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嗎？這是一個討論了好多年，也是一個已經得到了科學的解釋和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講到“人類的解放”時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抽象的人性，所謂“人性”，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人的階級性；“人性”中的自私性，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人類社會階級分化和私有制的產物；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恒存在下去。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講了這么多年馬克思主義，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聽進去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了。甚至可以說，聽進去的人不多，信服的人更少。正因為如此，那些用唯心主義來闡釋所謂“人性”、強調“人性自私”的奇談怪論，就一直擁有廣闊的市場，一直以各種形式表達出來，故作高深、煞有介事地拼命叫賣。12月18日《濟南日報》A12版發表的《通過制度和科學來改變世界更靠譜》《以下稱“《靠譜》”）一文，就是一篇用唯心主義解釋所謂“人性”的怪腔怪調。
作者文章開頭說：“陳蓉霞在《北京青年報》刊文說，曾經讀到任繼愈先生舉過的一個例子：一個老大娘家里丟了一只雞，痛哭流涕；但聽說公社丟了一頭牛，卻毫不動情。”我相信“任繼愈舉例”有它的生活原型，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但我不知道任先生舉這個例子的時候，是為了說明什么問題。而《靠譜》一文的作者卻由此得出結論：“這就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難以改變。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因本性是在長期的進化中形成，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因此文明的進步不是有賴于改造人性，而是有賴于設計更為合理的制度，而合理的制度首先必須充分尊重人性，同時又惠顧社會。”
老大娘只關心自家的雞，而不關心公社的牛，確實表現出自私的一面，但這“自私的一面”只是老大娘本人自私的一面，不是所有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近代和現代歷史，是一部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歷史。在這部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灑盡了鮮血、拋棄了生命，他們沒有一個人像這位老大娘一樣只“關心自己的雞，不關心公社的牛”。這樣的英雄事例太多、太多，作者為什么不從中選取一例或者數例，來證明“人性中為公的一面”呢？就說新中國成立后建立起來的被今天的許多人詬病的“公社”時期吧，作者知道為了保護公社的財產，與壞人作斗爭犧牲了寶貴生命的少年劉文學嗎？知道為了保護公社的羊群，在暴風雪中跟隨羊群幾十里，凍壞了雙腿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嗎？知道王國藩、陳永貴嗎？知道排除萬難、戰天斗地，修筑了“人工天河”紅旗渠的英雄們和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嗎？告訴你吧，這里面沒有一個人像老大娘一樣只關心自己的雞不關心公社的牛。即使拿女性來說，也不都是“任繼愈舉例”中的老大娘，作者不妨去沂蒙山尋訪紅嫂的故事，當年那些把自己新婚的丈夫、把自己親生的兒子送上人民解放的戰場的大娘、大嫂們，都不是你的“任繼愈舉例”中老大娘似的人物。
作者說“本性是在長期的進化中形成，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錯了。人的“本性”不是“在長期的進化中形成”，它是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的產物，無論私心還是公心都是如此；“本性”當然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但你是要借此說不要改變、不要改造，“首先必須充分尊重”，而我要說的是能夠改變、能夠改造，而且必須改造、能夠改造，這是已經被革命的歷史所證明了的，雖然“非朝夕之間所能改變”。立志改造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它革命的政黨，從來就不“尊重人性”，而是改造“人性”，一方面改造客觀世界，一方面改造主觀世界。這是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的常識。
作者說：“文明的進步不是有賴于改造人性，而是有賴于設計更為合理的制度”。試問，如果“人性”得不到改造，誰去設計“更為合理的制度”呢？這里需要告訴作者的是，你說的“合理的制度”中的制度，首先是生產資料占有制意義上的制度；而這種意義上的制度，人類為了它的公平合理，已經斗爭了幾千年，最終發現這種“合理的制度”叫做公有制。這種制度不是靠哪個帝王將相“設計”出來的，是靠勞苦大眾斗爭來的。這一斗爭的過程，是與傳統的私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和與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過程，其中就包括了對作者所說的“人的本性”的改造。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作者進一步舉例引申：“比如，通過產權的劃定來捍衛而不是冒犯這種自私性，就是一種明智的制度安排。在一個產權明晰的社會中，人人都會愛惜自己名下的財富，并力圖使它做大做強，結果就是，社會財富的穩定增長也就有了保障。”作者如此佶屈聱牙，說的不就是用“制度安排”保護私有財產嗎？人類走過了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在私有制社會里“產權的劃定”都是“明晰”的，“明晰”到有的人田連阡陌、富甲天下，有的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明晰”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產權的劃定”的“明晰的社會中”，擁有并“愛惜自己名下財富”的不是“人人”，只是少數人；他們當然“力圖使它做大做強”，他們“做大做強”的過程就是多數人淪為一無所有的奴隸的過程；“財富的穩定增長”也只是少數人的保障。作者此番言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夢中囈語。
作者說：“在此意義上，制度的重要性甚至超過道德。比如，面對乞丐，人性之中的惻隱之心會讓我們有一種施舍的沖動，但事實上，設計一種合理的制度，讓更多的人能夠脫貧，顯然要比單純的善舉更為可靠也更有價值。這就是制度的力量。”制度和道德哪個更重要？有條件去制定制度的人未必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未必有條件去制定制度，更何況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制度和道德哪個更重要，簡直就是個偽問題。面對乞丐，并非所有的“人性”中都有“惻隱之心”，都有“施舍的沖動”，如果那樣，怎么會路有凍死骨呢？“讓更多的人能夠脫貧”，不是靠“設計一種合理的制度”，而是靠“乞丐”們起來斗爭；沒有”乞丐”們的斗爭，沒有哪個人來為他們“設計一種合理的制度”。
《靠譜》文的作者行文至此作一小結，以便承上啟下：“這就是說，情感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它只顧及當下的單個事件，制度則著眼于整體。”這個小結是不“靠譜”的，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的“情感”就不“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就不“只顧及當下的單個事件”，而剝削階級為維護自己利益制定的制度就不“著眼于整體”。作者在這里認為對乞丐的惻隱之心“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就推導出所有的情感都具有“相當的局限性”，顯然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作者繼續說：“情感（尤其是社會性情感）往往是脆弱、有限的，這就有了公正的需求。”——原來“公正”的出現，是因為情感的脆弱和有限。
“休謨如此論證：僅當仁慈及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公正這一理念。可以想象，若我們有無限的愛心，就如特里莎修女；或者資源無限，可供我們任意揮霍，此時無需公正。但實際情況恰恰是，這兩種條件都不易滿足，因此我們不得不呼喚公正出場，以便對有限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可見公正作為一種崇高的理念，它的出身卻不那么高貴，恰與人性的弱點有關。若是在一個愛心無限的社會中，公正反而是一種多余的奢侈品。”——哦，“公正”的出場又是因為“仁慈及其資源有限”，“若我們有無限的愛心，……或者資源無限，可供我們任意揮霍”，就不需要公正了。作者應當知道，所謂“愛心”，都是具體的階級之愛，沒有抽象的超越階級的愛。這種情感，這種社會性情感，是由不同階級的人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作者還應當懂得，即使“資源無限，可供我們任意揮霍”，也還有一個通過勞動把資源轉化為產品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把資源轉化為產品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勞動。這時候，這兩部分人之間就沒有了“愛心”，他們之間有的只能是“恨”，甚至連“有限的愛心”都不可能有。這時候，“公正”不是呼喚出來的，是被剝奪了勞動果實的人們斗爭得來的；“公正”的出身或許“不那么高貴”、“恰與人性的弱點有關”，但為了推翻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削，為了建立一個“愛心無限的社會”，讓“無限的愛心和仁慈”普照大眾，這樣的舉動永遠是崇高的，只不過這樣的舉動不是作者所說的“設計一種合理的制度。”
“也許在某一個小范圍內，人性或多或少可以表現出豐富的愛心，那就是家庭成員之間，因此親人之間更少求助公正。但社會成員彼此之間則缺乏如此之多的愛心，因此只能靠公正的法律來解決利益沖突，這就是國與家的不同，國不是家的放大，把政府官員稱作是‘父母官’，聽起來倒是溫情脈脈，但做起來卻更有可能淪為偽善。換言之，治國之道只能通過公正的法律才有保障。”作者認為僅僅“在某一個小范圍內，人性或多或少可以表現出豐富的愛心，那就是家庭成員之間”，這要看什么社會中的家庭。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在這種家庭中，還談什么“豐富的愛心”呢？不知道作者有沒有看過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這出戲里面李玉和的家庭成員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之間，并沒有血緣關系，但是他們親如一家，因為“天下窮人是一家”。那個講革命的年代已經過去好多年了，現在很多人要“告別革命”，也難怪作者沒有這樣的觀念。
在作者看來“人性”中的“愛心”是這樣的稀缺，那憑什么希望有“公正”的法律呢？難道“公正”的法律會從天上掉下來？
國與家不同還是相同，國是不是家的放大，要看在什么時候，要看哪個階級講話。《共產黨宣言》說要“消滅家庭”，家庭消滅，國家也就消滅。那個時候，家要放大為國，國要在“放大”中消滅，實現世界的大同。這番道理是作者不懂得的。
至于把政府官員稱為“父母官”，這個詞語并沒有出現在共產黨人的詞典里。“父母官”之謂，不過是奴才思想在今天生活中借尸還魂。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當年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在風雪之夜走進貧苦老農的家里，說“我是您兒子，我看您來了。”要說“治國之道”，這才是共產黨人的治國之道。這個事例和這番道理，也是作者所不知道的。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麗莎修女如此說道，上帝并沒有讓我改造世界，上帝只是讓我去愛身邊每一個人。若從道德層面來解讀，此言是人性中利他一面的完美體現；但若從政治層面來解讀，不得不承認，通過設計合理的制度來改變世界（而不是人性）則更為靠譜、實效。這正如康德所言，哪怕是一群魔鬼，也有可能設計一個合理的制度，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很遺憾，我不了解特麗莎修女，但我知道諾貝爾和平獎曾經授給試圖把西藏從中國版圖分裂出去的達賴。所以，用這個獲得這個獎項的人的話作為論據，未必具有充分的證明意義。再者，從“政治層面解讀”特麗莎修女的話“上帝并沒有讓我改造世界，上帝只是讓我去愛身邊每一個人”，怎么能夠得出“通過設計合理的制度來改變世界（而不是人性）則更為靠譜、實效”的結論來呢？特麗莎修女秉承全能的上帝的旨意去愛身邊每一個人，這不恰恰說明“愛”呀、“憐憫”呀之類的“情感”不是脆弱的和有限的嗎？既然如此，何必去設計什么合理的制度呢？
我沒有讀過康德的書，不知道他“哪怕是一群魔鬼，也有可能設計一個合理的制度，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智慧。”這句哲言睿語，但我知道他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我也不知道魔鬼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但看電視節目“動物世界”，知道了那個世界弱肉強食的殘酷和血腥。“魔鬼”如果有“足夠的智慧”來“設計一個合理的制度”的話，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說“通過制度和科學來改變世界更靠譜”，不過是夢中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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