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和當今著名的、堅持反動言行的右派茅于軾是一丘之貉
筆者寫了三篇批判吳市場(吳敬璉)的帖子,第一篇主題是批他要取消黨政領導權力,第二篇主題是揭他仇視社會主義制度,一句話,吳市場敵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反感黨政權力干預市場經濟,吳市場要把社會主義和黨政領導逐出社會主義市場制度。
第三篇帖子筆者重溫了毛主席以下兩段極重要的教導:
——“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么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斗。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一九五七年))
我們知道,美國有標志性建筑自由女神,法國有標志性建筑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前蘇聯有標志性建筑紅場。根據以上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也有兩座標志性建筑,一是雄偉壯觀的天安門,天安門兩旁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代表了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形象,這兩句話是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說的。
一個是笑迎人民的新華門,新華門兩旁有兩句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是誰說的?這是黨說的。新華門代表的是黨的語言。
我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黨章總綱也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也是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黨領導政府忠誠地為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體服務,因此,在我國,黨政領導權力不容侵犯。
吳市場竭力攻擊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就是要讓中國共產黨閉嘴,就是要中國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對照毛主席教導,吳市場毫厘不爽地是散布毒草的反動右派!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他和當今著名的、采取反動立場的、堅持反動言行的右派茅于軾是一丘之貉!
吳敬璉和茅于軾的共同的觀點和感情是:執政黨手中的權力必須繼續交出!交到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為止!中國人民應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什么樣子呢?他們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總統掌權也必須替資本家牟利才能左右國家的局面!實際上,總統的權力就是資本家們的權力!吳敬璉和茅于軾就是這樣的觀點、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完全交出手中的權利讓資本家和在市場經濟的幌子下“富起來”的人們掌權和當家,就是要中國廣大的基本群眾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讓中國廣大的基本群眾的生存權利毫無保障,也還有不少官員和眾多的“網民”對吳敬璉和茅于軾的共同的觀點和感情表示贊同!而這些人最基本的感情是與黨和政府的對立!只要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都會以某種逆反的情緒審視和對待!這些人不懂得執政黨手中的權力對于他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地位的重要保障作用;不懂得這些權利是用無數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鮮血換取的!不懂得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偉大的政治意義和作用!
吳市場的恩師是誰?是美國人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巫師弗里德曼!吳市場曾這樣媚態可掬地說他的恩師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1988年先到上海,之后到北京訪問有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跟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的會談,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我特別認為他不但跟我們國家領導人做了會談,而且他有一個書面的備忘錄。他在跟趙紫陽同志談話的時候是解釋了這個備忘錄的,這是一個非常精采的亮點:‘單單利用市場是不夠的,單有私有化也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場,這里自由的含義是對國內外的資源進行公開競爭’。他接著在解釋他以前當過印度財政部長的顧問,印度有私有化,可是沒有競爭,所以印度的經濟在那個時候發展的非常不理想,我們知道印度的改革是從90年才開始的。所以我想,弗里德曼這樣的大師,他是從一些最基礎的經濟學原理來分析問題的,所以他能夠看得很深。”
吳敬璉和茅于軾懂得“最基礎的經濟學”嗎?巫師弗里德曼所說的自由含義就是吳敬璉所說的那一點點嗎?
巫師弗里德曼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什么是政治自由?列寧曾說過,政治就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巫師弗里德曼難道不是指顛覆別人國家的自由嗎?不是指智利式的“顏色革命”嗎?
所以,1996年成立弗里德曼夫婦基金會(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允許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義從2001年開始頒發“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獎給對“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有重大貢獻的人士。注意,“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是不是某項政治運動?!
看看當年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最后的命運吧:
公元200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于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有關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從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國情報機構在智利1973年發生的推翻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了政變的發動者皮諾切特。據這些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的前3周,決定拿出100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于美國情報機構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后也慘遭殺害。
當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1973年被美國背后策劃的政變推翻后,相傳弗里德曼本人曾擔任獨裁者皮諾切特的經濟顧問,但他本人則于1991年時否認此事,并稱僅曾到智利短暫旅行過,但是愿意為他的學生在智利的作為共同承擔功過 (share credit)。而他的數名學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及企業私有化;智利通脹此后雖然從1000%逐步回落,但批評者質疑這是以極嚴重失業、食物供應短缺和企業破產的代價換來,民生為其改革蒙受了極大痛苦;西方異議者娜歐米·克萊揭露了大量弗里德曼私有化主張下的嚴重官商勾結案例,造成了智利貧富嚴重不均的后果。此種震蕩療法(或稱窒息療法)亦曾于不久前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采行,同樣造成了極嚴重的官商勾結與擴大貧富不均的后果,令民生受到極大打擊。
當弗里德曼于1976年在瑞典領受諾貝爾經濟獎時,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議,直至皮諾切特倒臺后,他才說:“市場變得自由,最終也會為人民帶來自由。”在他眼中,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2012年3月29日,設于美國華盛頓的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歲的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獲得該研究所頒發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獎金25萬美元——世界強國美利堅合眾國也對其關愛有加啊。吳敬璉得獎的日子也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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