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意間，從一些文字中讀出這樣的意見來：毛澤東“延安講話”中曾經批評過“還是‘雜文時代’”、“還是魯迅筆法”，這是錯誤的。這個意見實際上有兩層小的意思，一是批評的文字沒有時代之分，另一是這個時代不是社會主義時代嗎?不是有那么多的魯迅筆法(似不似是另一回事)的雜文嗎? 對于毛澤東的這個批評意見，認為不當的，有的文字舉例說明：當年“三家村”時代不就是雜文時代么?對它的批判是錯誤的。
其實，用立場和時代社會環境就可以很好地為毛澤東辯護，說起來也不復雜。而在這個網絡時代，社會環境已然大不同了，改造這環境是這幾年在做的事情，什么時候用不著像我這樣人，不用再在這非職業事情上嘮叨了，這環境就算是好了。
行走途中，我轉到一條小巷子里，聽人指點，找到了一家不大的舊書鋪面，買到一本書：浙江省平湖師范《教學參考》編輯組編輯出版的《魯迅作品研究續編》，出版日期為“一九七七年九月”;沒有版權頁，也沒有“內部出版”字樣，自然也就沒有定價，舊書鋪老板說，他在每本舊書的后面都用鉛筆標了一下價錢，這本是10元。作者有王瑤、李何林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人物。
冬天了，晚上還是有些冷，躺在床上 ，看完新聞聯播，把電視關了，翻翻書。讀完“李何林試解”和“王德厚”注釋的《<流氓的變遷>注釋和試解》，有了一點新的想說的話。
魯迅先生文章中有這樣一句：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這不是司馬遷說的，是韓非子說的，我是知道的;還記得以前自己還自言自語過，先生這樣寫不對，至少是不嚴謹。李何林先生是怎樣注釋的呢?是這樣的：“這是法家韓非子批判儒、墨的話，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引用了這兩句話。”這樣也解釋得不錯。我在讀汪暉先生的文章時，也讀到這句，還是這樣寫。我覺得這確實不嚴謹了。
當然，想說的話不是指這，這不過是順便想起的。
我很認可李何林先生的注釋，李先生說，這種政治上的“流氓”有著歷史的淵源，他們充當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鷹犬和奴才。魯迅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也說過，“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里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
我曾經在一篇短文里簡單羅列了一下魯迅先生對某類知識分子的稱謂，今天看來，遺漏了“流氓”這個重要的稱謂。
這種流氓，變遷到當今，除了奴性的本質始終如一外，具體的內涵卻是大大地豐富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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