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拜讀了張志坤先生《反腐敗必須治本的本究竟是什么》一文，實在不敢茍同。
張先生認為反腐的本是在人心，他說：”反腐敗所治之本不是制度，而是人心，人心代表自律，制度只能他律，沒有自律，他律靠得住嗎;人心是靈魂，制度是外衣，沒有靈魂，外衣再怎樣包裝也無濟于事。”相信烏有之鄉的網友都知道一句話，叫做“存在決定意識“，人心是隨著客觀環境的存在而不斷改變的。張先生說治本要從人心入手，認為這是自律，起根本作用，卻不知道人的自律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下是很脆弱的。人心就像是一個水缸，客觀環境就像是司馬光，他不斷地敲擊這個水缸，豈容你水缸一直不變?古往今來，由于客觀環境變化而引起的人心變化的例子不可勝數，而那些終生堅定心志的圣賢卻寥寥無幾，治理一個大國豈可以用圣賢的標準來要求每個人，讓每個人都和圣賢一樣自律?如果是這樣，孔夫子的大同社會早就實現了。張先生還說”沒有自律，他律靠得住嗎“，豈不聞有句話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長短經》說的更好，叫做”世之君子未必君子，世之小人未必小人，勢運使然也“。說的就是時勢對人心的影響。張先生可能是把制度誤認為單純的法律和行政條文那些了吧。戰國時有個商鞅變法，他的這個法不只是法律條文，而是改變秦的根本制度。這個制度包括了土地分配，軍法，民法，刑法等等一個很大體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分配制度。這個是秦開創中央集權制的根本基礎。張先生如果把制度單純的理解成法律這類，那他的觀點就還說得過去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上想建立起理想的能長久約束人的制度是不可能的。然而若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相得宜，那么建立一個牢不可破能夠約束大多數人，純化整個國家的制度是可以的，新中國前三十年”六億神州皆堯舜“便是明證，還有史書上記載的歷史上很多個政治清明時期都出了“道不拾移夜不閉戶”現象也可參照。而這些都是靠政策和制度實現的，而不是靠呼吁人心向善實現的。
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和黃炎培就有過歷史周期律的探討，毛主席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們來監督制度，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可見，治本的“本”就是建立起”讓人們來監督制度“的制度，讓人民能夠發揮民主的制度。這個制度我認為有需要打好下面幾個基礎。
第一：公有制。只有實行了公有制，人民群眾才能擰成一股繩，才有力量監督政府。只有實行公有制，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才有互相監督的條件。只有實行了公有制，才能讓人民成為主人，才能讓”人人起來負責“。
第二：相應的群眾組織。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三件法寶之一”群眾路線“吧，要想實現群眾路線，就必須有能夠發動群眾的組織，那就是”工會“和農會”還有“士兵大會”。當今中國也有類似組織，只不過名存實亡，甚至很多“工會”的主席都是老板兼任的，如此組織想要維護人民利益是不可得的，只有建立人民自己負責的組織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的利益。而這就需要人民組織有自治權，去除行政化約束，不要派什么工作人員，讓群眾自己來。
第三：舉報制度的完善。以官督官的結果必然是官官相護，因為利益相關，只有以民督官，才能長久有效。當今中國再次發起“文化大革命”已經不大可能了，然而文革中發動群眾監督政府的思想卻可以通過舉報制度的完善來實現。這個舉報制度不是上訪，而是利用現在發達的通信條件，實現無級舉報。還有政府內部的舉報，能夠正確舉報上司和同事的都可記功。只有這樣，才能讓官員的腐敗行為無所遁形，處處受到抵制。
第四：領導層的支持。需要這個基礎的原因和張先生說的“反腐敗治本必須政治掛帥”很像，路線決定一切，而路線都是領導層制定的，只有領導層強烈的支持，才有可能建成真正”讓人們來監督制度“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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