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茨獎與產婦之死

　　湘潭產婦搶救無效死在手術臺——最早的媒體報道，渲染了一個“無良醫生”與“悲憤家屬”的故事：沖開手術室的家屬看見，產婦裸死在手術臺，滿口鮮血、眼含淚水，“無良醫生”卻早已不知去向——在醫患關系敏感的當下，如此充滿情緒和畫面感的描寫，極其能夠挑動觀者的神經。然而，隨著更多信息的公布，才發現，媒體呈現的敘述或許還有另外一面：產婦遭遇了“羊水栓塞”， 而家屬為了以后生二胎，拒絕切除產婦子宮(止血)，延誤搶救時機——輿論風向大轉， “惡婆婆”與“渣男老公”成為了網絡討論中的新關鍵詞：這條新聞折射的，在“醫患問題”外，還有同樣深刻的“家庭問題”。

　　而與此同時，又讀到另一條新聞：斯坦福的伊朗裔女教授Maryam Mirzakhani獲得了2014年的菲爾茨獎——這是這所獎項的歷史上，第一次，有女性得主。

　　Maryam Mirzakhani成為了第一個得菲爾茨獎的女人;張姓產婦死在了中國南方縣婦幼保健院的手術臺上——兩條新聞并列：兩個在國籍、年齡、社會階層、教育程度等等指標上截然不同女人，至高榮譽與死亡——看似迥異的女性命運背后，似乎又有種難以言明的微妙關聯。

　　婆婆與丈夫，因為“切了子宮不能生二胎”而拒絕為搶救手術簽字——產婦之死背后，體現的是被赤裸異化為生育工具的女性身體：去年給一門叫“當代社會的奴隸制和強迫勞動”的課當助教。一次課上說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12年估算的數據，強迫勞動(forced labour)的受害者中，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1140萬 vs. 950萬)——與學生們討論為何會出現這種差異時，教授提出，這組不平衡的數據背后，根源性原因，或許是因為在父權國家的社會文化下，女性的身體，在用來生產(productive function)之外，還可以用來生殖(reproductive function)。

　　在父權制度的話語里，生育與否不再是女性的自主選擇，而是女性身體應當承擔的職責和功能，針對日本近年來極其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現象時，日本時任厚生大臣柳澤伯夫曾經說，這是因為日本的“生育機器”沒有“正常工作”。

　　而在我國的語境下， 生育功能一旦完成(或是無法完成)，女性的身體就是可以被隨便拋棄的：“七出”之條里，第二條就是“無子去”(妻子生不出子女即可被休棄); 老舍先生1933年的諷刺小說《抱孫》，更是說得直白——開篇第一句就是“難怪王老太太盼孫子呀;不為抱孫子娶兒媳婦干嗎?”，及至寫到媳婦難產時“王老太太”的心理活動，又有如下兩句：“保小的不保大人。媳婦死了，再娶一個;孩子更要緊”“只要掏出活孫子來，兒媳婦就是死了也沒大關系”——《抱孫》一文，如今再看，仍不覺得過時。時至今日，中國家庭倫理劇中依舊經常出現“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橋段，有次和一位熟人聊天說起，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保大人。”

　　“哎?你為什么這么想?”——我好奇追問。

　　“因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嘛。”他脫口而出。

　　無關乎女性本身的意愿與選擇，當然也無關乎于感情：即便是要“保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此簡單干脆的答案，背后隱藏的，仍然是把女性身體用作滿足生育功能的邏輯。

　　當然，在湘潭產婦之死面前，也有許多評論，說起“惡婆婆”和“渣男老公”，痛斥“真是愚昧啊”——就好像今年三月，貴州農民王光榮因為交不起超生罰款自殺，留下妻子與兩女一兒，也有評論說他的“落后愚昧”——是的，就和老舍先生的小說《抱孫》中描摹的一樣——為了“生二胎”而拒絕搶救、為了“生兒子”而不惜代價一個接一個地生下去、甚至相信“針扎大女體，下胎生男孩”，這樣看似始作俑者是“個人”(惡婆婆、超生父親等等)的性別壓迫中，彌漫著的是某種“愚蠢的惡”。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以為，只要有了教育、有了個體的成功、身邊都是“開明”的朋友(甚至有朝一日守候在產房前的是親娘而不是“惡婆婆”)，我們就可以回避這些壓迫。然而，事實上是，在制度化的話語與結構性的問題面前，立足于個體，永遠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

　　菲爾茨獎的第一位女得主Maryam Mirzakhani在訪談中說起自己早年在伊朗的教育經歷，特別提到自己在女子中學讀書時的校長——“一位執著強韌的女性，竭盡所能給我們提供和男子學校一樣的機會”。如今，人們慶祝菲爾茨獎終于有了一位女性得主——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否也是一種遲到的“第一”?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與Mathmatics)領域，時至今日，仍然較少有女性涉足，女性“理工科不行”的迷思(Myth)與刻板印象、女生學理科不“性感”的性別期望，仍然普遍存在 。在女性身體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生育”的父權話語下，對異性的吸引力，便成為衡量女性價值的最關鍵的指標之一：如今的網絡之上，比“女博士”還受嘲笑的群體估計只有“理工科女博士”——在我們的想象里，她們不修邊幅，毫無“女性美”，渾身上下沒有一絲一毫文藝或是性感的氣質。

　　有一位“竭盡所能給我們提供和男子學校一樣的機會”的女校長是幸運的，但或許也是一種不可復制的幸運：我們有Maryam Mirzakhani——然而問題的關鍵不是，在現有制度下，鳳毛麟角的女性“成功了”(made it)，問題的核心是：在現有制度下，有更多女性“可以成功”而“沒有成功”——不僅沒有“成功”，甚至都未曾“存活”。

　　Anne-Marie Slaughter是對外政策專家、普林斯頓的教授、 曾在希拉里.克林頓任下擔任美國國務院的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按照世俗標準，她和Maryam Mirzakhani一樣，是“成功”了的女性。然而她寫《女性為何仍然不能兼得》，立足自身經歷，談女性在社會與職場中遭遇的不平等、談全職工作的母親遭遇的雙重審判，談“不能兼得”——高等教育、世俗成功并不能豁免你：以Sheryl Sandberg為代表的女性成功學告訴我們，似乎只要有自信有“成功的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問題是，當一個社會將女性異化為“生產”與“生育”工具后，在這個社會里“一切皆有可能”——有的又是什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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