擲地有聲的正確與正義的呼吁

　　張宏良同志在《“歷史決議”是高校意識形態陷落的政治根源 》一文的末尾說：“中國已經到了重新作出歷史決議的時候了。如果再不順應歷史要求和人民意愿，重新做出歷史決議，砸碎套在共產黨脖子上的政治枷鎖，那么就只能被動等待歷史對共產黨做出決議了。”這是擲地有聲的正確與正義的呼吁，理應引起高度重視，左翼陣營必須聯名秉筆直諫，以力求高校意識形態不至于徹底的陷落。為了順應歷史要求和人民意愿，頂層有義務也有責任重新做出歷史決議來。

　　草民水平太低下，有些問題往往一直想不明白，比如，當年如果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就像赫魯曉夫徹底否定蘇聯的斯大林那樣）天下就會大亂，但是，蘇聯當年卻并沒有大亂，何以中國會“大亂”呢？這就似乎在其中深藏著玄機，莫非有著全盤否定毛澤東的理由？國際玩笑可是開不得的。兩個“根本點”為什么在有那個《歷史決議》的前提下，至今仍有爭論和質疑，難道不值得重新“決議”一番么？只允許有人提倡“摸石頭過河”，而否定別人對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豈不成了中山狼之為？

　　當年，在毛澤東“獨斷專行”、“家長制作風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工農大眾和愛國科學家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情是那樣的高漲，干勁是何等的充足。如今呢？別說是灰領藍領們，就是白領金領們，也不是一個個聲聲叫苦不迭的？蓋因為前者感到工作和勞動是快樂的，后者則感到是痛苦的。究其深層次的緣由，還不是因為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大紕漏了嗎？試看今日之中國，有多少共產黨員還在堅持著共產主義信仰？有多少主流媒體還在堅持著宣傳共產主義信仰？有多少黨政干部還在不遺余力地堅持共產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這些方面，看一看反腐的戰報就一目了然了。打老虎打蒼蠅的反腐當然是大好事，依憲治國更是迫切之舉。然而，市場經濟的繼續推進卻無助于“雙打”和依憲治國，也無助于意識形態領域恢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化。

　　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是需要有大量后備人才的，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而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地方主要在學校，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學校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按理講是十分明確的。但是，幾十年以來，我們總是聽到吵吵嚷嚷的聲音，像，“小學語文課本不應成為政治手冊”啊，“大學要去行政化”呀，更有甚者，一些人利用“合法”的大學課堂講臺，抹黑毛澤東、共產黨、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如今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造成這種現象的政治根源，就是張宏良同志在他文中嚴詞所指出的?，F在還希望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所謂的創業是創社會主義大業，走共同富裕之路，而這也是毛澤東長期探索的結果，又是行之有效的可借鑒之處。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主張也是“抓革命，促生產”，故在文革時，我們這兒的農村仍然有條不紊地邊參與文革邊正常搞農業生產。1973年底至1974年上半年，草民一直在滬居住，看到蘇州河兩旁的工廠在正常運作，街頭車來人往，秩序井然。試問，“10動亂”依據何在？10年間又“浩劫”了什么？是紅衛兵搶奪了全民的財產？還是造反派賤賣了國營工廠？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豈有此理！

　　“三七開”和“全盤否定文革”之后，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某人干了些什么，早已經不是秘密，一個堂堂的老革命，經會被“西化”弄得暈頭轉向，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的繼任者趙某人緊步他的后塵，也徹底地栽了跟斗。連續兩任總書記反社會主義之道而行之，已經說明了問題，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反之，就是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甚至還不如。然而，我們還是沒有牢牢地記住教訓，只是抓住了“三分錯誤”和“10年動亂”不放，號召“解放思想”，進行辨別真理的大討論，這本來沒有錯，因為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是真理就必定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哪怕需要很多年。但遺憾的是，這種號召和大討論被走資派和一切“反字號”人物所利用了。而且，就像人民日報所說的要包容“異質思維”一樣，一切黑言黑語也被包容了，也才有了像茅于軾、袁騰飛之流利用“合法”的講堂、網絡大反特反共產黨、毛澤東、社會主義、人民軍隊和中國革命史的猖獗現象。更為奇特的是，愛毛、愛國有“罪”，談論革命有“錯”，宣傳毛澤東思想者被譏諷，宣揚英雄主義背時，而只有埋頭搞私有創業者才是“精英”。這是千古以來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但它就是在“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發生了。

　　所以，改革家們一邊捧著總設計師鄧小平，一邊我行我素，從根本上視鄧小平理論于不見，另一邊又彈著“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和“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好曲。終于，美國被救活了，中國也被包圍了。對此，外交家們是絕對不承認的，自認為改革開放年代是中國外交的最輝煌時期，因為他們的手中有“韜光養晦”的外交法寶。而恰恰就是這法寶，被美國視作為中國軟弱可欺的“證物”。而歷史這面鏡子，好就好在可以映射出最真實、最有說服力的歷史上的某個階段的客觀情況。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并沒有宣傳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沒有談中國革命，卻取得了新中國外交的巨大成功，擴展了新中國的影響，贏得了新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獲得了好多國家對新中國關于國與國之間相互關系原則的一致認同。而周恩來在當年也并沒有討好過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撿回來人家的垃圾，而是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新中國絕然不同于舊中國的贊新面貌。時代在前進，社會要發展，這是客觀規律，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科學文明，客觀地講，中國并不算落后，但美國等國家并不在乎中國的科學文明發展的程度如何，它們只在乎中國的意識形態有沒有發生改變，換言之，它們唯一所關心的是中國是否還在各方面搞“毛澤東思想化”，它們所慮所懼的是死了的毛澤東還是中國的國魂和人民的導師，一座摧不垮的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豐碑。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敵人試圖用槍炮想達到的目的，竟在今天的中國部分地達到了。這是中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陷落之后所發生的最可怕后果。在金錢面前垂涎三尺或手舞足蹈的人們，該醒一醒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今天距離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還不算太遙遠，該拾回的應該去拾回來，那是金錢所不能替代的人類的巨大精神財富，倘若徹底地丟棄之，將是對子孫后代的犯罪。

　　201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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