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歲末，香港年度政治大戲“雨傘運動”慘淡收尾。這場運動，一方面是香港“去殖民化”不徹底所帶來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測試出了反對“去殖民化”的內外勢力的真正實力。“雨傘運動”之后，港府變得比以往更為強硬，批判港大刊物《學苑》的“港獨”思想， 宣布將更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內容，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興趣和認識，擴寬國際視野。這些宣示，旨在推進“去殖民化”，加強香港青年脆弱的國家認同。
香港青年國家認同之薄弱，是一個“層層累積”而成的問題。移民社會對來源地的認同本來就存在逐代遞減的自然趨勢。第一代移民通常會保持著與內地社會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對其后代而言，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加強與來源地關系的努力，這種聯系就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衰減。港英政府長期致力于削弱港人的中國認同，培養其大英帝國臣民意識。97香港回歸之后，香港的“去殖民化”也推進得非常乏力：關于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立法受抵制而未能推出;國民教育科受抵制而無法落地;2000年以來港府調整中學課程改革竟使中國歷史科淪為“雞肋”，青年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不增反減。中國內地經濟崛起，使得港人的優越感大受挫折，許多人將自身生活境況的惡化歸結于內地打壓，這種輿論氛圍對于培育青年的國家認同更為不利。
但是，難道香港回歸之后，兩地民眾的交往程度，不是大大提高了么?為何收不到加強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效果呢?在我們看來，過去的交往模式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的局限，以至于難以對青年一代起到正面的影響。要了解這種局限，需要一定的政治經濟學視野。而故事的起點就是，香港是一個很擁擠的城市，人多資源少。而與外界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資源的重新分配，而這最終會影響到身份認同的建構。
南下與北上
香港回歸之后，大量內地民眾“南下”，往來于羅湖兩岸，旅游者、購物者、求學者、投資移民者皆有，而“莊豐源案”之后，內地“雙非”孕婦到香港生孩子以求為孩子獲得香港居民身份，一度成為熱潮。
內地民眾“南下”對香港經濟起到的拉動作用是巨大的。然而，這種拉動作用，在香港社會內部的分配卻是不均的。回歸之后，中央政府一度將香港交給商界人士來治理，這就造成了商界精英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利的現象。在與內地更緊密的交往中，掌權的商界精英收獲巨大，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甚至在許多方面出現倒退。而且更直觀的感受是，香港變得比以往更擁擠，更嘈雜，資源變得更加緊張。一些炫富的內地人士更是對港人的優越感造成很大的心理沖擊。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排外”現象。這種在經濟交往中因感覺己方受損而產生的“排外”心理到處都有，比如美國勞工對“中國制造”的抵制，歐洲右翼對于穆斯林移民的排斥，等等。在香港這樣一個國家認同尚不鞏固的地方，“排外”就會表現為本地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對立。
與此同時，一些港人也在“北上”。最早“北上”的當然是投資內地的港商，但近年來，不僅僅是上層社會，大量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年青一代，也開始自己的“北漂”生涯，因為在大陸往往能找到更高薪水的工作，同時生活成本較低。港人在大陸從事的行業呈現多元化、普通化趨勢，由過去從事法律、中醫、運輸物流等專業工作的較高階層職業，到現在覆蓋了進出口貿易、酒店、批發、零售等，包括專業人員、經理、行政人員等多種職位。
“北上”的港人當然會在與內地的交往中產生更強的國家認同。但問題在于，他們的認同要在香港社會產生示范作用，還需要一些制度化的渠道才能實現。而本地社會只會從表面上看這些“北上”的港人在內地混得好不好。過去大陸的企業覺得香港回來的都是人才，委以重任;但事實上香港人才的競爭力近幾年直線下滑，在內地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受人青睞。而這在始終具有很強優越感的香港本地社會看來，就意味著大陸提供的舞臺缺乏吸引力。近日香港智經研究中心訪問逾千名18至29歲香港青少年，64.7%受訪者不愿意往中國內地就業。“北上”的示范作用之有限，由此可見一斑。
認為經濟交往的密切能自動地帶來認同的一致，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法。君不見，蘇格蘭和英格蘭聯合已有三百多年，經濟上也早已水乳交融，但蘇格蘭獨立運動說起來就起來了。原因就在于經濟活動總有起起落落，如果事先不存在強大的共同身份認同，感覺自身利益受損的一方面就很容易強化自身的小圈子認同。而要營造強大的共同身份認同，還是無法繞開政治。
“港人治港”不等于“港人只治港”
要建構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和闡釋“一國兩制”，“兩制”的前提是一國，這不僅意味著“港人治港”要貫徹“一國精神”，同時也意味著港人也應當有權利參與內地的國家管理。
“港人治港”要貫徹“一國精神”，就需要在“港人治港”的過程中培育國家認同。“二十三條”立法終究是要進行的，因為事關國家安全;國民教育、中國歷史教育，終究是要加強的。從現在來看，港府已經有意識地向這個方面努力。1月18日，“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在解放軍海軍部隊駐扎的昂船洲軍營舉行成立典禮。該會由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儀出任總司令，“青少年軍”的宗旨包括“加強香港青年的公民意識，鼓勵他們認識中國公民的責任及義務”。這就是依托象征國家主權的駐港部隊來展開國民教育，培育青少年的國家認同。
就港人參與內地國家管理而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最近提出，內地應該吸納香港青年參與國家建設，包括擔任公務員及自愿服兵役。這一主張當然不是全新的。2011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訪港與青年對話時，就有香港青年提出是否能加入解放軍或者外交官隊伍。王光亞表態說，相信總有一天，能看到香港青年加入解放軍及成為外交官。在既有的“一國兩制”體制下，港人無服兵役義務，解放軍也不征召港人;外交歸中央政府管，而港人又不能擔任內地公務員，因此也沒有希望通過內地公務員體系上升為外交官。“港人治港”在實踐中變成“港人只治港”，而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香港有志青年的上升空間。
如果能明確“港人治港”不等于“港人只治港”，培育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就會多一條途徑。內地吸收一些香港青年參軍或擔任公務員，有三個效果：第一是鞏固其個人及親友的國家認同;第二，如果加以特別培養，提供較大發展空間，則可以對其他香港青年起到示范帶動作用;第三，也是更長遠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港會逐步形成一個退役軍人和退休干部群體，就像臺灣政局中藍營的“軍公教”群體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國民黨爭取選票的“基本盤”那樣，在香港的選舉政治對愛國愛港力量起到加固作用。
這一思路目前也并不完全是紙面上的設想。目前橫琴、南沙兩個“新區”已經在探索建立公務員分類管理、聘任制改革試點，這將給予港人以考公務員的機會。而南沙將允許港人擔任人民陪審員。試點成功再推廣，是中國改革的基本路徑。在不遠的將來，也許我們能看到港人浩浩蕩蕩加入“國考”大軍的情形。而剛剛建立的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坊間也有解讀是為港人參軍作準備的。實情是否如此，我們尚無法確定，但相信有關方面已經在嚴肅探討港人參軍的提議。
用“回鄉證”打開“故鄉”
港人回內地所持的證件叫做“回鄉證”。這個稱呼暗含的意思是，內地才是港人的“故鄉”。從歷史來講，當然如此。但要讓港人真正保持對“故鄉”的感情，就需要與“故鄉”的人與事保持著實實在在的聯系。
香港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對目前的回鄉證申請機制提出批評。目前港人申請回鄉證需要在中國旅行社辦理，5年期回鄉證收費港幣260元，10年期為港幣390元。何志平提議在香港青年滿18歲時免費發給回鄉證，甚至可以考慮免費給他們往返廣州和香港的火車票。這一提議頗具前瞻性。
我們提議利用好中國傳統的宗族文化，由一系列公眾人物出面，在港組織“宗親會”，定期組織青少年前往內地“尋根”，加固對“家”與“故鄉”的認同，進而加固國家認同。尤其是香港籍的明星帶頭回大陸祭掃，會有一定的帶動作用。許多港籍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早就不存在回鄉“尋根”的心理障礙，需要的只是支持他們建立更廣泛的宗族聯絡，發揮帶動作用。這一點也適用于許多其他界別的公眾人物。
中國的宗族文化、祭祀文化，長期被中國啟蒙知識分子視為“封建糟粕”的一部分。這在一個國家努力打擊宗族的政治權威以扎根基層社會的時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在今天，由于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 宗族已經完全不可能再重新獲得歷史上享有的那種政治權威，這種文化的光明面恰恰可以呈現出來。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未來還會有許多中國人移民到世界各地，而中國文化的神奇之處就在于，它讓移民海外的華僑也能始終心向故土，這對于中國實現其全球利益有積極重要的意義。而這其中的關鍵一環，就是“慎終追遠”傳統的熏陶。因此，做好節日體系建設，復興“慎終追遠”精神，殊為重要。這一原理可以適用到香港，也可以適用到其他海外華人社會。
香港青年國家認同問題的解決， 終究離不開香港經濟社會的平等化。 但在這一平等化結出果實之前，港府和中央還有不少手段來推進香港的“去殖民化”和國家認同建構。總體而言，就是要以日常的“互聯互通”打破隔閡，讓香港青年認識到，內地不僅是祖先的故鄉，也是一個更大的可供個人翱翔的空間，融入“一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雨傘運動”之后，在經濟上“放棄”香港的論調在內地社會頗為盛行。我們相信陳端洪的提議更為正確：要以家長心態，以人生經驗、“更高級的國家倫理”為標準，為香港青年的前途焦慮。中國崛起是個大勢，經濟體量的持續增加，將為國家認同建構提供厚實的物質基礎。港府正在加強自身的執行力，與中央一起積極回應香港的國家認同問題。對于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建設，我們有理由保持謹慎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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