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我理解的魯迅先生

　　談到魯迅先生，是一篇大題目，實在是不好寫。之所以還想說說我所能理解的魯迅先生，是因為魯迅先生和他的文章一直對我就有一種強大的吸力。我自識字接觸魯迅先生的文章開始，就喜愛上他的文章。每一次讀魯迅先生的文章，我的思想就受一次的沖擊，在這沖擊之下，不時地會涌動著想談談魯迅先生的激動，但又怯以文字的淺陋，每一次又都感覺寫不下去，因為實在是個大題目，大得無從下手，似乎無論從哪個角度入手，以我的能力和認識深度，都還不足以將魯迅先生的一個側面畫得圓滿且真實，感覺真的很難。年前一次與摩羅老師一起談到了魯迅先生，摩羅老師給了我另一個角度下的魯迅先生，這更加重了我對魯迅先生認識不足的份量，加重了我談魯迅先生的退意。何況周海嬰先生生前，我有幸與他曾表達我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就更加不愿端出我的淺陋來。我對于魯迅先生，是只有做好小學生資格的。今天不得不再次做起這個題目，是因為當下的一些形勢逼迫著我，必須試著一定要去談談我對魯迅先生的一點理解，只是一點點理解——無論如何，我都不管了。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最偉大的作家，賦予他的頭銜和榮譽很多，我不想再去重復。對于魯迅先生，我只想談談為什么會產(chǎn)生魯迅這樣的人物及其思想，以及順便回答一下所謂的民國時代盛產(chǎn)大師的當今熱點問題。

　　對于魯迅先生，有人喜歡他，因為他的思想的深刻，有人不喜歡他，覺得他的語言的尖刻，但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并不影響魯迅先生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對開智文化做出的偉大貢獻。與魯迅同一時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很多，但無一人的貢獻能超越魯迅。

　　魯迅是極賦思想和語言天才的，正如1938年蔡元培在魯迅逝世后，在《魯迅先生全集序》中所做的評價：“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shù)模秃茏匀坏膶懗鰜怼＿@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學力!”。試看魯迅先生在談到國民性可以改變而鼓舞復生的希望，暢快揭露辯護古例者們時寫道：“……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籍罷。但這一點慰籍，也會勾銷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

　　魯迅一生的寫作生涯中，因沒有長篇大作而被一些人詬病其大文豪的稱謂，是的，魯迅先生的作品中《阿Q正傳》算是長篇了，相比于百萬字以上的長篇只能算為短篇了，但一名作家的思想和影響的深廣是不會以長篇之形而計的。魯迅先生也有大量的優(yōu)美的散文和散文詩和詩作，以及與創(chuàng)作幾乎等多的翻譯作品，但數(shù)量最多、最能集中體現(xiàn)魯迅思想和魯迅精神的，便是魯迅先生十六集本的雜文了。

　　魯迅先生的偉大，首先是他的時代造就出了他的偉大，時勢造英雄。談魯迅的偉大，必須正確看到魯迅所處的時代，而不是現(xiàn)在公知們所鼓吹的什么民國體制的造就。那么，魯迅時代的中國是一個怎么的中國呢?

　　中國歷史五千年，在這五千年的末尾，中國進入了一個異族統(tǒng)治近三百年的滿清朝代。滿清統(tǒng)治者以極少數(shù)的人口統(tǒng)治過億的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出于統(tǒng)治穩(wěn)定的需要，滿清在中國推行極為嚴苛的異族統(tǒng)治，首先是從“剃發(fā)易服”的形式上壓服，但僅有形式上的壓服是不夠的，要達到最終極的壓服，就必須在文化思想上達成目的。

　　對此，滿清朝廷從入主中原便大興文字獄，欲從漢人的思想根基上除去反滿情緒，文字獄持續(xù)至清末，在這個過程中，因文字而遭殺戮的漢人不計其數(shù)，但漢民族的內(nèi)心的排滿思潮，卻并沒有因強權壓制而徹底消失，反而在晚清時期在外來的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中不斷積聚待時而發(fā)。比如，晚清末年日本入侵遼東時，一路漢人竟然“歡呼”日本為“王師”，再至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時也有漢人反助聯(lián)軍攻打北京的奇特現(xiàn)象。正基于反滿之憂，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清廷對外戰(zhàn)爭中，雖然清廷也舉力以戰(zhàn)，但總歸于失敗，割地賠款，其主要原因就是滿清朝廷不敢動員全國力量，而只相信和依靠旗兵和附屬于其下的綠營軍。清朝統(tǒng)治者最最擔心的是漢民族起來必會危及滿清在中國的統(tǒng)治，以至于對中國走進近代對服飾的時代要求，滿清都是極其害怕的：辮子在大清在，辮子亡則大清亡。

　　滿清最后沒能抗住內(nèi)憂外患，在辛亥革命的輕輕一推之下便轟然倒下了。辛亥革命的發(fā)生不是外在的國民黨武裝的推翻，而是滿清內(nèi)部的漢兵的倒戈起義。已經(jīng)淪為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攫取利益的幫兇的滿清傀儡朝廷，使?jié)h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各民族己經(jīng)認識到只有推翻反動腐朽的清廷，中國才有出路，才能脫離亡國滅種的危機。清廷的倒下，漢民族猶如被強壓了三百年之久的彈簧一樣，三百年積儲的反彈力量，一下子就爆發(fā)了出來，壓之深必彈之高，這股力量首先從漢民族知識份子這個出口中蓬勃迸發(fā)出來了，整個漢民族也猶如一下子自由了身軀，充滿了活力。

　　另一方面，滿清晚期的對外失敗，已經(jīng)將中國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獲得了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漢民族，又不得不振奮起來，拯救被摧殘壞了的這個國家和民族。近代以來，西方的思想、制度、科學技術的傳入，在被迫的應戰(zhàn)中一次次落敗，使得一批批的知識份子們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去尋求強國救民的新道路。國家和民族該向何處去?以魯迅為代表的先進的知識份子們，歷史責任無可挑揀地必須要承擔起這個時代的任務。

　　應該看到，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一直到民國，讀書人歷來總是少數(shù)，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多數(shù)民眾是被愚化教育之下的文盲，雖然民國初期就已經(jīng)廣開西學學堂，但能夠進入學校的仍是少數(shù)，而到人數(shù)更少的高等教育階段，全國的優(yōu)質教育資源只能集中到還能夠繼續(xù)讀得起書的一小群知識份子們身上。如果感興趣的話，在民國時期，一些知識份子之間的關系是極為親密的，舉例來說，被魯迅轟下臺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女士是楊絳的姑姑，楊絳是錢鐘書的妻子，郁達夫與徐志摩是杭州府中學堂同學，至于知識份子之間的姻緣與情侶關系、師生、朋友關系，更是常見，可見當時的高級讀書人是不多的，知識份子圈子中存在或者發(fā)生各種親密關系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有了親密關系，也就有了相互之間的幫襯、提攜、互博名利的便利了。(這一段的意思，順便按照現(xiàn)在的作法來解釋，就是有助于擴大人脈加廣告的效應了)。

　　滿清結束之后首先釋放出來的是漢民族自身的活力。還有，催生民國時代思想活力的另一個動力，是中國社會又一次遇到了歷史性的大變革。東周時期的禮崩樂壞，中國社會第一次從有序走向無序，無序的自由催生了春秋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爆發(fā)，之后由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形成中央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再由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起，又從無序走向了有序，一直延續(xù)了兩千年，直至晚清時期，西方侵入中國，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和社會模式?jīng)]能抗住西方的打擊，一個“衰老”的“僵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能不引起一些知識份子們的反思，五四運動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現(xiàn)是時代的必然。中國要進步，民族要重生，國家要富強，必須要變革。那一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們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各種新思潮的涌現(xiàn)，可以說是類似于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

　　得益于以上的時代特征，民國時期出現(xiàn)了諸如朱自清、郁達夫、俞平伯、徐志摩、冰心、郭沫若、老舍等諸多文學和思想名家。思想領域里的大活躍，必然要沖破舊文字形式的禁錮。科舉制度廢除了，西學引進了，在面對延續(xù)下來的語言與文字的兩相脫離，語言文字的一致化和大眾化就成了知識份子們選擇的方向。白話文興起了，新文化運動開啟了。時勢造英雄，在這樣的一種文化大變革中，歷史必然要選擇且造就一批能夠推動這次新文化運動前行的人出世。否則，在得到現(xiàn)在公知們無限夸贊的民國大師群中，就無法找不到一個仍以文言寫作的大師出來，相反，仍以作家為例，其全部都是白話文的作家，即是明證。

　　還需指出的是，除了魯迅等少數(shù)幾人外，民國多數(shù)的文學作家們只是文學意義上的作家，他們用文字描寫著風花雪月，描寫著喜怒哀樂，描寫著行蹤觀感，以及一些純粹的鴛鴦蝴蝶派們，都涂著象牙塔里的本色，有點類似于今天文學界里已經(jīng)叫嚷多年的那種“文學要回歸文學本色”的論調(diào)一樣“高雅”，譬如郁達夫與俞平伯的《漿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文章，如周作人的《瓜豆集》《木片集》等著作集，多散發(fā)著閑文小品類的休閑品調(diào)。這類文學家們只是做著文學家的工作，而不能將作家與自己所處的多災多難、風雨飄搖、出路不定的國家和民族聯(lián)系起來，而身外，歐美列強還在中國大地上橫行無阻，軍閥們走馬燈般混戰(zhàn)不休，官僚買辦巧取豪奪，城市百業(yè)凋敝，農(nóng)村經(jīng)濟破產(chǎn)，人們食不果腹，哀乞遍野。能夠面對需要拯救的社會，做出深刻思考的作家并不多，而最早站出來最深刻地思想和喚醒社會的，唯有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是學醫(yī)出身，在日本留學期間，在異國目睹了國人精神上的麻木后，回國后便毅然棄醫(yī)從文，認識到解救民眾的辦法最要緊的不是“醫(yī)”，而是打開民眾思想上的枷鎖以喚醒民眾。

　　魯迅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在白話文還很蒼白的剛剛由文言轉向白話文的時候，他貢獻出了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之后又接連發(fā)力，貢獻出了《吶喊集》、《彷徨集》、《故事新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等等等文學作品。魯迅以天才的白話文的語言文字能力打開了新文學的廣闊天地，帶出了一批新文化的闖將。魯迅以豐富的文學作品奠定了堅實的白話文文學的基礎，顯示了新文化運動的實績。

　　僅從文學方面來評價魯迅，魯迅依然是偉大的。在文言文成熟并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的中國社會，從文言轉向“說與寫一致”的白話文，完全是一種“叛逆”，而白話文的出現(xiàn)，又使人們幾乎沒有現(xiàn)成的文字模式來參照模仿，所能看到的都是文言的古書。用白話文來寫作自己的思想，對于現(xiàn)在的人們來說，早已經(jīng)不是困難的事情了，但是對于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中國人來說，卻是極為困難的。魯迅與同時期的文學作家們艱難地做著開創(chuàng)工作，魯迅一生還致力于在中國作家們開創(chuàng)不足的情況下，引入并且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一方面借此來豐富白話文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奠定了用白話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新路。在新文化之路上，“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便是這樣的一位開拓了路，并領導著大家走出這條路的偉大的領導者。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而魯迅更偉大的是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

　　魯迅有別于而最突出于民國作家群的是，他最為深刻地以筆為武器，來喚醒麻木沉睡了幾千年的中國底層民眾。喚醒是不需要暖語溫言，而需要刺痛。不喜歡魯迅的人，說魯迅的語言過于辛辣尖酸刻薄，但是擔負喚醒使命的思想家和作家，唯有如此，才能刺痛人們的經(jīng)久麻木的神經(jīng)，進而叫人警醒，振作起來。

　　魯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目光移向底層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不僅單單將目光轉向社會底層，而且還要將他們喚醒，指給他們醒來后的方向，鼓勵向壓著他們的一切的黑暗勢力去斗爭，去沖破關閉太久的沒有窗的黑暗的鐵屋子。

　　以前的中國文字中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們做主角，偶有底層人物的出現(xiàn)，也只有被嘲弄、被貶斥、被欺壓的份兒，而魯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喚醒精神，創(chuàng)作出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華老栓、閏土等形象。人們從魯迅的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國社會不同人群的各種麻木，但麻木不等于是死亡，從麻木中來喚醒，是“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喚醒的全部心血多數(shù)集中在了魯迅早期的小說和散文等作品中了。

　　之后，隨著中國社會思想的深入解放，以及風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爭，魯迅又以決不屈服的硬骨頭精神向著反動的、黑暗的勢力們做斗爭。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現(xiàn)實中，如毛澤東主席一九四零年評價魯迅的那樣：“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在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半封建的狀態(tài)保持了“中國還是中國”的一半的尊嚴，而半殖民地的狀態(tài)把中國又淪為外國列強控制下“喪失了一半的自我”的中國。在這“半是自己又半不是自己”的社會中，有多少人仍以舊有的封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的枷鎖，捆鎖住底層人民，各個過著如祥林嫂一樣悲慘的生活，同時又有多少人屈從于帝國主義的淫威，淪為了帝國主義列強和買辦資本家們的走狗。魯迅時代如魯迅一樣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站在底層民眾之中，不得不兩頭作戰(zhàn)。

　　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勇敢地指出“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讓人們看到“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在與反動的黑暗勢力的斗爭中，魯迅創(chuàng)造了雜文這種“匕首”和“投槍”，向黑暗的陣營里投擲進去，插入敵人的身軀。

　　我從讀魯迅先生文集中最能深切感受他向射來的“毒箭”為何予以反擊的思想的，是《我還不能“帶住”》一文中答復“詩哲”徐志摩欲當“和事佬”的一文時所說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

　　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為援助陳源(注：即陳西瀅)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

　　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

　　魯迅是戰(zhàn)士，他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橫眉冷對千夫指”，而他對于人民卻“俯首甘做孺子牛”。他無畏地挺起身來反擊敵對勢力向他射來的“毒箭”和“毒槍”，從沒有一次的妥協(xié)和投降，直到生命的終結，仍是以一名至死不屈的戰(zhàn)士留下遺言“一個都不寬恕”的革命精神。魯迅對追求進步的青年和人民大眾卻是充滿了愛，“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鼓舞半殖民地的人民“應該表現(xiàn)出這樣的氣概——用笑臉來迎接悲慘的厄運，用百倍的勇氣來應付一切的不幸。”

　　魯迅先生是民國黑暗里的一盞明燈!

　　黑暗的民國，因為有了魯迅先生的出現(xiàn)，也不枉存在了三十八年的歷史。

　　魯迅的貢獻是喚醒和戰(zhàn)斗，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知識份子群體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新形象。古代的知識份子們學好詩書貨賣于帝王將相，是依附于封建權貴的忠實走狗。及至民國，像魯迅這樣的戰(zhàn)士也是不多的，雖有如左翼作家中幾人，也是在魯迅先生的帶領下走進了戰(zhàn)士的行列。唯有魯迅先生一人是抗旗沖鋒的戰(zhàn)士。魯迅先生1936年去世時，上海社會各界萬人送葬，人們將繡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旗子覆蓋在了魯迅先生的靈柩上，這三個字是中國人民對魯迅先生的最高褒獎。

　　“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魯迅的精神是不朽的，只要有黑暗，魯迅先生的精神就是底層人們的吶喊。也再一次證明，包括魯迅先生在內(nèi)的所謂民國大師們的出現(xiàn)，決不是什么民國體制之故所能造就得了的。

　　魯迅先生的時代從時間上走遠了，但是產(chǎn)生魯迅先生的時代環(huán)境也許并沒有走遠。以毛澤東主席為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徹底改造了魯迅先生所抨擊的社會，實現(xiàn)了底層人民的第一步比較全面覺醒和翻身解放。但是，公有制之后的私有化浪潮之下的新的又一輪回中的中國社會，再次反復到害怕魯迅先生的社會環(huán)境中來，他們以各種名義詆毀或者降低魯迅精神的價值，想盡辦法讓青年和人民大眾遠離魯迅，以致忘掉魯迅，而這恰恰證明著魯迅精神的不朽!

　　隨感至此，思路再斷，夜已深了，就此匆匆擱筆，遂以《我理解的魯迅先生》為題作結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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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之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2006leexuzhi

　　李旭之

　　2015年2月26日午夜后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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