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信毛澤東，再鑄國民性

　　——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一周年

　　二○一三年七月十日，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代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和美國的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共同主持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竟然曾經如此表白到：“我們兩家不能走離婚的路，象鄧文迪和默多克，代價太大了。”

　　就在我國汪副總理如此投懷送抱的甜言蜜語言猶在耳的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針對我國政府在南海履行維護國家主權的做法，出席第十二屆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竟惡狠狠地發出了如此嚴厲的威脅、挑釁和侮辱：“如果中國試圖限制本區域的航行自由或忽視國際規則，美國將不會尋求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議危害了地區和平，中國沒有處理好與這些國家的爭議，對東亞的繁榮構成威脅。對那些妄圖挑起世界恐慌的，我們將打敗你。”

　　從世界第一軍事大國美國的國防部長的口中所說出的這些話，絕非是虛張聲勢的恫嚇，而是實實在在的戰爭威脅。自從我國為了改革開放而拋棄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拋棄了第三世界的窮朋友并投入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懷抱，從而導致世界的政治和軍事的格局徹底失衡之后，美國就開啟了想打誰就打誰的時代。所以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爭威脅，還從來沒有食言過。如一九八三年，美國入侵了格林納達;一九八六年，美軍發動“黃金峽谷”行動，對利比亞進行了第一次軍事打擊;一九八九年，美軍入侵了巴拿馬并將巴拿馬的總統諾列加抓到美國判處了長達四十年的有期徒刑。一九九○年，美國發動海灣戰爭第一次入侵了伊拉克;一九九三年，美軍入侵索馬里;一九九四年，美軍入侵海地;同年，美軍還對波黑的塞族武裝進行了長時間的遠程軍事打擊;一九九八年，美軍遠程打擊了蘇丹和阿富汗;一九九九年，以美軍為首的北約部隊對南聯盟進行了長時間的空中打擊并炸毀了我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二○○一年，美軍又借反恐的名義，入侵了阿富汗;二○○三年，美軍再次入侵了伊拉克，并絞死了伊拉克的總統薩達姆。二○一一年，美軍率先發起了對利比亞的軍事打擊，從而導致卡扎菲政權垮臺。

　　哈格爾對我國發出的如此嚴厲的威脅和挑釁，確實是有底氣的。哈格爾的底氣，不只是來自美軍用十大軍事基地對我國已經形成的“G”型包圍，不只是來自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我軍與美軍的武器裝備之間再次拉大的差距，不只是來自目前我國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境地，而且更是來自我們中國拋棄了毛澤東思想并重拾了孔子的孔孟之道之后，中國人、特別是那些肉食者所再次表現出來的那種愚昧、自私、短視、虛偽和懦弱的國民劣根性。更是來自目前我國的社會現實狀況和我國民眾的現實精神狀態。而也正是出于肉食者的那種劣根性，所以，面對如此嚴重的威脅、挑釁和凌辱，我國政府才不僅沒有敢進行任何的回應。而且除了率團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在對話會上面帶微笑地說了幾句維護我國我軍面子的不痛不癢的場面話之外，國內的所有官方媒體在向國內報道此事的時候，更是連哈格爾威脅、挑釁我國講話的全部內容，都沒有敢向自己的人民公布。以至于十三億中國人中大多數，其中包括那些下崗失業失地的工人和農民，盡管至今仍然還要承受著朝不保夕這般生活的窘迫，甚至可能還要遭受靠妻女賣淫才能生存下去的這樣侮辱和折磨，但也依舊還沉浸在公知們所意淫出來的“崛起”、“盛世”和“中國夢”這樣的夢境之中。

　　自一九七八年在與美國建交談判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接受了美國在與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后，可以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這個屈辱條件之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就成了我國和美國，甚至是在與日本等國家打交道時，始終不變的外交理念。因此不管面對美國的如何威脅、挑釁，甚至是面對“炸館”、“撞機”與抓捕、毆打外交官這樣的羞辱，我國政府、尤其是當今我國社會的主流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目前的中堅力量，卻始終是主動笑臉相迎。

　　不用說早在一九五○年，當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燒到我國邊境的時候，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為了保衛世界和平，為了捍衛人類正義，組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把美國野心狼從鴨綠江邊，打退到三八線以南。即使是到了一九七○年，由于美軍對柬埔寨的入侵和對越南北方的轟炸，毛澤東不僅還親自撰寫了一份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而且還更是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和林彪、周恩來等人一同出席為了支持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有五十萬人民群眾參加的集會上，讓林彪代他向全世界公開宣讀了這份振奮了了全世界，驚破了美帝膽的后來被簡稱為是“五•二○聲明”的聲明。

　　一個國家選擇、秉持什么樣的外交理念和軍事理念，最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國民性。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在自己國家的內部，不會有什么突出的表現。而只有在對外交往、交流、對比、碰撞的過程中，才能夠充分地展示出來。由于在正常的情況下，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只能是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和社會主流以及民族中堅力量。因此在這些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性格，也就是這個國家主流的國民性。

　　“弱國無外交”。曾經率團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巴黎和會”的我國資深外交官陸徵祥，在遭遇到“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后，曾經得出了這個著名的結論;而后不久，斯大林在為了說服那些反對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人時，更是曾經這樣說到：“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就是根據我國當時的悲慘境遇，因此斯大林這才推導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這個著名論斷。

　　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我國政府由于附上了英、法、俄、美、日等協約國家的驥尾，于是也乍起膽子向戰前便霸占了我國山東的德國及其盟國奧匈帝國宣戰并派出十多萬華工，到歐洲的戰場上去給協約國的軍隊挖戰壕。

　　一九一九年，由于搭對了便車因而也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我國，派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由顧維鈞、王正廷、魏宸組和施肇基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喜滋滋地去參加“巴黎和會”。然而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美、日等真正的戰勝國，卻一致同意把戰前德國在我國山東所掠去的權益，全部轉交給日本。

　　在“巴黎和會”上，盡管陸徵祥等人依據已有的國際公法據理力爭，但卻仍然未能改變帝國主義列強的決定。因此陸徵祥等人其后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在《凡爾賽和約》拒絕簽字了。

　　帝國主義列強把戰前德國在我國山東所掠去的權益全部轉交給了日本的強盜行徑，使善良的中國人民徹底看清楚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本質。消息傳到國內，一部分覺醒了的中國人民發起了強烈的抗議，從而引發了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

　　在西方獸性的叢林文化主導下的時代，“弱國無外交”和“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兩大鐵律。然而這兩大鐵律，當中華民族到了毛澤東的時代之后，卻統統都被徹底打碎了。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爆發了內戰。然而朝鮮的內戰，卻為美國構建其全球戰略和扼殺新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借口。于是，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通過決議，組織以美軍為首、有英法等國軍隊參加的十六國聯軍，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北朝鮮進行全方位的軍事打擊并把戰火燒到了我國邊境。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更何況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到朝鮮，也不是來酣睡的，而是為了殺人放火并對我國構成了直接的威脅。為此，毛澤東憤怒了。而隨著毛澤東的憤怒，中國人民也憤怒了，中華民族更憤怒了。于是隨著毛澤東的一聲令下，更是隨著毛澤東把自己的長子首先送上了戰場，因此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馬上組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與苦難中的朝鮮人民一道，把以美軍為首的十六國聯軍再加上南朝鮮的偽軍，共十七國的軍隊統統打回到了“三八線”。從而創造出了小國打敗大國，弱國戰勝強國，少數國家打敗多數國家的奇跡。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出色戰績，打得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取得的赫赫戰績而名震全世界的聯合國軍司令官、美國陸軍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慘遭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解職。而聯合國軍的最后一任總司令克拉克，也更是成了美軍歷史上第一位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同樣的中國，同樣的中國人，然而在歷史上卻也曾經蒙受過這樣的恥辱。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不經一戰，便基本上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足以滅亡我中華民族的《二十一條》。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靠縱橫捭闔的權術戰勝了國民黨內各派系和各路新軍閥，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贏得了宋家三小姐芳心的蔣介石，率部第二次北伐打下了山東的濟南。而此時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借口，也出兵五千余人到了濟南。從五月三日凌晨開始到五月十一日，日軍先后屠殺了我國軍民一萬七千余人，殺傷了兩千多人，俘虜了國民黨軍官兵七千余人，制造了慘不忍睹的“濟南慘案”。特別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在慘案中，日軍竟然將蔣介石派去與日軍進行外交交涉的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割去耳鼻后，又與其他外交人員一同槍殺。而面對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如此奇恥大辱和自己的人民所遭受的如此深重的苦難，蔣介石卻被日寇的兇殘嚇破了膽。于是以“革命軍為避免糜亂地方，決不與日軍沖突”為借口，嚴令各部不準抵抗并下令撤出濟南。從而將無辜的人民，丟給了兇殘的日寇。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發動了肢解了我國的“九•一八事變”。面對國土淪喪，人民遭殃，畏敵如虎的蔣介石下令不準抵抗，從而將東北的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拱手交給了日本。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為了轉移英美等國對它占領我國東北的視線，又開始進攻英美傳統勢力范圍內的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越來越高漲的抗日熱情推動下， 奮起抵抗。但是由于蔣介石早已被日寇的兇殘氣焰嚇破了膽而繼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屈辱國策，因此不僅不敢調動任何一支部隊進入上海去增援十九路軍，甚至都不敢給十九路軍提供任何的物質支援，而只是派出了代表與日軍進行談判。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政府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駐軍，而日本卻可以駐軍上海。從而使上海在五年之后，成為了日本發動進攻我國華中腹地的重要軍事基地并直接導致了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此后，在日軍的咄咄逼人面前，蔣介石政府又先后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一系列極其屈辱的協定。那時的中華民族，真的是任人宰割、飽受欺凌。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六十年里，滿清王朝盡管簽定了大量的賣國條約，但每次賣國，還都的確是在技不如人而戰敗了之后，迫不得已才簽定的。然而當到了漢族人當政，到了漢民族也恢復了在我們這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內主體民族地位的中華民國時代，從袁世凱的不敢一戰便簽定賣國條約，到蔣介石面對外來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干脆就連簽定賣國條約的這道手續也都省去了。于是對外出賣國家利益，也就變成了對外贈送國家利益。

　　長久以來，盡管我們中國始終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但卻也始終是一個軍事上的弱國。而從“濟南慘案”和“九•一八事變”的不敢抵抗，到中國人民志愿軍拿著繳獲來的“萬國牌”武器卻敢于“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從舊中國的任人宰割、飽受欺凌，到新中國用抗美援朝戰爭所取得的徹底勝利，堅決捍衛了人類世界的正義和自己的國家安全與民族尊嚴。這巨大的反差證明了，我們中國長久以來在軍事上的弱，主要不是由于國力和軍力上的弱，而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精神上的弱，是我們中國人意志上的弱，是我們中國人性格上的弱。

　　英國十六到十七世紀的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影響極其深遠的話，“性格決定命運”。的確，個人的性格，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一個民族的性格，更能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但不管是一個人也好，還是一個民族也罷，其性格，卻又是由其精神而決定的。而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精神的形成或改變，又從根本上取決于其所接受或傳承著的是什么樣的文化。

　　民族性格，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往往也被稱之為是國民性。而象我國這樣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其主體民族中社會中堅力量的性格，也就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國民性。

　　不僅民族、國民性等這些詞都是外來的，而且國民性優劣這個問題更是只有在民族間的對比、交往、碰撞、尤其是對抗中，才能反映出來。

　　二十世紀初，在我們中華民族由于不斷地挨打而不斷蒙受巨大民族屈辱的情況下，魯迅等人在為了找出中華民族挨打的原因以拯救中華民族的過程中，認識到了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這個問題并對此以批判的方式，試圖通過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來拯救中華民族。而后在日本不斷侵略面前的不抵抗，也讓我們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暴露得更加徹底。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之前，還是毛澤東時代之后，我們中國人國民劣根性，集中就是表現在弱、私、虛、愚的這四個方面上。

　　弱，就是膽小懦弱，就是精神軟弱，就是沒有血性，就是沒有頑強不屈的意志，就是沒有壓倒一切的勇氣。據幸存者回憶，南京大屠殺中被屠殺的那些死難者，其中有不少的軍人。但是這些軍人卻不僅在日寇攻城的時候放棄陣地而四處潰逃了，甚至在被日寇俘獲之后押往屠殺場的過程中，竟然連逃跑的勇氣都喪失了。

　　私，就是自私，就是一切為了自己，就是沒有奉獻精神。就是由于過度自私，以至于我們這個民族都到了一盤散沙這樣的程度。同樣在南京大屠殺中，往往就是幾個、幾十個日軍把幾百、幾千的我國同胞押向屠殺場。而被押往屠殺場的這些同胞明知道自己將要被屠殺，也明知道只有反抗或逃跑才是唯一的活路。但由于他更知道首先反抗或逃跑的，將肯定首先被日軍殺死。所以他的反抗或逃跑，只能是給其他人創造活的條件。因而就絕不肯以自己的首先去死，而為其他同胞創造反抗和逃跑這樣生的條件。

　　虛，就是虛榮，就是虛偽，就是虛幻，就是虛妄，就是虛言，就是不真誠，就是瞞和騙，就是虛張聲勢。

　　中國人的虛偽不僅普遍，而且由來已久，其源頭有據可考，最早應上溯到孔子。據《論語•陽貨第十七》中記載：公山弗擾以費釁，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原本是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后來公山弗擾反叛了季氏并占據費邑。在反叛了季氏之后，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公山弗擾來拉孔子入伙，而孔子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要立即前往加盟。然而對于孔子的這一舉動，子路卻表示出了他的強烈反對。于是孔子這才只得對子路道出了他此舉的真實用意：“我豈能供公山弗擾白白地驅使!假如他任命我一定的官職，我只要掌握了權力就找機會干掉公山弗擾，然后借用這股力量，在東方建立起像西周那樣的我理想中的國家。”

　　孔子對子路所說的這段心里話，與他所一貫強調的要“主忠信”相比，明顯地表示出了他的虛偽。不管公山弗擾背叛季氏的行為是否違背了當時的道義，但他對孔子的相邀，應該說還是真誠的。然而對待真誠，孔子的回報卻是虛偽。然而正如孔子本人在《論語•顏淵第十二》中所講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那樣，兩千多年來，把一個都虛偽到如此程度的人樹立為圣人的中國，想要不虛偽，那可都難了。

　　虛榮和虛偽，導致了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相互猜忌，又進而導致整個民族成為了一盤散沙。因此偌大的一個民族，這才會總是挨打。而越是虛榮，越是虛偽，也就越是無法吸取歷史教訓，因此也就越是挨打。而越是挨打，中國人、特別是統治階級和當政者也就越是虛偽。因此，中國也就陷入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早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就這樣指出了中國人的虛偽：“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漢平帝元始元年權臣王莽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以后隨著孔子的謚號越來越升級，中國人也就越來越虛偽。管鮑貧賤之交，羊角哀舍命全交等，也就只能留在中國人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向往里了。

　　愚，就是愚昧，就是愚蠢，就是不智。就是只顧眼前利益，就是沒有遠見卓識，就是看不到事物的未來發展方向。

　　一個人，一個民族，如何沒有智慧，剩下的那就只能是愚蠢。“智”對于任何一個民族，都是至關重要的。“知者不惑”。智，是孔子提倡的三項美德之一。(《論語•子罕第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通智。)而“仁、義、禮、智、信”，又更是構成了儒家文化重要支撐的的“五常”。然而盡管就連虛偽的祖師爺孔子也都早就認識到了“智”的重要，但是由于生產實踐才是人的智慧的根本來源，可儒家文化卻偏偏又非常輕視生產實踐。于是在儒家文化中，也就沒有產生多少真正的智慧，而卻只有聰明的乖巧。所以在儒家文化的主導下，兩千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發展幾乎就是陷于了停滯的狀態。秦朝和清朝，除了時代上的差異，而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只不過純屬就是經驗上的堆積，而根本就沒有原理上的認識。特別是兩千多年來居于我國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文化，不僅沒有絲毫的邏輯學知識，反而還更是充滿了實用主義的毒素。因此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也就普遍養成了不看重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和本質，而卻只看重事物發展變化結果這樣的劣根性。重結果輕過程的結果，就是導致人們失去了探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愿望和動力。就是由于儒家文化中沒有絲毫的邏輯學知識，所以盡管儒家文化特別講求孝，但是由于沒有能夠講得清道理的邏輯學知識，所以始終也無法做到用理喻的方式來培育出孝子。然而盡管如此，但由于孝道又不能不講，于是只好不是用“羊羔跪乳”、“烏鴉反哺”等這種用現象解釋現象的硬性灌輸，就是采取實際行動，因此也就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而就是象“棍棒底下出孝子”這樣，由于受沒有絲毫邏輯學知識的儒家文化的長期毒害，所以不少的中國人也就喪失了通過理論學習而認識真理的能力。特別是由于更認識不到真理對正確實踐的根本性指導作用，因此那就只好相信“摸著石頭過河”了。所以直到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中國竟然還能制造并有人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歪理邪說。

　　全人類的每一個民族，無不都是在與遠古洪荒猛獸的一路血戰前行中而走到今天的。因此，中國人的國民性之所以會象后來那樣，只能說明是在中途發生了改變。

　　今年不僅我國和日本對釣魚島的爭奪幾乎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且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第一百二十周年。所以不只是國家有關部門組織了不少的專家學者，專門對我國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的原因進行了總結分析。就連民間主流也有不少的有識之士，對我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原因，也自發地進行了廣泛的分析研究。然而在當下不僅儒家文化正熱，而且漢奸文化更是已經形成并大肆泛濫的情況下，這些總結、分析和研究的結果，不僅沒有找到我國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的真正原因，而且簡直就是在為漢奸文化的泛濫和主動型漢奸的大量產生在推波助瀾。

　　盡管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我國之后曾經欺壓、侵略、蹂躪了我們中華民族幾十年，但據說我們這個民族的近鄰，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民族世仇的日本人對我國古代、尤其是春秋那個時期的中國人，卻還是非常敬佩的。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我們中國人，無不崇尚那種剛烈不屈、輕生重義、一諾千金、肯于奉獻、義薄云天、視死如歸的性格。而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之所以能夠打敗我們，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太過懦弱。那么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是在何時發生改變的?又是因為什么而發生了改變呢?

　　從我國歷史的走向來看，我們中國人性格的改變，從戰國初年就開始了。在這一歷史時期，東方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越來越崇尚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隨著對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崇尚，這六國人的性格也越來越弱，因此相繼為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國所滅。而取代了秦王朝的西漢王朝，又在我國古代第一次反抗大規模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受挫之后，由于劉邦性格的流氓和無賴，想到的不是臥薪嘗膽、養精蓄銳、報仇雪恥，而是竟然接受了儒士婁敬提出的用更為恥辱的“公主和親”的建議，來保衛王朝的存續。而流氓的性格，就是對強者如羊，對弱者如狼。因此從西漢開始，中國也就出現了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這一奇特現象。而且越往后，也就越嚴重。

　　中國人性格改變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不良影響。而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給我們中國人性格共同帶來的不良影響，首先就是弱。這個弱，就是精神上的弱。而由于精神上的弱且又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進而又演化出了私、虛、愚這樣的性格品質。我們中國人精神上的弱，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響下，對戰爭問題所產生的錯誤認識上。就是因為如此，所以不接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卻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國的軍隊，與接受了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東方六國軍隊相比，也就成了英勇無畏的虎狼之師。而面對秦國的不斷侵略與蠶食，與秦國接壤的韓、趙、魏三國的統治者，更是愚蠢到了竟然用割地賂秦的辦法來自保。而齊、楚、燕三國的統治者，也同樣愚蠢并自私到了都忘了唇亡齒寒的道理，所以從未真心援助過韓、趙、魏三國。等秦國滅了韓、趙、魏三國之后，實力大增，從而又輕松地滅掉了齊、楚、燕三國。

　　對于戰爭的取勝之道，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認為，兩軍交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出自《道德經•第六十九章》)

　　老子的這段論述，后來演化成了一句成語：哀兵必勝。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憤之兵，就是忍無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所呈現出的那種極其悲憤的精神狀態。既然老子認為是哀兵必勝，所以老子同樣也會認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盡管不一定就會戰敗，但肯定也沒有多少取勝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那么首先就必須要遭到對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國歷史的演化進程，卻好象是和老子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戰國后期，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輪流遭到了秦國的輪番欺辱。特別是趙國，更是一次就被秦軍坑殺了四十萬降軍。因此不僅殘余的趙軍都成了哀兵，而且就連所有的趙國人，更是幾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后來的戰爭中，趙軍不僅沒有戰勝秦軍，反而連整個國家都被秦軍給滅亡了。

　　老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據說就連圣人孔子都曾經問學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對后世的中國的影響極大。而受老子這種哀兵必勝理論的影響，后世的中國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這樣的認識。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國人性格的特征之一。但是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長期的忍受、壓抑，必然會導致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縮。

　　不只是老子，與老子幾乎同時代的孔子對待戰爭的問題，也同樣非常謹慎。當孔子的弟子之路這樣問過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回答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出自《論語•述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死而無悔，就是人的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就是人的無私奉獻精神。作為古代社會的圣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對敢于并肯于犧牲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否定，給我們這個民族性格所帶來的傷害，是非常致命的。

　　老子和孔子，不過就是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因此對于戰爭的問題認識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為是兵圣的孫子，卻不僅也有著這種慎戰的思想，而且對戰爭取勝之道的認識，更是與老子大同小異，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學者都認為，盡管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文化就分裂為了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卻皆出自于《易經》。因此，《易經》也就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從道家、儒家和兵家對戰爭問題所持的幾乎相同的認識來看，《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這種認識，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說《易經》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不少的中國人相信《易經》中的六十四卦能夠預測未來，能夠預測人的吉兇禍福。而在《易經》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的這一卦中，就有“敬之，終吉”這樣的彖辭。這個解釋就是告訴人們，不管闖到你家的這三個人懷有什么樣的目的，但只要你對他們恭恭敬敬，那最終的結果對于你來說，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們中國就是由于受“敬之，終吉”這一思想的長期影響，因此才會產生“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雨過天晴”這樣的人生格言。

　　老子、孔子和孫子盡管號稱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軍事家，但是對于戰爭獲勝之道的認識，卻有著錯誤的相似，那就是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戰爭，特別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軍人的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才是軍隊戰斗力的第一要素。人的敢于犧牲并肯于犧牲的精神，只能是自覺迸發出來的，而絕不可能是逼迫出來的。人的敢于犧牲和肯與犧牲的精神，只能是來自于文化的引導。就是由于象老子、孔子和孫子這樣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軍事家都沒有能夠認識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也就缺少了如何煥發人的精神力量的內容。而也正是因為軍人沒有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所以我國古代的軍隊在對外戰爭中，這才會屢戰屢敗。

　　老子、孔子和孫子是對后世中國影響極大的三個歷史人物，但是老子、孔子和孫子所闡釋的思想或主張，卻完全充滿了被動、甚至是充滿了無奈。因此他們的思想或主張，都是只有治國馭民之術，而沒有開疆拓土之略。由于長期受這種文化的熏陶，所以中國人也就逐漸喪失了主動進取的開拓精神，而只剩下了對物質生活的窮兇追求。

　　老子、孔子和孫子共同所持的那種“慎戰”思想，徹底導致了我們這個民族性格的改變。最高統帥秉持的慎戰思想，必然會導致部屬們產生畏戰情緒。所以正是由于有了無所畏懼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因此才會產生象于慶陽那樣“生命不息，沖鋒不止”的“珍寶島十英雄”。

　　從慎戰到畏戰，導致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人的性格是越來越弱。而由于性格上的弱，又導致了這六國輪番挨秦國人的打。盡管當時還沒有形成(而且我國也始終沒有自發地形成)民族這個概念，但此時的人們終究已經知道了國與國之間的分別。既然本國的政府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免遭外來侵略，那么人們也就只好去各自尋求生路而別再去管他人了。于是，整個民族自私自利的這種劣根性，也就由此而開始形成。無論是在日本全面侵略我國期間，還是在長久的歷史上，那些大量的漢奸，大多數不都是為了自尋生路嗎?自私自利，導致了人們的相互猜忌，從而失去了彼此之間應有的信任。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經常挨秦國打的楚、燕、韓、趙、魏五國商定，推舉楚國的考烈王為縱約長，以魏國的信陵君為聯軍統帥，共同起兵攻打秦國。然而五國之間由于自私自利、相互猜忌、互相觀望，誰都不肯全力與秦軍交戰，唯恐替別人火中取栗。于是在函谷關前，五國聯軍被秦軍打敗。而被秦軍打敗了的五國聯軍，又去攻打不肯參加聯軍的齊國以泄憤。此舉又導致了經常被秦國打的這六國，更加地不和與猜忌。而為了生存下去，于是只得紛紛討好秦國。特別是與秦國接壤的韓趙魏三國，更是不得不以不停地向秦國割讓國土的這種方式以討好秦國。然而他們這種抱薪救火的方式，卻導致了他們最先被秦國所滅。

　　在遭遇外患的時候，許多的中國人往往為了能夠尋求到一條個人的生路，因此也就只能去不顧國家的利益。但由于我國卻又很早就形成了忠孝的這種觀念，所以不顧國家利益的行為，又導致了這些人只能生活在雙面的人生之中。而雙面人生，繼而又導致這些人形成了一種雙重的性格，那就是虛偽。由于我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挨打，久而久之，也就又形成了虛的這種劣根性。而在弱、私、虛等劣根性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也越來越愚蠢。以至于都愚蠢到了內外不分的程度。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我國北方草原上的一個游牧民族，自戰國時代起，就屢屢南下侵略中原和關中地區的燕、趙、秦等國。為此，三國不得不在各自的北部邊境修筑長城以抵御匈奴的侵略。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不僅派重兵打退了匈奴七百里，而且還更是把原先燕、趙、秦三國的長城連接起來并派重兵駐守，以防御匈奴的再次南侵。秦始皇修筑長城的做法，盡管主觀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最起碼，也在客觀上保護了整個民族的利益。然而對于秦始皇修長城以抵御匈奴的做法，儒家讀書人可不是這樣去認識。他們認為秦始皇修長城抵御外來侵略是不愛惜民力，是不關注民生，是不行仁政而行暴政。而對待外來侵略，他們卻自恃有著“敬之，終吉”的這個“法寶”。于是在儒家讀書人的蠱惑下，不僅“孟姜女哭倒了長城八百里”，而且守土有責、肩負著保護國家和人民責任的戍卒陳勝、吳廣等九百多人，更是在大澤鄉振臂一呼，以“等死，死國可乎?”(出自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這樣的理念為號召，揭竿而起，倒戈推翻了秦王朝的“暴政”。然而秦王朝的“暴政”盡管被推翻了，萬里長城也被中國人給“哭倒”了，可是匈奴人跟著也就打來了。于是大澤鄉的揭竿而起，導致中國人失去了一次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那種剛烈不屈、輕生重義、一諾千金、肯于奉獻、義薄云天、視死如歸性格的歷史機遇。

　　公元前二百○一年，韓王信在大同地區發動叛亂并勾引匈奴攻打太原。剛剛打敗了楚霸王項羽的漢高祖劉邦，躊躇滿志地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前往迎戰。可是公元前二百年的冬季，劉邦和手下的三十二萬大軍，卻被匈奴軍隊包圍在了大同東北部的白登山上。這一仗，就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圍”。

　　率軍將劉邦及其三十二萬大軍圍困在白登山上的，是號稱控弦四十萬的匈奴冒頓單于。然而冒頓單于盡管號稱是控弦四十萬，但那已經是舉傾國之力了。本來，四十萬對三十二萬，力量上也并不占有絕對的優勢。更何況戰場在西漢王朝的管轄地域，所以漢軍占有絕對的地利優勢。因此只要劉邦能夠堅持下去并調動全國的力量進行堅決的反擊，也并不是沒有取勝的可能。可惜由于劉邦就是個流氓，而流氓又是對強者如羊，對弱者如狼。于是面對兇悍的冒頓單于，劉邦沒有選擇調動全國的力量進行堅決的抗戰，而是選擇了屈辱的公主和親和每年給匈奴進貢這樣“敬之，終吉”的辦法。因此白登之戰中，漢軍的失敗，首先是劉邦這個流氓在精神上的失敗。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又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性格。

　　漢高祖劉邦選擇的“公主和親”和進貢這樣“敬之，終吉”的做法，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大吉大利，反而還增添了匈奴人的國力。因此盡管西漢王朝的“敬之，終吉”是意切情真，但匈奴人卻仍然還是不斷地南侵。到了西漢王朝國力有所增強的漢武帝時代，忍無可忍的漢武帝終于開始了對匈奴人的大規模軍事反擊。然而到了公元前八十九年，本應該在前三次對匈奴的軍事反擊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從而徹底解決這一嚴重的外來威脅。可是漢武帝為了追求儒家文化所大力倡導的所謂仁政，卻下了《輪臺罪己詔》，從而放棄了輪臺屯田戍邊。盡管對匈奴的軍事反擊和屯墾戍邊，的確不免使人民要付出與承受象“文學”所說的“邊境之士饑寒于外，百姓勞苦于內”這樣的代價和痛苦(《鹽鐵論•本議第一》)。但那是一個國家在遭受外來侵略的情況下，必須要采取的措施，那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國家、為民族而付出的犧牲。然而在儒家文化中那種極端自私自利思想和所謂仁政思想的影響下，人民卻不愿做出這樣的犧牲。特別是在此期間，漢武帝還更是由于受儒家讀書人的蠱惑，竟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從而把儒家思想確立為了國家的統治思想。于是，中國人不僅再一次失去了恢復春秋戰國時期那種性格的歷史機遇，而且中國的歷史，也就此徹底拐了一個彎。

　　因襲著老子的“哀兵必勝”和孫子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這種思想，到秦朝末年的時候，中國人竟然都產生了“等死，死國可乎?”這樣的認識。“等死，死國可乎?”的這種認識，就是只有在無論如何都要死掉的情況下，才可能國家、為民族做出一點個人的犧牲。所以“等死，死國可乎?”的這種認識，不僅沒有能夠體現絲毫的主動精神，而且更是完全喪失了為國家、為民族的奉獻精神。所以墨家文化中所提倡的“摩頂放踵，盡利天下”的那種無私奉獻和“路見不平，拔劍而起”的無私無畏精神，就是這樣被道家、儒家和兵家所共同主張的這種極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我國古代主流社會中給排擠得無影無蹤了。而由于沒有了為國家、為民族敢于并肯于犧牲的精神，由于沒有了無私奉獻的精神，因此只有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情況下，中國人這才會“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就是在道家的頹廢和儒家的腐化墮落以及兵家的慎戰思想的侵蝕下，中國人逐漸就喪失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那種剛烈不屈、輕生重義、一諾千金、肯于奉獻、義薄云天、視死如歸的性格，喪失了開拓進取的精神，從而形成了貪生怕死、貪圖享樂、畏難畏艱、奸懶饞滑、虛偽虛言等這樣的劣根性。然而對于我們中國人最為不幸的是，自西漢王朝開始，特別是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我們中國人又逐漸形成了“只能馬上打天下而卻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這樣一個荒謬認識。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的儒家讀書人，在和平時期也就恬不知恥地成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而民族的中堅力量，其對整個民族的影響，又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于是在象“割不正，不食”這樣極其講求生活奢侈腐化思想的毒害下，春秋戰國時期的那個的血性四溢、剛烈不屈的中國，也就逐漸變成了一個《舌尖上的中國》。

　　自西漢王朝之后，中原地區的漢民族王朝便屢屢遭受北方的游牧漁獵民族的入侵。兩千年來，幾度被打得山河破碎、風雨飄零，甚至還曾經兩次亡了國。然而漢民族的文化，卻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自己的文化傳承，這其中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不僅一次次地拯救了我們這個國家，而且更是一次次地挽救了我們的民族文化。

　　歷史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不僅儒家思想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統治思想。而且儒家讀書人，更是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然而盡管儒家思想能夠有效地實現對自己人民的精神控制，儒家讀書人也能夠有效地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統治，但是儒家思想和儒家傳人卻不能有效地抵抗外來的侵略。所以一旦因為遭受外來侵略而出現了象“靖康恥”那樣“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斯文掃地情況，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由于沒有了儒家思想的精神控制，那種寧死不屈的血性馬上就會迸發出來，奮不顧身地投入到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中去，從而實現對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拯救，實現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挽救。因而在此期間，我們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也會隨之發生轉化，勞動人民大眾就會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滿清入關，嘉定人民為了保住漢人的衣冠，不懼清軍的兇殘，奮起反抗，因此遭到了清軍接連三次的大屠殺。特別是與嘉定毗鄰的揚州，更是在十天之內，就有八十萬的無辜百姓慘死在了清軍的屠刀之下。可王夫之、顧炎武和黃宗羲這三位明末的大儒卻不知何故，而均得以善終。特別是明末的另一位大儒錢謙益，在國破家亡之際，曾經高調宣稱要在常熟的尚湖投水自盡以殉故國。而錢謙益的小妾，秦淮八艷之一的柳如是，聽丈夫公開宣稱要投水自盡以殉故國，也公開宣稱要在丈夫投水自盡以殉故國的當天投水自盡殉夫。到了夫妻倆公開宣稱的投水自盡的那天，錢謙益率家人故舊載酒常熟尚湖。可是從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陽西下，錢謙益始終沒有下定殉國的決心。反倒是柳如是等得不耐煩了，奮身跳入水中。然而此時錢謙益還沒有殉國，所以柳如是也沒有殉夫的理由，于是眾人七手八腳地救起了柳如是。可錢謙益凝視完了西山的風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說了聲：“水太涼了，怎么辦呢?”于是便轉身投降滿清去了;抗日戰爭時期，兇殘的日本鬼子打來了。大字不識的放牛娃王二小，奮不顧身地把日本鬼子引到了八路軍的埋伏圈里。可滿腹經綸的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這所謂“新儒家三圣”，卻一個個比兔子還快地一口氣就跑到大后方四川去了。正是因為日本鬼子打來了而山河破碎，所以中華民族這才需要敢于把敵人帶進八路軍埋伏圈里的王二小，而不需要只會講“仁、義、禮、智、信”的什么“新儒家三圣”了;正是由于有了千千萬萬個奮不顧身的王二小，而不是因為有了會講“仁、義、禮、智、信”什么“新儒家三圣”，因此這才有了抗日戰爭這場中國近代以來所取得的第一次反抗外來侵略的徹底勝利。然而盡管我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在不管多么艱難困苦的場合中都能把中華民族拯救出來，但是在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產生之前，由于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化，因而每次在完成了對我們這個國家的拯救，在完成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挽救之后，又不得不再次接受儒家思想的精神控制。于是對于廣大勞動了名大眾來說純屬是歷史悲劇的“牛打江山馬坐殿”的局面，也就再一次出現了。儒家讀書人，也就又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中堅力量而重新騎在了勞動人民大眾的頭上。而勞動人民大眾也將從拯救民族危難的中堅力量，再次變成了被人奴役的牛馬。于是，中國也就又開始了下一次從危機到拯救這樣的惡性循環。這就是自從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之后，在屢遭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我們中國，會出現侵略者懼怕中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中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又懼怕自己的政府;而中國的政府，卻又懼怕外來的侵略者這樣一個奇怪的循環。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個奇怪的循環，那就是外來的侵略者，懼怕的是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對外來侵略的殊死反抗;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由于被套上了儒家思想的這道精神枷鎖，而又懼怕自己的政府;而中國的政府，因為是由崇信“敬之，終吉”這種思想而又特別懼怕外來侵略的儒家精英所組成的，所以又特別懼怕那些野蠻的外來侵略者。因此說，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當時的我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為了反抗外來侵略而掀起的“義和團運動”，不僅成功地避免了中華民族被瓜分，而且更是堅決抗擊住了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們的文化入侵，從而保衛了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但是僅僅保衛了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它不能引領我們這個民族成功地反抗外來侵略，不能引領我們這個民族走向強盛。因此，“義和團運動”雖然是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盡管是壯烈的，但結局卻只能是悲壯的。而毛澤東正是由于看到了這樣的歷史悲劇，所以不僅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不僅創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從而喚醒并率領勞動人民大眾推翻了三座大山而建立起了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而且為了永保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毛澤東更是曾經大力號召工農兵學哲學并苦心孤詣地構建宏大的工人階級理論隊伍。特別是為了維護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毛澤東更是嚴厲地打擊了包括傳統的儒家讀書人在內的當年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挑釁與進攻。

　　全國解放后，由于毛澤東為了團結全國各方面人士一同建設我們的新中國，于是在新政協第一次會議上，梁漱溟也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然而此舉卻使梁漱溟出于儒家讀書人的那種本性，錯以為勞動人民大眾的紅色政權建立，是同歷史上一樣的又一次“牛打江山馬坐殿”的開始。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列席出席先后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政府委員擴大會議上，大放厥詞，攻擊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施政方針。而梁漱溟對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挑釁與進攻，當即便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駁斥。

　　一九五七年，為了提高和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權力，以改善黨的作風。毛澤東真心實意地邀請民主人士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然而毛澤東的如此善意，卻導致了章伯鈞和羅隆基等這些接受過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識精英的野心膨脹。不僅攻擊中共產黨的執政是“外行領導內行”，而且更是忘乎所以地提出了要與中國共產黨“輪流坐莊”，公然要篡奪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面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等人的不僅錯把中國共產黨的善意當軟弱，而且還更是要再來一次“牛打江山馬坐殿”，毛澤東斷然發動了“反右運動”，從而打退了章伯鈞和羅隆基這些人對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猖狂進攻。

　　為了永保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毛澤東是嘔心瀝血，更是不怕跌得粉碎。然而我國的勞動人民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卻辜負了毛澤東，他們只接受了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卻沒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能夠永保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的苦心孤詣，因而這才不知道如何永保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因此毛澤東剛一去世，就被人領到了改革開放的泥坑里。于是自己從毛澤東時代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也就變成了如今這樣竟然有人都不得不靠妻女去賣淫才能活下去的命運最為悲慘的最弱勢群體。

　　有史以來，我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大眾最成功、最徹底、也是在最危急的關頭拯救了我們這個國家，挽救了我們民族文化的一次，就是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了。

　　毛澤東不僅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而且更是由于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利益的堅決為維護而不受蘇聯人的重視。所以盡管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了第一支人民武裝，為中國革命開辟了第一塊農村根據地，但卻始終不能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主要領導人。直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被蔣介石攆到貴州的窮鄉僻壤而在客觀上擺脫了蘇聯人的控制之后，為了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才干以戰勝蔣介石，當時那些百分之百地聽命于蘇聯人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才不得不同意了毛澤東擔任政治局的常委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助手。但是由于事實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內只有毛澤東才具有戰勝蔣介石的的軍事和政治才干，而周恩來和在“遵義會議”上被選舉為黨的總書記的張聞天也都明知道自己軍事指揮能力和政治領導能力與毛澤東相距甚遠。因此雖然名為毛澤東的上級，但卻都能自覺地服從毛澤東的領導。因此，毛澤東這才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統帥。

　　同是中國人，為什么只有毛澤東才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澤東不僅能夠創立毛澤東思想，而且更是能夠創立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并把它注入到了全黨和全軍之中。從此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與戰斗堡壘。而人民軍隊，則更是成了“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的這樣一支無往而不勝的軍隊。特別是中華民族，也從此變成了一個“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樣的一個偉大民族。

　　無論是道家文化、儒家文化，還是盡管外來但卻很好地實現了我國本土化且影響更為深遠而顯著的佛家文化，都不僅只看重生活方式而卻輕視戰斗方式，特別是還更缺少了文化中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生產方式。而正是由于后來創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于是這才彌補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這巨大缺陷。

　　在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產生之前，我國曾經長期存在著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統治階級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如狼，對外如羊。而這個現象，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由于受我國傳統文化中老子的“輕敵幾喪吾寶”、孔子的“必也臨事而懼”和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樣的慎戰思想影響太深才出現的。

　　與西方叢林世界的野獸文化相比，我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那就是自由草原上的草食性動物文化。然而盡管如此，儒家文化與西方叢林世界的野獸文化也仍然具有相同的共性，那就是“吃人”。只不過西方叢林世界的野獸文化是直接吃人，是專去吃外人的文化;而儒家文化就是象草原上的兩只公羊或雄鹿為了爭奪領地和配偶而經常打得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慘烈，可是只要有一只狼闖來，馬上就丟小妻兒老小而逃之夭夭，然后再行決斗那樣。是用“禮教”進行加工包裝后再吃人，特別是專吃自己人的文化。

　　在戰爭中做到知己，無論是內戰外戰，那當然都是相同的;然而要做到知彼，在民族內部，極易做到了如指掌。而對外，那可能就是一片茫然了。既然只有知己知彼才百戰不殆，那么如果不知彼，也就只能是百戰皆殆了。

　　相較于野蠻和暴力，我國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懼怕的更是在儒家禮教的基礎上而形成的那種“王法”。因此侵華的八國聯軍這才放棄了瓜分中國而保留了滿清政府，借助滿清政府的“王法”，而對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實行間接的統治。而抗日戰爭前步步蠶食我國的日本鬼子，更是早就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在逼迫蔣介石政府簽訂的許多賣國協定中，都有中國政府要禁止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活動的這一條。由中國政府用自己的法律禁止自己的人民進行抗日活動，遠比日本鬼子自己用武力直接進行鎮壓有效得多。而當時的中國統治階級、特別是最高當政者蔣介石由于受老子的“輕敵幾喪吾寶”、孔子的“必也臨事而懼”和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樣的慎戰思想影響太深，所以這才導致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如狼，對外如羊。因此老子的“輕敵幾喪吾寶”、孔子的“必也臨事而懼”和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樣的慎戰思想，與毛澤東“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這種充滿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辯證法的戰略思想相比，那就猶如是云泥之別了。就是由于在儒家文化主導下的中國是內戰內行，對內如狼，所以那時的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以及中華民族內部之間的民族斗爭才非常深重并經常發生。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由于不僅是外戰內行，而且內部更是逐漸縮小了階級矛盾并彌合了民族矛盾，因此也就徹底根除了內戰。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澤東在三灣對秋收起義部隊進行改編時就明確提出，工農革命軍是共產黨領導的，為人民謀利益的隊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從而人民軍隊建立之初，就為它注入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唯一宗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工農革命軍在打下茶陵縣城并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之后，毛澤東又明確地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一是打仗消滅敵人，二是打土豪籌款子，三是宣傳組織群眾，幫助地方建黨，幫助群眾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后來，這三大任務簡稱為：打仗，生產，做群眾工作。后來改成為紅軍的工農革命軍就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每到一地，便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權和黨組織，成立農會、工會。分得田地的農民為了包圍勝利果實，又送子參軍或親自參軍，從而壯大了工農革命軍的力量。

　　由于在建軍之初毛澤東就為這支軍隊注入和確立的唯一宗旨、建軍原則和三大任務以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這樣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從而使這支軍隊成為了一支不僅有著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新型人民軍隊，而且還更是成為了一支能夠自食其力的軍隊，成為了一支能夠憑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斷發展壯大的軍隊。也正是由于有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所以這支軍隊才能夠成為一支具有堅定信念和堅強意志的軍隊，才能夠成為一支打不垮、拖不爛的軍隊，才能夠成為走到哪里都會受到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軍隊，才能夠成為一支百戰百勝的軍隊。

　　就是由于毛澤東不僅首先在吃飯的問題上解決了人民軍隊和紅色政權的生存與發展的問題，而且更是把生活與生產和戰斗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才使得這支人民軍隊和紅色政權能夠迅速地發展壯大。然而就在毛澤東用自力更生的方式，已經在經濟上解決了人民軍隊和紅色政權的生存與發展這個問題并正在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時候。與他同期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或其他那些高級領導人們，卻不僅只知道躲在上海灘外國租界的洋房里，而且由于吃著蘇聯人的飯，于是正在苦心孤詣地為了蘇聯的利益籌劃呢。特別是象王明這樣蘇聯人豢養的家伙，竟然把停發蘇聯人提供的生活費，當成了是他排斥和打擊象瞿秋白那樣違背了蘇聯人旨意的黨內同志的有效手段。而與毛澤東同期的其他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或高級領導人們之所以會如此，就是由于他們不僅受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太深，而且還更是沒有做到“兩個徹底決裂”，所以也養成了我國傳統文人“鷹嘴鴨子抓，能吃不能拿”那樣的生活習性。所以這些人不用說在經濟上解決黨和紅軍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就連在生活上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因此這才不得不躋身于共產國際的這個體制內，乖乖地接受蘇聯人的操控。而毛澤東卻不僅早在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為了籌集組建中國共產黨和保證中國共產黨湖南小組的生存與發展的經費，就和易禮容等人籌資在湖南長沙開辦了一家“長沙文化書社”。書社的開辦，不僅通過出售大量的進步書籍從而大力宣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還更是通過盈利從而為湖南的共產主義小組籌集到了一定的生存與活動經費。而后，為了給革命籌集更多的經費，毛澤東還與易禮容等人又開辦了一家紡織廠。

　　在開辟了黨在安源地區的工作并組建起黨在安源地區的政治組織之后，毛澤東又先后帶著李立三、劉少奇、易禮容、毛澤民、蔣先云、毛福軒和唐升超等人到安源地區加強工作，在增強了黨的政治組織和政治領導的同時，又組建起了工人消費合作社、勞務介紹所和故工撫恤會等三個黨所領導的經濟實體。工人消費合作社等三個經濟實體的創辦，不僅通過為工人謀取經濟上利益從而擴大了黨在工人中的影響，而且還更是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生存問題。特別是毛澤民擔任股長的兌換股，為了擴大融資并提高工人的經濟收益，還更是采取了發行股票進行經營的做法。此舉不僅改善了工人們的生活并進一步擴大了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而且也更是首開了中國共產黨從事金融工作的先例。

　　經濟工作的健康發展，有力地推動了黨在安源地區的政治斗爭。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的全面的勝利。安源工人罷工的勝利和安源地區黨組織迅速發展，不僅有力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而且也更是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而這一切，都是與毛澤東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密不可分的。

　　由于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和黨員的個人生活問題，所以毛澤東領導下的黨的組織發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二四年年底的時候，還只有不到一千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僅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湘區委員會所屬的安源一地的黨員，就多達了三百多名。

　　一九二七年九月，在發動和領導了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把秋收起義的隊伍帶到了井岡山，從而開辟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以后，毛澤東又率領工農紅軍先后開辟了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并形成了中央蘇區。當時，為了在經濟上解決黨組織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生存問題，毛澤東非常注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澤東又修正了《井岡山土地法》中的錯誤，從而形成了《興國土地法》。到了當年的七月，毛澤東又主持制定了《閩西土地法》。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根據地經濟建設中，除了重點發展農業生產，還建立各種經濟合作社，組織培養了大批從事經濟工作的干部。在此期間，為了打破敵人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指導下，根據地的各級經濟組織，還大力開展和擴大了根據地的對外貿易。特別是當時在大力發展公有經濟的同時，還保護并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為了指導黨的經濟建設工作，毛澤東專門寫下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興國調查》、《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們的經濟政策》等著名的有關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性文章。

　　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不僅有力地保障了工農紅軍與根據地的黨和政府組織的生存與發展，而且還更是為躲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活動經費和在白區工作的那些黨員、尤其是黨中央領導人的生活經費。據叛徒向忠發叛變后的供詞披露：“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后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來黃金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贛西南運來黃金兩千零七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云(陳云)負責支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同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只有毛澤東才做到了這些。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毛澤東才真正做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闡釋的那“兩個徹底決裂”，徹底去除掉了自己身上的那種劣根性，從而真正樹立起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而后來毛澤東更是用以身作則、親力親為的方式，把這種理想和信念注入到他親手所創建與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之中，因此中國革命這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深諳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了，對于在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卻又沒有邏輯知識的儒家文化氛圍中長大的中國人來說，只有榜樣的力量，才是無窮的。因此毛澤東不僅用自己的無私無畏、大公無私、實事求是和對人民的愛及對中華民族的忠誠去影響教育身邊的每一個人來去除弱、私、虛、愚這樣的劣根性，而且更是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急需壯大自己力量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和妹妹等全家人都引領上了為窮苦人打天下，為中華民族求解放的革命道路上。就是在象毛澤東和他的親人們的這種榜樣力量的影響帶動下，許許多多的勞動人民群眾，才前仆后繼地加入到了革命的隊伍中來。

　　當年的中國革命為什么艱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敢于投身革命的，人數太少。可是反革命的卻由于占有先行之利，所以又人多勢眾。而之所以會如此，就是由于在沒有邏輯知識但又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中國人極為輕視道理而又極其相信事實，所以這才會有“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樣的格言。特別是在道家、儒家思想的毒害下，中國人又普遍養成了謹慎、膽小、懦弱、愚昧、自私這樣的性格。因此為了改變命運、尤其是為了改變整個民族的命運而敢于并肯于投身革命的，實在是少之又少。

　　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們中國的人口始終保持在四億多，而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更是多達了四億五千多萬。然而無論是在反抗日寇侵略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中，還是在國共兩黨進行階級大決戰的三年解放戰爭里，四億五千多萬的中國人，卻只有不到零頭的那些人參與到了其中，而其他四億多人卻躲在了一邊，苶呆呆地再一次充當了歷史的看客。在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長達二十二年的武裝斗爭過程中，包括毛澤東和他的六位親人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無私奉獻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吸引了中國人，教育了中國人，感染了中國人。所以，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革命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的過程。也正是由于國民性的這個問題，所以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不僅要經歷了二十二年的艱苦而漫長的過程，而且還必須首先要跨越民族革命的這一關。而同樣是社會主義革命，在當年的俄國，同樣是由于國民性的原因，所以不僅“十月革命”能在一天之間就取得了成功，而且還更是省卻了民族革命的這一關鍵環節。

　　同魯迅等人一樣，毛澤東不僅早就認識到了包括勞動人民大眾在內的中國人身上的那種劣根性，而且更是最早認識到了這個因素就是當時中國革命的最主要實踐。然而作為政治領袖、特別是作為人民領袖，毛澤東看到的不只是我國勞動人民大眾身上的那種劣根性，而且同時也看到了他們身上的那些優點，尤其還更是找到了如何去除他們身上那種劣根性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毛澤東不僅用以身作則、親力親為的方式去影響、教育身邊的人，而且更是從歷史的陳跡中，發掘出了墨家文化，并把墨家文化中的“摩頂放踵，盡利天下”的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用政策、策略、情感、教育、紀律、組織措施等方式，注入到了人民軍隊之中。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之后，更是把它注入到了全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墨家文化與自己的革命實踐以及對人民、對民族的深厚情感有機地結合了起來，這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才創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

　　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文化中，只有墨子的思想和圍繞著墨子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才堪稱得起是真正的精華。圍繞著墨子所創立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具有著“摩頂放踵，盡利天下”的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無私奉獻精神，具有著不畏強權、敢于主持正義的這種無私無畏的崇高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著以身作則的這種嚴于律己的精神，具有那種視死如歸的敢于犧牲精神和“兼愛”的這種寬廣胸懷與高尚情操。墨家文化不僅堅決主張勤儉節約、艱苦樸素這樣的生活方式，而且還更具有日常勞動生產和戰時當兵打仗這樣的生產方式和戰斗方式的內容。特別是墨家文化中，還更具有對邏輯學和對力學、光學、幾何學和代數學等自然科學等方面這樣的重大探索。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民族如果沿著墨子的這種思想走下來，那將會避免后來所遭遇到的所有不幸。然而不幸的是，就象當今的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日漸式微一樣，墨子的思想和圍繞著墨子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到了秦末漢初的時候，就被中國人、尤其是被中國的主流社會自己給徹底拋棄了。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的被拋棄，并不是墨子本人和墨家文化的不幸，而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更是漢民族的不幸。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被拋棄的原因，與目前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日漸式微的原因相差無幾，就是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與毛澤東思想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雖然能使我們這個民族走向繁榮強盛，但卻不能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不能滿足人們的低級趣味。

　　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那些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既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也更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不僅白紙黑字地寫在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里，而且更的確是指導了當年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然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卻又都有哪些呢?

　　當年中國革命的艱難，反映了當年中國革命的實踐。而當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會如此的艱難，根本的原因還不只是在于當時的中國由于正處在半封建本殖民地的社會階段，因而生產力極其落后。而更是在于我國的勞動人民大眾在儒家思想的長期毒害下，特別是在儒家讀書人的直接影響下所形成的那種弱、私、虛、愚的劣根性。

　　與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經過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子弟兵長達二十二年的浴血奮戰才迎來了最后的勝利相比，俄國的“十月革命”，幾乎就是在一天之間便取得了成功。“十月革命”前，經過僅僅兩萬多人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短短幾個月的宣傳動員，俄國圣彼得堡的工人和駐守在圣彼得堡的原沙俄軍隊的陸海軍士兵，就認識到了社會主義是人類未來的方向，于是便全都加入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陣營。而站出來保衛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卻只有少量的衛隊和一個俄羅斯婦女敢死營以及一些原沙俄軍隊士官學校的士官生。因此俄歷十月二十五日(公歷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當阿芙樂爾巡洋艦上一聲炮響之后，包圍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周圍的兩萬多工人和士兵，高呼著“烏拉”的口號，潮水般地涌向了冬宮的大門。冬宮的衛隊長帕里琴斯基見狀連忙打開了冬宮的大門，并把起義的工人和士兵引導到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正在開會的房間里。此時早已得知布爾什維克黨人將要發動武裝起義而正在開會研究對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那些部長們，也就只好束手就擒了。當天上午十時，革命軍事委員會就在發布的由列寧起草的《告俄國公民書》中宣布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政權已轉歸蘇維埃，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

　　“十月革命”之前，俄國是世界上的八個帝國主義列強之一。僅在十七年前參加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的戰爭中，俄國就得到了我國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庚子賠款”中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九七的份額。而我國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前，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因此在我國，不只是城市里的工人，就連廣大農村里的那些農民，其生活比起“十月革命”前俄國的工人，也不知要痛苦多少倍。所以俄國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原沙俄反動軍隊中的士兵、甚至還有許多的軍官，并不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參加革命，而僅僅是經過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宣傳，就能夠認識到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于是階級的立場就能夠迅速地發生轉變，從而投身到無產階級革命之中。而我國的那些生活極其貧困，命運極其悲慘的工人、農民，卻由于在沒有絲毫邏輯學知識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兩千多年，因此僅僅通過馬列主義的理論宣傳，是很難喚醒的。因此有些老革命家、老將軍、老干部后來紛紛撰文，說當年自己參加革命，就是由于生活所迫。

　　在沒有邏輯知識卻又充滿了實用主義毒素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許多中國人都形成了極難理喻而只能靠事實來進行教育的這樣極其愚蠢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能夠自覺地認識一種理論、一種思想是否正確，那可就難上加難了。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這才能制造并使人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歪理邪說。而中國人極難理喻卻只能用事實來進行教育的這一點，不用說在一般的人身上，即使是在后來和毛澤東一同號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那些人身上，也一度體現得更為明顯。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謝絕了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要他隨黨中央隱蔽到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邀請，而是選擇了去領導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殘酷屠殺的武裝起義。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在攻打敵人的力量占據優勢的大城市受挫之后，毛澤東馬上把保留下來的革命力量，帶往了敵人統治薄弱的井岡山地區，以圖保存、發展、壯大革命的力量。由此開始，毛澤東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浴血奮戰中，為中國革命創立并探索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樣一種正確理論和唯一一條能夠通往勝利的道路。然而毛澤東創立和探索出來的這種理論和道路，卻并不為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所認同。這些接受了蘇聯人培養教育的人認為毛澤東所創立的理論是山溝里的理論，而“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于是，這些人拒絕了毛澤東所創立的理論和所開辟的道路，而只是接受了毛澤東所創建的人民軍隊和所開辟的根據地。之后便排擠掉毛澤東，而由他們自己按照蘇聯人所傳授的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來領導我們中國的革命。然而我們中國的革命以及他們本人的生命在他們的手中，卻險些就葬送了。直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復出，這才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這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這才挽救了中國革命。當然，也挽救了這些人的個人生命，從而使他們也成為了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當初為什么會不相信毛澤東，為什么會不相信毛澤東所創立的革命理論而卻完全聽命于蘇聯人，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人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實用主義毒害太深，因此也形成了“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樣的劣根性。他們所看到的那個“實”，就是蘇聯“十月革命”的一天成功。就是因為有蘇聯“十月革命”一天成功的這個事實存在，所以這些人才不相信毛澤東所創立的用以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而對蘇聯人教授給他們的那種馬列主義理論深信不疑，才會堅持“城市中心論”，才會屢犯左傾錯誤路線。而這些人對毛澤東的不相信，實際上就是對他們自己的不相信，就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不相信。不相信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那么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樣是與我們這個民族的經常挨打密切相關。經常地挨打，導致許多中國人都認為我們中國人的確不如“外人”，因此在我國這才很早就形成了“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這種認識。而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在反抗外來侵略斗爭中的屢戰屢敗，同樣更是導致這些人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因而這才把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蘇聯人的國際主義上。而直到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被蔣介石逼到了走投無路情況下的這樣另一個事實面前，這些人這才勉強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才勉強地做出了毛澤東只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這種任命決定，這才勉強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盡管和魯迅等人一樣早就認識到了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這一問題，但是毛澤東卻并沒有象魯迅等人那樣靠口誅筆伐去指責、批判象阿Q、華老栓、閏土等那樣社會底層人民身上的那種劣根性而單純地進行“破”。而是采取了廣泛持久地正面宣傳象王二小、張思德、白求恩、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楊根思、邱少云、羅盛教、孟泰、雷鋒、劉文學、王杰、劉英俊、歐陽海、麥賢德、焦裕祿、向秀麗、戴碧蓉、金訓華和狼牙山五壯士與珍寶島十英雄等這樣許許多多的英雄個人和英雄群體的這種方式，來進行對全軍、全黨和全國人民實施正面引導教育這樣的“立”。通過號召工農兵學哲學與培養象“革命戰士意志堅，泰山壓頂腰不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無私奉獻，艱苦奮斗”、“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與“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等這樣的革命英雄主義和崇高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無私的情懷等，去自覺去除那些早已成為了潛意識的弱、私、虛、愚等這樣的劣根性。但是對身邊的戰友，毛澤東也還是曾經采取過嚴厲批評的這種方式。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南海的小禮堂放映了電影《武訓傳》，由周恩來總理和胡喬木出面召集，一百多位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到場觀看了該影片。在影片的放映中，禮堂內不僅掌聲不斷，而且朱德還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放映結束后，朱德又特意握著導演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另據孫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回憶：“電影《武訓傳》受到全國人民贊揚后，中央領導同志集體觀看了這部片子。后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我時，我向他匯報了拍攝電影《武訓傳》的情況，總理很有興趣地聽我介紹，之后，他說：‘對武訓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諸多民主人士在重慶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宣傳武訓的活動，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作了充分的報道。那時，我才曉得他是靠乞討積錢而辦成功幾所學校的，實在很不容易，掃盲和教育救國始終是我黨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至于電影嘛，我自己認為拍得不錯，看了很感動人。’”

　　就在電影《武訓傳》不僅得到了全社會的一片褒獎，而且還受到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高級領導人贊譽的時候。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從而拉開了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的序幕。

　　雖然電影《武訓傳》宣揚了一種乞求意識而貶低了斗爭和反抗的精神，但是對一個已經死去了幾十年的人以及以其為藍本拍攝的一部電影，毛澤東絕不會如此地重視。毛澤東所重視的應該是那些黨和國家領袖級人物對宣揚了乞求意識而貶低了斗爭和反抗精神的《武訓傳》這部影片的態度，以及他們通過對這部影片的態度而反映出來的真實的思想狀態。從對《武訓傳》的態度上，就能充分反映出這些領袖級人物的思想認識仍然還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的歷史階段上。只不過由于他們大多都來自與社會的底層，所以無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了解民間疾苦和關心民間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這些身為黨的和國家領袖級人物的思想狀態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還相距甚遠，所以毛澤東在親自審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這篇社論中，才發出了如此嚴厲的質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歷史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準確地反映毛澤東批判《武訓傳》真正原因的，是毛澤東在《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這篇文章中的這樣一段話：

　　“現在，估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確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建國后毛澤東開展的第一場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從上述毛澤東的話中不難看出，毛澤東的上述批評，實際上是指向周總理和朱老總這兩位最親密戰友的。而也只有發生在這兩位與毛澤東共同奮斗了幾十年的老戰友身上的這種錯誤認識，才會受到毛澤東的這種“恨鐵不成鋼”式的嚴厲批評。不用說在毛澤東看來，就是任何人都應該認識到，在武訓身上所反映出來，正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弱和愚的那種劣根性。而對此，周總理和朱老總這兩位革命了幾十年的老革命既然都沒有認識到，那肯定也就沒有徹底去除掉，因此這實在是不應該的。所以，毛澤東就是要通過嚴厲批判《武訓傳》這樣一部電影來嚴厲批評身邊的親密戰友。就是要通過此舉，來徹底改造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

　　毛澤東既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更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而毛澤東所創立且又親自踐行的毛澤東思想，既是方法論，更是世界觀。所以它不僅僅蘊含著那種超凡的智慧，而且還更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還更蘊含著那種崇高的道義，蘊含著那種高尚的倫理，蘊含著那種一往無前的精神，蘊含著那種無堅不摧的意志，蘊含著那種堅貞不屈的氣節，蘊含著那種大公無私的情懷，蘊含著那種寬廣的境界，蘊含著那種純潔的情操。而也只有在擁有這種道義、倫理、精神、意志、氣節、情懷、境界和情操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因此如果僅僅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是一種智慧的話，那么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或許在理論上還能夠闡釋得通。但是由于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一種智慧，而且還更是一種道義、一種倫理、一種精神、一種意志、一種氣節、一種情懷、一種境界、一種情操，因此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之說，也就成了純粹的胡說八道。

　　到今年為止，毛澤東已經離開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中國人民，離開他付出了七位親人生命才拯救出來的曾經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已經整整三十八年了。今天的中國，早已是離開了毛澤東的道路而改革開放了的中國;然而今天的中國，卻又不僅是一個釣魚島被日本侵占的中國，而且還更是一個在國際上屢屢受辱的中國。

　　在我國的漢族地區，尤其是在漢族聚集地區的農村，過于，由于養豬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所以父母也常常會用這樣一個生動而又形象的比喻來批評教育經常犯錯誤的孩子：“我看你就象是那頭豬，純粹就是記吃不記打。”而“記吃不記打”，就是中國人愚蠢的這種劣根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因此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完全就是在“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這種純屬是“記吃不記打”的劣根性推動下，或者說是利用了這種劣根性，才推動起來的。

　　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百零五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挨遍了全世界所有列強的打。特別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更是挨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打。盡管中國近現代的百年挨打，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人的性格問題。但武器裝備的落后，也不能說就不是導致挨打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八年抗戰，盡管英勇不屈的我國軍民以“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但是由于武器裝備之間的巨大差距，我國還是付出了軍民被殺死一千五百多萬人，被殺傷兩千多萬人的慘重代價，這才取得了打死四十五萬多一點日本鬼子這樣的戰績。因此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有靠物質力量去摧毀”這個論述，就構成了人類世界的絕對真理。而斯大林所說的“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這個現象，更是成了絕對的歷史事實。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防止中華民族的再次挨打，毛澤東寧可中國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一點，也要優先發展我國的重工業，特別是優先發展我國的國防工業。寧可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兩彈一星”。對此，陳毅元帥的態度最為堅決：“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然而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剛剛過去三十三年，曾經挨過打的中國人大部分盡管還在，可是對中華民族曾經的挨打，大部分的中國人卻都象“小崗村的十八條好漢”那樣，都把它忘卻了，而只是記住了毛澤東時代為了研制出“兩彈一星”而導致的窮。于是為了吃、為了穿，在大部分中國人的一片歡呼之中，毛澤東時代開始建設的包括反導項目“六四○工程”和新一代核潛艇與先進戰斗機、武裝直升機在內的八十七項尖端武器項目和大型飛機運十、曙光計算機、工業自動化、自動數字焊接系統、數控機床、大型民用火箭和大型工業裝備等多項高端民用工業項目下馬了，而以解決“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問題為目的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就此開始了。然而又一個二十年才剛剛過去，不僅我國的釣魚島就被日本給侵占了，而且我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美軍的飛機給炸了，保衛祖國神圣領空的飛機，被美軍的飛機給撞毀并導致飛行員犧牲了，駐美國的外交官，更是被美國的警察給打了。

　　出于“記吃不記打”這種愚蠢的劣根性，所以有的中國人才會相信“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這又一個歪理邪說。于是這才拋棄了毛澤東大力提倡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思想，從而在精神上、文化上自覺地跪在了西方人、尤其是跪在了美國人的面前。而特別能夠反映那個時期中國人愚蠢這個劣根性的表現，就是當時的中央電視臺，一邊播放著把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挖苦成了是“假、大、空”的《表態》、《如此照相》等這樣的相聲，一邊卻上演著美國人拍攝的把他們的刑事罪犯都描繪成了是“高、大、全”一般的人類英雄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加里森敢死隊》。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面聽著“假、大、空”這樣挖苦、嘲諷中國的相聲笑得前仰后合，一面卻看著《加里森敢死隊》這樣描繪美國英雄的電視連續劇而艷羨得張口結舌。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就更進一步的加深了。如果說以往中國人的國民性在儒家文化的禁錮下，只不過就是懦弱、自私、虛偽和愚蠢。那么改革開放后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少數人先富起來”和“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等這樣歪理邪說的蠱惑下，中國的主流已經徹底變得了邪惡。正是由于受當今中國這個邪惡的社會主流的影響，所以那些慈眉善目的大媽，這才會成為街頭訛人的主力。

　　目前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這場以徹底化公為私為目的的改革開放，不僅已經嚴重地撕裂了中國的社會，而且也更是嚴重地撕裂了中華民族。因此這才不僅導致藏獨的愈演愈烈，而且疆獨更是向著暴力化、恐怖化的方向在發展。

　　當今的中國，由于化公為私的改革開放而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迅速和貧富差距的越來越大，特別是資本和官權對勞動與民眾的剝削、欺榨，已經突破了人類社會的倫理底線。因此這才造成目前國內的階級矛盾十分突出，并且更有越來越激化的可能。

　　當今的中國，由于改革開放后為了貶低、否定、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而推行的錯誤民族政策，尤其是象儒學熱這樣的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越來越熱，因而導致目前國內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問題非常嚴峻。

　　當今的中國，主流文化的荒漠化和大眾文化的低俗化現象是越來越嚴重。當今的中國主流，是在有意地摧毀中國的文化。而勞動人民大眾由于不知如何挽救中國的文化，因此也就盲目地導致了大眾文化向低俗化的方向發展。

　　當今的中國，勞動人民大眾的精神，是越來越麻木。三十多年來的“濁浪淘沙”，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被甩下了“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趟改革列車，因此當初以為自己也能夠成為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中一個的那種幻覺，已經也早已破滅。于是當今的中國，也就從改革開放初期“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那樣的充滿希望，變成了目前這樣的“十億人民九億賭，大街小巷斗地主，剩下不是買彩票，就是廣場去跳舞”這樣的渾渾噩噩。對于中華民族的未來如何，無可奈何之下，早已很少有人去關心了。今天城市里上下班乘坐公交車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當然的無產階級。然而這些人卻空有無產階級的身份，但卻沒有多少無產階級的覺悟。絕大多數的青年人以及不少的中年人，只要一踏上公交車，不是拿出手機低頭玩游戲，就是兩眼一閉聽音樂。因此如今的中華民族在五十六個民族之外，又增添了一個“低頭一族”。

　　當今的中國，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三個漢奸大量產生的時代，而且還更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漢奸能夠自發地產生的時代。

　　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量產生漢奸的年代，是在滿清王朝的末年。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年，我國僅是遭受到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就有五次。由于在五次反侵略的戰爭中，我國均遭到了慘敗。因此對民族的自立能力，便開始有人產生了懷疑。所以在那個時候，漢奸的大量產生，確實是因為某些中國人的確是被人打怕了。而挨了幾次的打，就徹底的屈服了。這種現象，反映出的是中國人國民劣根性中懦弱的這種劣根性。

　　從日本全面侵略我國開始前夕，直到抗日戰爭臨近結束，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漢奸大量產生的年代。當時在日本人強兵壓境而蔣介石又不敢抵抗的情況下，有些乖巧的中國人接受了滿清王朝末年挨打后也不得不當漢奸的教訓，所以還未等日本人打來，就主動賣身投敵當了漢奸。不等敵人打來便賣身投敵當漢奸，那是被人嚇怕了。而還未等挨打就主動投降，這種表現，充分地反映出了中國人國民劣根性中虛偽、虛弱的這種劣根性。

　　由于拋棄了毛澤東大力提倡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受“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一歪理邪說的誘惑，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更是有著“敬之，終吉”這樣的文化底蘊。因此隨著改革開放而成長起來的那些文化精英們，在精神上、文化上自覺地就跪在了西方人、尤其是跪在了美國人的面前，從而成為了文化上的漢奸。隨著文化漢奸的產生，又形成了漢奸文化。而由于漢奸文化的灌輸，于是大量的漢奸便自發地產生了。就連賣身投敵的漢奸都能自發地產生，這足以說明當今部分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都到了如何惡劣的程度。就是由于我國目前的這種自身狀況，所以哈格爾在威脅和挑釁我國的時候，才會顯得那樣的底氣十足。

　　今年是加深了我國半殖民化過程的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第一百二十周年，是漢民族第二次甲申亡國的第三百七十周年，也是孔子出生的第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因此在今年，有關部門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我國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慘敗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總結，而且還更是隆重地紀念了孔子。

　　我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于日本的原因，首先就是我們中國人在精神上敗給了日本人。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朱由菘的南明政權和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先后在甲申年中及甲申年之后被滿清所滅，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精神上的崩潰而不戰自潰。因此在與滿清八旗兵還未經一戰的情況下，一九四五年的農歷五月十三里，南明政權人數最多的一支部隊，明末名將左良玉所部的二十多萬人，便在左良玉死后繼承他統率這支部隊的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的帶領下，在江西九江向為了追殲李自成的殘部而只不過就是路過此地的清軍投降了。

　　漢民族自儒化之后，屢屢被游牧漁獵民族打得山河破碎、風雨飄搖。“五胡亂華”，“安史之亂”，“靖康之恥”，“崖山蹈海”。一六四四年，上億人口的漢族人，竟然被只有百萬人口的滿清打得亡了國。一八四○年以后，儒化了的滿清不僅又挨遍了全世界列強的打，而且更是幾乎就要亡國滅種。中華民國建立后，把孔學定為了孔教的袁世凱不僅一戰，便大部分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足以滅亡我中華民族的《二十一條》;一九二八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面對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如此奇恥大辱和深重災難，那個整天把“禮義廉恥，忠孝節悌”和“殺身成仁”掛在嘴邊上但卻“狼心兔子膽”的蔣介石，竟然連抵抗都不敢了。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如果不是二十九軍的基層官兵的自發抵抗和中國共產黨的竭力推動，蔣介石也肯定會繼續不抵抗。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中國的軍人、尤其是那些當政者，呈現出來的，就是這樣的精神狀態。

　　抗日戰爭的慘痛勝利，雖然不僅給當時的中國爭取到了“四大國”之一的這樣一個虛幻地位，而且更是使當時的中國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的機會，絕大部分地廢除了以往中國歷屆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沒有徹底廢除)。可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和勝利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卻分別與蘇聯和美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僅徹底葬送了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贏得的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而且還更是比以往的中國歷屆政府更加徹底干脆地出賣了整個中華民族。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僅徹底地驅除了所有外國在我國土地上駐扎的一兵一卒，而且還更是兵不血刃地就從號稱是“鋼鐵”與“格魯吉亞老狐貍”的斯大林的手中，收回了被蔣介石出賣了的我國在東北的全部權益。因此說，是由于有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于是這才挽救了我們中華民族。所以在當前美日等強敵壓境而我們中華民族又不斷受辱的情況下，拋棄毛澤東思想而卻熱衷于儒家文化這種行為的本身，就是愚昧、愚蠢這種國民劣根性的最突出表現。

　　孔子是對后世中國影響最大的一位我國古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中，也有許多的閃光之處，孔子本人更是說過許多蘊含著人生哲理的話。然而衡量一個人，衡量一種思想偉大不偉大，那就必須要用事實來說話。要看他給他的民族或國家帶來了什么，要看接受了這種思想后的民族或國家呈現出的是怎樣的一種狀態。

　　用實用主義去指導工作，用實用主義的心態去衡量工作的結果，當然是錯誤的。但是任何一種思想，一種理論，卻必須要具有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的功能。否則，這種思想，這種理論便是空洞的，無用的。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我國是屢遭外來的侵略。我國的軍隊在反抗外來侵略戰爭中，鮮有勝跡。而到了毛澤東的時代，我國再未遭受到任何外來的侵略，中華民族第一次實現了御敵人于國門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對外戰爭中，是仗仗得勝。當年北美印第安人酋長西雅圖寫給白人的《這片土地是神圣的》那封信不僅也充滿了閃光的詞句，而且還更是被收入到了我國的小學語文課本之中。然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卻幾乎就被白種人給滅絕了。所以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和他所創立的毛澤東思想，如果沒有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如果沒有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斗而打下的象擁有“兩彈一星”這樣的強大物質基礎，今天的中國盡管再大，不僅可能已經沒有人再去研究孔子和他所創立的儒家思想偉大不偉大，而且恐怕早就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了。

　　當前我國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出自內部。這個最大的威脅，就是由于意識形態的混亂、甚至是全民崇拜金錢這樣的意識形態錯亂而導致的信仰危機。意識形態的混亂特別是錯亂，甚至導致如今有的中國人都不知自己身屬哪一國，不知今夕是何年。因此這才會出現從出國到偷渡，從偷渡到裸官，從裸官再到主動型漢奸的這種現象。而造成目前國內意識形態混亂、甚至是錯亂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改革開放之后所出現的尊孔反毛這種現象。

　　尊孔和反毛，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用表現方面。擁毛必須批孔，尊孔必然反毛。因為在尊孔的那些人看來，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浩劫。而搗毀了孔林、孔府。孔廟的紅衛兵，更是一群暴民。因此發動了批林批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和搗毀了孔林、孔府。孔廟的紅衛兵，就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他們當然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句話盡管是毛澤東總結出來的一句至理名言，但也只要人就應該懂的道理。既然發動了批林批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和搗毀了孔林、孔府和孔廟的紅衛兵是尊孔的這些人的敵人，那么不僅尊孔并保護了孔林、孔府和孔廟，而且還更是在孔府中與孔子的后裔把酒言歡的那些殘殺了一千多萬中國同胞的日本鬼子，當然也就是這些人的友人、或者是主人了。所以，凡是尊孔反毛的人，不僅他們的最終出路只能是去當漢奸，而且這類人中，目前就有不少的人已經主動當了漢奸，尤其還是那種極端邪惡的帶路黨式的漢奸。而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第三》)的這種有條件愛國的思想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第五》)的這種極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實際上就是漢奸文化的源頭。

　　俱往矣，盡管毛澤東、鄧小平均已離世，孔老夫子更是早已作古。然而他們所創立的思想、理論，卻仍舊在左右著當今的中國。但是中華民族在他們所創立的這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思想、理論的左右下，表現出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

　　在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統治下，中華民族挨了上百年的打。特別是漢民族，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更是挨了一千多年的打。直到中華民族有了毛澤東思想，直到中華民族有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直到中華民族有了毛澤東的領導，直到中國人民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中華民族這才最終擺脫了挨打受辱的悲慘命運。在有了鄧小平理論之后，在鄧小平理論取代了毛澤東思想而成為了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之后，中華民族到目前為止雖然還只是挨了為數不多的幾次打，但在國際問題上受辱可是接二連三的。受辱之后必然就會挨打，這是不容置疑的。而中華民族百年挨打的歷史，也更是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有人盡管嘴上高喊堅持什么理論，弘揚什么傳統文化，但其內心卻又是極其空虛的。因而這才為了既不放棄能使自己先富起來的理論，而又想使中華民族能夠擺脫挨打受辱的悲慘命運，于是便生搬硬套黑格爾的“正反合”哲學思想，希冀搞出什么“毛鄧合”與“毛孔和”，因此更加劇了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混亂。然而人類社會悠久的發展歷史早就告訴了當今的人們，就象數學中的合并同類項那樣，只有同類性質的事物才能合。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只能是冰炭不能同器。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在其中的一種事物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之前，是根本無法合并成同一事物的。毛澤東、鄧小平、孔夫子都早已作古，他們所創立并流傳下來的思想理論，已經無法自行更改。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對錯，更不可能進行自我糾正。所以由于不僅他們所創立的思想、理論是根本對立的，而且他們的實際做法，更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因此宣揚“毛鄧合”、“毛孔合”的那些人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欺騙世人。就是為了借助毛澤東領導中華民族站起來并強大起來的這個客觀事實，來為孔夫子張目而已。而這樣的做法，純粹就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我們中華民族從遠古血戰前行一路走來，到如今不僅已經擁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歷史，而且更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自己文化傳承的民族。為此，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尤其是那些身居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大眾，更是付出了數不清的慘痛代價。在一路血戰前行的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既掙得了無數的榮耀，也蒙受了無盡的屈辱。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進入到了近現代之后，當中華民族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入侵而面臨亡國滅種這樣深重危機的時候，天不滅中華，降生毛澤東。為了拯救中華民族，毛澤東不僅披荊斬棘、歷經萬難、嘔心瀝血，而且還更是貢獻出了七位親人的生命。而今，中華民族又走到了生存與毀滅的歷史十字路口，再次拯救中華民族，那就只有依靠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了。而中國的勞動人民大眾如何拯救中華民族，那就只有崇信毛澤東，再鑄國民性。恢復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革命戰士意志堅，泰山壓頂腰不彎”與“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的那種頑強精神和不屈意志，恢復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從而對內砸碎儒家思想的這道精神禁錮枷鎖，徹底砸碎改革教徒們所大肆宣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樣的精神誘惑枷鎖，對外徹底砸碎中美國的這道經濟剝削枷鎖，徹底砸碎美國用十大軍事基地圍困我們的這道軍事威脅枷鎖，從而再次拯救我們的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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