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18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
“人民當家作主”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沿襲的提法，在中國共產黨沒有奪取政權以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一直是共產黨奮斗的目標。改革開放以后，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依然還堅持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但“人民”卻慢慢地被“公民”所替代。國家機關、團體過去冠以“人民”稱呼的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二字也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慢慢在社會上消失，在黨的媒體新聞報道中對政府都沒有冠以“人民”兩字而是直接稱**省(市、縣、區、鄉)政府，民警(人民警察的簡稱)也沒有了，直接就是警察或者警官，完全學著國民黨的那一套。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指出：“人民是什么?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如果“依法治國”離開了“人民民主專政”，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就不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依法治國”。中國的“依法治國”不能按照美國的“法治”模式來治理中國，而是要根據中國的國情，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民民主專政”來治理中國。
幾年前，在深圳發生這么一件事：有一對來自湖南的中年農民工夫婦在一個私人企業中做了12年的清潔工，月工資根本沒有達到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在2008年金融危機企業不景氣要裁員時被辭退了。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個企業從來就沒有和這對夫婦簽訂過任何勞動合同。企業因為裁員而辭退這對夫婦違反了“勞動合同法”。這對夫婦后來告到勞動仲裁中心。按照《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按照《勞動合同法》和《深圳市工資支付條例》規定，如果依法裁決，按2008年深圳關內最低工資900元的標準來計算，依照《勞動合同法》“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應當向勞動者支付二倍的工資”的規定，12年時間，資方必須補發給這對夫婦每人10多萬元的工資。可是，這對夫婦自從炒了魷魚，在深圳沒地方住，裁決起碼要等好幾個月，時間和生活費用都耗不起，更主要是他們根本不懂法。后來去了“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律師勸他們進行調解，調解結果是企業支付給這對夫婦每人4000元，這4000元還不夠企業應該按最低工資標準補發給他們的工資，就這樣這對夫婦回老家湖南去了。
2009年，重慶市黑社會性質團伙主要嫌疑人龔剛模被起訴，原辯護律師為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李莊。一個重慶的案子，為什么要到北京去請律師?根據報道，龔剛模的家屬花了130萬到請李莊為龔剛模辯護。
龔剛模2009年6月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被逮捕。2009年12月檢舉辯護律師李莊教唆做偽證。2010年02月10日9：30，龔剛模、樊奇杭等34人“涉黑”案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龔剛模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非法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罪，販賣、運輸毒品罪，非法經營罪，行賄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開設賭場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9項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非法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罪，販賣、運輸毒品罪，非法經營罪，行賄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開設賭場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9項罪，只判處無期徒刑，沒有判死刑，請一個律師花了130萬，不知道在幕后還花了多少錢才保住了一條命。
從這個案件中告訴我們：有錢就可以保命，有錢才請得起律師。換做窮人犯了罪怎么辦?窮人有冤屈怎么辦?
在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按照18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所規定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就必須要讓人民打得起官司，特別是要考慮到讓窮苦的人民打得起官司。國家不應該把參與打官司辯護的律師行業納入市場經濟，律師應該和法官一樣列入國家體制，如果律師不按規定收費則屬于犯罪。否則有錢人才請得起律師，有錢人犯了罪就可以花大錢請更好的律師辯護。窮人請不起律師，進不了法庭。這樣，法院就會演變成舊社會“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地方。如果在中國窮人因為沒有錢打不起官司，所謂的“人民主體地位”就是空談，就根本無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治國”必須做到“結果正義”而不是象美國一樣只講究虛偽的“程序正義”，如果只是“程序正義”而結果不正義還談什么“依法治國”?
當內蒙古高院宣布呼格吉勒圖案再審無罪，湯計說：“我一直相信正義等得到”。這種正義就是結果的正義而不是程序的正義。按辦案程序估計當時應該是正確的，否則不會經過這么多的人都可以過關，錯誤就在當時沒有按照“疑罪將無”這一原則辦事。
浙江的張輝、張高平叔侄冤案，內蒙的呼格冤案等許多冤案的發生都是因為辦案和審案人員只注重按照法律程序辦案和審案，根本沒有考慮結果是不是合法。如果辦案和審案人員都能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從一開始就去考慮案件的結果是不是合法，就不會出現這么多冤案。
“依法治國”必須實事求是，按程序辦案審案只是方法和手段，辦案和審案的目的是要讓結果合法，讓社會公正，讓人民安居樂業。
“依法治國”要做到“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就應該明確什么是“人民”?“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就應該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須要讓大多數窮人打得起官司告得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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