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可冒充理論家
中國青年報編委、社評部主任曹林于2015年02月16日在“新聞專欄”發表了一篇文章：《權貴與民粹合流是改革的最大敵人》，夸夸其談，貌似“理論家”，不免讓人笑掉大牙!
已有網友評論道：
載舟水[北京]：通過此全篇閱讀，怎么也看不出作者又是個什么樣的好東西!
詠荷詩人[北京]：胡說八道!
筆者作為讀者(樂古稀之友)也想簡單評論幾句，可是發了兩次都貼不出去，不知什么原因，只好改弦更張了。
我是這樣評論的：
莫明其妙!一個黃嘴小兒也敢妄議文革和改革?山上無老虎了嗎?一篇反毛反社的文章里居然貼上一張文革時期的宣傳畫，是啥意思呢?他們懂得文革是怎么回事嗎?極力鼓吹市場經濟、無恥為富人坐臺，能實現公平正義嗎?誰在懷念文革?為什么懷念文革?(完)
曹文開宗明義地寫道：
放眼當下改革，有兩種看得見的阻力，阻礙著改革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行。一種阻力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明擺著的，就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他們是舊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既有的利益都依附于那種權力集中、弊病重重的舊體制，當然不愿放棄嘴中的肥肉，不愿放棄專車，不愿公開財產，拔一根毛都不愿意。
我覺得，他倒是說了幾句實話：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當然不愿放棄嘴中的肥肉，不愿放棄專車，不愿公開財產，拔一根毛都不愿意。
但他并未指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是什么時候產生的，含糊其辭;他那幾句實話顯然是宣告“先富帶后富”論的破產;所謂“權力集中、弊病重重的舊體制”指的又是什么呢?他四六不懂，肯定不知道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要消滅權貴階層，就是要改造弊病重重的舊體制，但他卻說文革“可怕”!——不但不懂歷史，連起碼的邏輯都不懂，葉公好龍，豈可冒充理論家!
他們壟斷改革的旗幟，任意涂色——說紅就紅，說黑就黑，說白就白;卻掩蓋不了欲作人上人的狼子野心;彰顯了千方百計維護既得利益的罪惡目的!
只看文章標題就很怪異，權貴與民粹能合流嗎?簡直是胡亂撮合賈府焦大和林妹妹;胡編亂織，冒充“明白人”，追趕袁騰飛!
筆者不是理論工作者，沒掌握理論武器，難以形成體系，評論到此為止。茲把曹文貼在下面，——奇文共欣賞;也許多數人不屑于評論，不愿意高抬他;但讓他的“大作”曬曬太陽也有必要。
余罘 2015年2月17日
附：
權貴與民粹合流是改革的最大敵人
文/新浪專欄 觀察家 曹林
民粹主義并無恒定的價值取向，在現實中有很多表現，有的只是源于對現實的不滿，有的是兜售一些極端主義主張，而有的甚至懷念文革，常在網上網下為文革招魂。
放眼當下改革，有兩種看得見的阻力，阻礙著改革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行。一種阻力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明擺著的，就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他們是舊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既有的利益都依附于那種權力集中、弊病重重的舊體制，當然不愿放棄嘴中的肥肉，不愿放棄專車，不愿公開財產，拔一根毛都不愿意。
另一種阻力每個人也都能感覺到、卻不一定愿意承受，就是網絡上的民粹主義。這些情緒化、狂熱的匿名者以鍵盤為武器，扛著“反權力反富豪反精英”的大旗，以“勞苦大眾”的弱勢受害者身份自居，逢權必反，逢富必罵，逢精英必唾棄，逢專家必嘲弄，逢漲價必抵制，不滿一切帶著強者標簽的符號。他們利用多數的優勢，匿名的盾牌，“反抗不公”、“殺富濟貧”的道德優勢，提一些反改革反市場反法治的要求，阻礙市場化的改革努力。
民粹主義并無恒定的價值取向，在現實中有很多表現，有的只是源于對現實的不滿，有的是兜售一些極端主義主張，而有的甚至懷念文革，常在網上網下為文革招魂。
兩種阻力，分別指向不同的改革價值。權貴階層主要阻撓的是法治化進程，因為在舊體制中，他們是能夠凌駕于法治之上的特權階層，他們就是從“反法治”中獲益的，確實法治的地位，就是收回他們的特權，將其關到法律的籠子中，權力的手被綁上了，就無法肆無忌憚了——所以，法治是權貴眼中最大的敵人。而民粹主義，則主要將矛頭指向了市場，他們固執地認為“自身的弱勢地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不公的罪魁禍首在于市場，市場使財富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他們是市場的失意者、失利者、失敗者。——所以，民粹主義將市場當成最大的敵人。
這兩種阻力雖然可怕，但我覺得，中國改革前行的最大阻力也許并不是兩種阻力的某一種，最可怕的阻力、最令人擔心的改革倒退在于，這兩種阻力可能聯合起來互為手段形成合流，結合成一種可怕的“反改革怪獸”。也就是說，改革最大的敵人是權力與民粹的合流。
什么是權力與民粹的合流?這不是一個臆想出的概念，而在現實中已有表現，就是權力階層與網絡民粹主義聯合起來去阻礙“法治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權力階層利用民粹主義的“多數人暴力”，而民粹主義則利用權力階層手中的決策權，將“民意的道德優勢”和“權力的決斷優勢”結合起來，將反改革的理念變為實踐，拖改革的后腿，開歷史的倒車。這樣結合起來，很有欺騙性，一方面似乎有著“民意支持”的道義正當性，有部分民意的支持，有專家的論證，占領著道德高地，一方面突破正當程序和制度規范，繞過輿論和制度的監督，繞過法律，冠冕堂皇地作惡，理直氣壯地拍板。
某些權力是反法治的，而民粹主義是反市場的，而中國改革又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深化——于是，權力和民粹就從這個方向中找到共同的“敵人”。其實，民粹并不喜歡權力，因為民粹同樣是反腐敗的，仇恨權力的;而權力當然也并不把民粹當朋友，壟斷著資源的高富帥們，內心當然瞧不上苦逼的網絡屌絲們。可是，他們在反對“法治市場經濟”上卻找到了共同點，找到了彼此身上可以利用的價值，于是一拍即合臭味相投。權力把民粹當作“民意的人肉盾牌”，而民粹將權力當作實現“均貧富”的工具，于是一種叫“權力民粹主義”的怪獸便橫空出世。這種怪獸，公眾并不陌生，30多年改革開放之前，這種怪獸在中國制造了至今讓人不敢回憶的災難。
一些不合市場不合法治方向的政策和決策，卻打著民意的旗號招搖過市，名為“為了民眾”，實際是權力自肥。這些決策，往往帶著“劫富”的特色，往往把矛頭指向市場和富人。可這些“劫”到的“富”，并不是用于“濟貧”，而不過都落到了權力的腰包里。民粹不過是權力實現“反法治”的工具，是權力繞過法治的堂皇借口——而民粹得到了什么呢?并沒有得到正義、公平和財富，得到的僅僅是一種“報復市場”、“修理富人”的渲泄感，屌絲還是屌絲，不過當了高富師們的炮灰。
拉美某些國家的改革所以遭人詬病，問題也在于此，權力民粹主義的怪胎組合，并沒有帶來民主，要法治沒有法治，要市場沒有市場。拉美化于是成為一個貶義詞。
回到對改革阻力的反思上。其實，單純是權力阻力，倒不怕，雖然這個利維坦很大強大，但在滔滔的改革洪流下，民權日益彰顯，權力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公然作惡的空間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單純是民粹，也不是大患，它只是一種“多數暴力”的輿論聲浪，雖強大，雖能綁架輿論和政府，卻沒有直接的行動能力，也會受到理性聲音的約束。最可怕的是兩者的結合，民粹成為權力反改革的肉盾，權力成為民粹的牙齒，加上一些投機專家的論證，左妖左禍便會露出猙獰的面目。
要馴服權力，要警惕民粹，更要警惕權力和民粹狼狽為奸綁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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