌癥為由頭，說到了中國上空的霧霾，繼而說到了中國的能源管理體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要實行能源企業的私有化。
四
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批評薄一波的時候，還提到了兩個人：“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小平同志也說有那么一點錯誤。”由此，我妄自揣測，“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的制定和推行，大概此二人也參與其中了;受到批評后并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和改正，只是閃爍其詞地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加以搪塞。
毛主席這篇文章題為“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說，在毛主席看來，薄一波等人還是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只是具有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可是，后來某些人仍舊不肯改正錯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墮落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至于毛主席在臨終前振聾發聵、石破驚天地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無論總設計師內心深處是不是真的相信、理解、接受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在表面上他是宣稱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翻開他的文選第二卷，里面就有多篇文章說要世世代代堅持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思想。1991年，新版《毛澤東選集》前四卷再版，總設計師用顫抖的不算熟練的毛筆書法親筆題寫了書名，這都算是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一種表示。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選集》到1977年總共出版了五卷，《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是第五卷中的篇目;由于總設計師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解與毛主席有著本質上的巨大分歧，所以，1991年再版《毛澤東選集》的時候，就不能不把第五卷拉下。否則，歷史這面鏡子就會把30年間“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句綱領性語言的性質、根源以及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在人民群眾面前照得一覽無余。
從“公私一律平等”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讀毛主席《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文
馬志遠
一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可以是平面鏡，可以是顯微鏡，也可以是望遠鏡。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片段，我們都可以把它拿到平面鏡前對照鑒別，拿到顯微鏡下放大觀察，還可以用歷史這架望遠鏡對它進行回望和前瞻。有了歷史這面鏡子，我們就可以看清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片段的面目，發現它的本質，透視它與其他人物、事件、片段的關系以及它的演進走向和規律。
我們正在經歷著的新中國還不到70年的歷史——中國當代史這樣一個歷史片段，如同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一樣，也是在各種階級力量的反復較量和斗爭中曲折地發展的。別的不說，單就30年來一貫奉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即“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而言，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拉回到建國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便可以發現它的影子，找到它的源頭，看清它的來龍去脈，洞悉這條神龍的首尾和肉身。
二
1952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主持制定了新稅制。新稅制以及宣傳新稅制的《人民日報》社論中，都使用了一個新提法，叫做“公私一律平等”。如此重大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出臺，沒有報告中央，這當然屬于組織紀律方面的問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新稅制的實施一度造成了物價上漲和經濟秩序、思想認識的混亂。1953年初，北京市委向中央報告說：“去年12月4日根據中央調整商業的指示，北京市有4479種商品提高了零售價格;因改變了稅制，今年1月3日又調整了1370種商品的價格，兩次調整后，幾種基本生活用品零售價變動如下：面粉漲價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漲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同年1月9日，中共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人給中央寫信，反映新稅制的執行，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狀況。信中質問：“我們真不懂，新稅制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畫等號?如果這樣，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怎么能得到鼓勵而發展?資本家的企業從新稅制里得到了鼓勵更加得意忘形，這樣社會主義還要不要實現?所以，我們認為圍繞新稅制的實行，是一場尖銳的路線斗爭。”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講話。
毛主席對薄一波的批評是嚴厲的。他說：“對于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從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接著，毛主席分析了薄一波新稅制的性質，指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新稅制的錯誤……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在對薄一波錯誤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說，薄一波的錯誤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是不妥當的。主要應當批判他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主席結合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進一步寫道：“我們依靠誰?是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依靠資產階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早已講清楚了：‘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決議還說，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上，必須確定：國營工業生產第一，私營工業生產第二，手工業生產第三。重點是工業，工業中的重點是重工業，這是國營的。在我國目前的五種經濟成份中，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資本主義工商業要逐漸引向國家資本主義。”“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二中全會也講得很清楚。決議上說，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從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濫。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現在，新稅制講‘公私一律平等’，這就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的路線。”“關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決議分明說：‘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使得我們的合作社運動的推廣和發展大感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上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當作新聞，其實是舊聞。薄一波寫了《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說：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到集體化的道路，‘是一種完全的空想，因為目前的互助組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它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到集體農場，更不能經由這樣的道路在全體規模上使農業集體化。’這是違反黨的決議的。”
對于新稅制“公私一律平等”錯誤產生的根源，毛主席指出，這是在與資產階級合作時期，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我們說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黨內的反映，那是在和資產階級決裂時期發生的。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三個時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目前這個時期，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了黨內一部分人，他們動搖了。薄一波的錯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犯的。”“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錯誤，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宣傳新稅制的社論，資產階級拍掌，薄一波高興了。關于新稅制，他事先征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卻沒有向中央報告。”
從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薄一波新稅制錯誤的要害，在于“公私一律平等”，它有利于資本主義，而不利于社會主義;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如果繼續推行新稅制，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公有制的國營經濟“一律平等”、并駕齊驅，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
正是因為毛主席和他領導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及時發現和指出了黨內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并提出批評、加以糾正，才保證了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才保證了到上世紀70年代新中國獨立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
三
然而，斗轉星移、世事移易。毛主席逝世后，有人一手導演了中國歷史的轉折。于是，我們看到，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2012年“十八大”30年間的歷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都使用了諸如“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等語言;不僅如此，“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作為國家的經濟制度被寫進了憲法。
那么，“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私一律平等”有什么關系嗎?非常有關系。它們的關系就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私一律平等”如出一轍，是“公私一律平等”政策的翻版和復活，是它的繼續和延伸。就其性質而言，同樣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就其產生根源而言，同樣是受資產階級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某些主事者就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就其后果而言，也如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一樣，自然是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
評價它的性質、分析它的根源，可能語言過于抽象，不便理解;而說到它造成的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的后果，現在我們都看到了。這就是在這種政策和制度之下，一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和幾十億萬富翁已經被培養出來，幾千萬下崗工人也被制造出來，工人階級由此喪失了他們領導階級的地位，成為新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有利于誰、不利于誰，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嗎?
當然，作為黨的經濟綱領和國家憲法上的經濟制度，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前面，還有句話叫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然而，我們看到，在歷次公有制企業的改制、轉型中，公有制企業一再喪師失地，到目前集體所有制企業早已經蕩然無存，全民所有制企業也所剩無幾，而且還要通過“混改”混入非公資本。所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越來越遭到威脅、挑戰、破壞和動搖，越來越成為一塊招牌和一副幌子。這不，在今年的“兩會”前夕，有個叫柴靜的前央視女主持人便推出了“自費”100萬元拍攝的電視片《穹頂之下》，以自己在美國生育的孩子罹患癌癥為由頭，說到了中國上空的霧霾，繼而說到了中國的能源管理體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要實行能源企業的私有化。
四
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批評薄一波的時候，還提到了兩個人：“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小平同志也說有那么一點錯誤。”由此，我妄自揣測，“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的制定和推行，大概此二人也參與其中了;受到批評后并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和改正，只是閃爍其詞地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加以搪塞。
毛主席這篇文章題為“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說，在毛主席看來，薄一波等人還是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只是具有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可是，后來某些人仍舊不肯改正錯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墮落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至于毛主席在臨終前振聾發聵、石破驚天地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無論總設計師內心深處是不是真的相信、理解、接受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在表面上他是宣稱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翻開他的文選第二卷，里面就有多篇文章說要世世代代堅持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思想。1991年，新版《毛澤東選集》前四卷再版，總設計師用顫抖的不算熟練的毛筆書法親筆題寫了書名，這都算是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一種表示。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選集》到1977年總共出版了五卷，《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是第五卷中的篇目;由于總設計師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解與毛主席有著本質上的巨大分歧，所以，1991年再版《毛澤東選集》的時候，就不能不把第五卷拉下。否則，歷史這面鏡子就會把30年間“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句綱領性語言的性質、根源以及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在人民群眾面前照得一覽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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