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看到@湖南高速警察 的這樣兩條微博：
用女同事的長相來吸引眼球，放出她的個人信息并作勢幫網友“牽線搭橋”：于是，在這里，一名女交警，她不再是一位職業女性，而變成了一個花瓶、甚至一盤好菜——圍觀者垂涎欲滴，推手蠢蠢欲動：“我幫你問問啊，看你還能不能吃上…”
無獨有偶，在各類“最美英語教師”“最美幼兒園老師”之后，新浪微博熱點上又出現了“最美內勤”，在媒體的報道里，記者熱心地幫網友求證本人是否單身、真人是否同照片一樣好看，還給出了如下的“網友質疑”：
——引用的三條“質疑”，滿滿的“憑啥我們只能吃白菜”，“其實也沒那么誘人嘛”，“好吃還不是因為放了辣椒”的即視感。
不由得想起，在豆瓣評論里看到的這樣一句話：“千百年來，我們從未在桌邊有過一席之地——我們始終只在菜單上。”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社交網絡上熱過一篇文章《如此美麗——屬于科學的女人》，據說原載于某時尚雜志。寫女科學家，有這樣一句話：“鏡頭中的她們并不是衣著邋遢、戴著厚片眼鏡的恐龍”。
今年十月時，波士頓大學的社會學家Ashley Mears來我系文化社會學的切磋會(workshop)講自己的研究。Mears博士因為田野調查里曾經親自上陣當模特，被媒體稱為“模特社會學家”。
然而，Mears博士自己在訪談中卻說，對于一位學者而言，熱衷于她的“模特”經歷，將她稱為“模特/社會學家”，其實不亞于是“死亡之吻”(a kiss of death)。這就和那些被時尚雜志津津樂道的“美女”科學家一樣——在我們的流行話語里，她們不是“學者”，而仿佛成了碰巧“胸大也不無腦”的芭比娃娃，關注的焦點也不是她們的思想，而是她們的衣裳。
而只要翻翻過往我國兩會期間的媒體報道就會發現，提到女性代表、委員，常常將她們稱為“靚麗的風景線”。
我們的社會，將“容貌”作為衡量女性的至高準則之一——于是職業女性，無論生得美丑，她在事業與日常生活中的多面性，被一句“靚麗風景線”(或是“不就是個丑女嘛”)，就能草草概括;她的專業、素養、能力，更是被這樣輕飄飄的的評論一筆抹煞。
就好像寫女性科學家的《如此美麗》，也還要特意強調一句：“鏡頭中的她們并不是衣著邋遢、戴著厚片眼鏡的恐龍”，更是讓我想問：就算真是“恐龍”，又如何呢?我們不會因為一位出色的男性醫生戴著厚底眼鏡，就對他治病救人的能力心存懷疑;我們也不會因為一位男性教授不修邊幅，就對他哂笑而對;兩會的男性代表，對他們衣著的關注，更恐怕不是出于“好不好看”是不是“風景線”罷——那么，為什么同樣接受了教育、訓練的職業女性，就必須做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呢，為什么她的個人“價值”中很大的一部分，就要建立在她生得美不美上呢?
而“靚麗風景線”“美女科學家”“模特博士”“女神教師”——這不是奉承，這是對職業女性的扁平化。
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教授，給女學生寫推薦信時會說“她長的漂亮，你們應該雇傭她”——時至今日，許多社會學實證研究也發現，容貌和勞動力市場中的薪水、升遷機會，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若要罵一個女人，攻擊她“長得丑”幾乎是個屢試不爽的辦法。
然而，嘲笑“恐龍女”的另一面，是我們也刻板印象著、甚至是污名化那些生的美的女人。英文笑話里有一類專門的blonde joke，金發女郎幾乎是“愚蠢傻笨”的代名詞;而“胸大無腦”，幾乎也成了文化中的思維定勢。在如此標準的雙重夾擊下，女性幾乎毫無出路，怎樣都錯。
或者說，出路，便是反抗這樣的標準。
我曾在整理自己滿坑滿谷的衣服、鞋子、首飾與化妝品時思考過，在擁有這一切后，我該用怎樣的立場、或者有什么立場去談容貌、身體、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有時甚至覺得，這簡直和穿著Louboutin的鞋去聽教授講貧困問題一樣荒唐。很多時候很多人也說，“化妝”，這也是我的自主選擇——然而難解之處便恰恰在于，在多年的(性別)社會化之后，所謂“自主選擇”是否真的“自主”，還是根據早已內化的社會文化規范，完成的“表演”?
這個問題雖然至今無解。而將“化不化妝”放在一邊，第一步便是意識到，“不化妝”“長得不好看”，那又怎么樣呢?就好像，被留幾手之流打了“10分”還是“負分”，便意味著人格與本質的差異嗎?女性的價值，不因為高一分矮一分、胖一點瘦一點，單眼皮還是雙眼皮，而有一分增長或貶損，即便這世界這社會告訴你的是另一套：那總要有人來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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