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邊的話：本文僅是純理論性的思考。25日我參加了民族大學的楊思遠教授的一堂講座，在座聽講的一些同志因要去東歐原社會主義六國去考察，所以楊教授重點講述——總結分析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問題。楊教授對蘇東社會主義失敗的分析中的有些觀點，對于我不僅新穎，更具有思想啟發性，比如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在“國家”哲學內涵上的有無差別的思考，還有該如何看待當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及其中的社會主義小國與社會主義大國之間的關系問題的思考，還有這些社會主義政權中黨的性質為什么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以致失去政權等等。講座結束，我也借機向楊教授提出了我思考已久的關于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問題，楊教授很精彩地給了我滿意的回答。今天，就自己的思考與這堂講座上楊教授的解答結合在一起，再深入地思考關于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自列寧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期在其薄弱的俄羅斯實現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就成了現實。二戰后，世界上又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是新社會制度，新的制度向前開辟是艱難的，因為社會主義該怎么搞，社會主義國家又該是一個什么樣子，列寧在社會主義初期早逝，沒能指出一個明確的方向。那時的社會主義，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向即歷時的(與在時的，都是楊教授提出的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實現，而是在最不發達的僅有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短期的俄國以及其后的中國、東歐等落后國家實現，這種與資本主義同時存在的社會主義即在時的社會主義必然要面對資本主義陣營的包圍和剿殺。這就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必然要面對防止被顛覆的首要的安全問題。
先不論及社會主義的其他問題，應當說，蘇聯，完全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接班人上都出了問題。斯大林去世后，上來的赫魯曉夫便急切地對斯大林全面否定，使其后的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的社會帝國主義，直到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徹底埋葬。蘇聯一完蛋，東歐的社會主義群龍無首，也跟著一夜之間灰飛煙滅。東方的中國，在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問題上，毛澤東思考過很多，就接班人問題有過多次講話，也培養過幾個接班人，但都失敗了。現在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發生非常大的改變，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改變，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看法。
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已經為數不多，雖然中國、越南還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的根基公有制已經被打碎，私有化遍地，很多年不愿提人民民主專政了，官僚貪腐橫行，資本擴張剝削，精英集團式猖獗，經濟上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有了“夫妻”之論。孤零零殘存的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過是朝鮮、古巴兩個小國，還堅守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環伺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世界，時刻也沒有忘記消滅共產主義，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杜勒斯搞起的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有實現的可能，以中國為例，毛澤東針鋒相對搞起反和平演變實驗，但歸于了失敗。社會主義是嶄新的社會制度，從建立社會主義的第一代的開創者們來說，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是第一步的勝利，除了如毛澤東等少數還要繼續開創社會主義大道的領袖外，也許大多數的追隨者們最想要的一步是好好地享受一下革命的成功，至于是不是要搞一個社會主義和怎樣去搞社會主義，對于他們來說是模糊的，他們也不愿去想，或者說就是反對的。歸根結底，該如何去走通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領袖人物不能不去設計，他們在邊模仿蘇聯，邊設計自己的，邊走的過程中，這些領袖人物的思想是存在分歧的。一個最大的分歧來源就是，社會主義脫胎于舊社會(主要是舊中國短暫的資本主義時期以及之前的封建社會)，不僅人本身，而且思想，都不可能因為社會主義的一夜建立，便完全與舊社會一刀兩斷。雖然社會主義起初階段，有蘇聯現成的存在可以模仿以外，再前往的路看不清時，頭腦里的舊思想，曾經存在過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周邊同時存在的那些比自己活得還好的資本主義，便成了他們唯一的依靠和參照系，也就得出了本該如此的結論了。雖然朝向社會主義上有偉人毛澤東的指引和帶領，但是眾人頭腦里固有的存在，推動他們看不上新出現的事物，加以本能的排斥，對已經過去的和現存于周邊資本主義世界里的事物卻懷有戀戀不舍或者向往的情感。這些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同時存在于世界上時，對社會主義的前進構成的極為不利的包圍和扼殺。
可以設想，如果列寧的蘇聯社會主義沒有成功，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借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力和實力，在這樣的國家實現的社會主義必然不會像在落后的，實力薄弱的國家實現的社會主義那樣，受到極為不利的包圍與扼殺，相反，發達的社會主義也許主動出擊，在相對弱小的國家掀起社會主義革命，帶領他們的無產階級一同走向社會主義。這樣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就是主動型的，是進攻型的，而不是歷史所發生的這樣。返回到歷史的現實，像中國和俄國這些國家，外深受帝國主義內深受統治階級的極端壓迫，工農階級具有最強烈的革命愿望，列寧主義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要求，所以說列寧主義是偉大的，它不是要現實去適應理論，而是調整理論來指導現實。
落后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極其不易，守住社會主義就更難。社會主義總要一代代傳下去。如何傳下去而不丟失社會主義，就有了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問題了。
蘇聯在接班人問題上失敗了，導致蘇聯歸于解體，帶動東歐社會主義，成為歷史。今天的世界，只剩下了朝鮮和古巴的社會主義，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兩片枯葉，飄飄蕩蕩，孤孤零零。
必須要看到，朝鮮和古巴，之所以在資本主義的槍炮包圍、和平演變和反復扼殺中堅守下來，跟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接班制度有密切的關系。首先朝鮮，金日成1994年去世之際，先后親眼目睹了蘇聯和某東方大國在接班人問題上的出現的危險，他將會思考將一個完好的社會主義政權交給誰，誰更可靠?如果不可靠，就必然會重蹈蘇聯的前車之轍，兩廂比較，只有血緣關系才最為可靠。這也許是朝鮮政權三代世襲至今無奈的選擇吧。再看古巴，1965年實現革命勝利以來，菲德爾·卡斯特羅離任后，由其弟勞爾·卡斯特羅實現了接班。
由此必須思考，在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弱、資本主義強的體系中，要想堅守住社會主義陣地，維護好人民利益不受破壞，也許加強社會主義的極權政治是唯一有效的辦法，而實現極權政治，最可靠的就是以血緣關系為特征的，不管是子承父，還是弟及兄的世襲體制。
世襲制并不是可惡的。朝鮮和古巴世襲外，資本主義世界也到處存在世襲體制。王位世襲的有英國，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摩納哥，日本，泰國，西亞諸多國家等等，隱藏在民主表面之下的政治家族世襲的還有美國，印度，菲律賓，日本等國，世襲最廣泛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世襲制，大的如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福特家族等，如其中最古老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富家訓是：“金錢一旦作響，壞話隨之戛然而止。”“只要你們團結一致，你們就所向無敵;你們分手的那天，將是你們失去繁榮的開始。”“要堅持家族的和諧。”，道出了血緣的紐帶，世襲的力量。小的遍地皆是，任何一個私有制下的家庭，在財富上都是世襲制，不過由于財富的微不足道，便稱之為繼承制而已。中國今天的社會中，也誕生了一批財富家族，無需置疑，他們也是要世襲下去的。世襲一詞傳統上專用于王權，但是在王位與財富上的沒有差異性的繼承，將世襲轉化稱為繼承，便能予以通俗化的理解了。
政權上的世襲制不完全等于獨裁，獨裁也不一定要用世襲來體現。但獨裁與民主相對。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是已是大眾的信仰追求，實現權利的保障，然而世襲也并不阻礙民主的實現。不僅在資本主義世界里是如此，比如英國，日本，國王的世襲，沒有阻礙兩國的政治黨派的執政，沒有限制兩國議員們的權利。而且在朝鮮、古巴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朝鮮和古巴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否認的是金家還是卡斯特羅家，也不是皇帝般的一言九鼎，在體制上堅持的還是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的民主制和代表制的會議制度。相對于獨裁制，世襲制在民主環境下，更多的是顯示一種穩固。這種象征的意義是重大的，其對立面的例子第一便是蘇聯，“領導人一變怎么什么都變了”就是明證。第二的例子是中國，中國的每一個改變都是從上邊開始的。
世襲制并不可惡，尤其對于能夠造福廣大人民利益和維護人民權益謀求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來說，再議論和質疑世襲的封建性和反民主性，就是微不足道的了，是一種西瓜與芝麻的關系。相反，資本主義財富家族的世襲繼承制，卻是穩固地壓在剝削廣大人民群眾之上的巨大磐石，倒是極其可惡，是必須要顛覆推翻的。
世襲制有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落后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如同一個體弱的病人，極易受到外來病毒的入侵，以致喪失性命。體弱的病人要能撐起羸弱的身軀，首先需要精神來支撐。社會主義新建立，其思想、制度、文化都處于嬰兒期，很弱小，資本主義無時無刻不對它形成沖擊。成長和鞏固都需要時間。在這個成長和鞏固的時候，最忌諱的就是來自最上層領導的不穩定，一旦出現建立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去世而繼承者有違前任者的話，很容易帶動全局性或者根本性的改變(毛澤東曾經警告性地問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遏制了嬰兒的成長，扼殺了它的鞏固。反而堅持世襲的話，不管是子承父，還是弟及兄，因為血緣的穩固性，便很容易保證這個弱小嬰兒的成長和壯大。以朝鮮為例，金日成領導朝鮮1948年建國，1994年去世，在政46年，其后金正日時期為17年，現在是金正恩時期，其年齡僅31歲，已當政3年，假如能執政50年的話，這樣朝鮮的社會主義鞏固的時間至少達113年。在這113年中，已經是至少三代以至四代的人是在社會主義里出生，他們的思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是比較全面的社會主義色彩，而徹底遠離了資本主義的干擾，甚至都不知道資本主義是何物了，全社會基本形成了能夠有效抵御非社會主義的侵蝕，達到了一個比較鞏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型態，那時的朝鮮社會主義就走上了壯大和強壯之路了。反之，類似蘇聯一樣，因為赫魯曉夫的背叛，短短時間內便葬送掉了蘇聯社會主義，蘇聯的不復存在，也就談不到什么鞏固的問題了。正如楊思遠教授在答問中所講，起碼世襲制給了社會主義成長和鞏固的時間和空間，留下了完善和進步的機會。
世襲制也有助于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職能，按照楊思遠教授的觀點，社會主義應該是弱化國家職能的一個過渡的社會形態，但是因為社會主義外在威脅的存在，又不得不強化一般意義上的國家的職能，具體觀點的闡述，見之于楊思遠教授的講座內容。世襲制的領導核心是強化的，強化中的國家職能必然有力量面對外來的一切威脅。
世襲制也有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鞏固。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已經成為歷史。假如未來世界上又一次出現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仍存在社弱資強的環境，如果未來的這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能夠借鑒歷史上的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失敗的教訓的話，各國采用世襲制，不僅能如現在的朝鮮和古巴一樣鞏固各自的社會主義，而且對于未來的未來中的父一輩子一輩的友誼和共同戰斗的階級友情，必然只會增加而不會削弱。
社會主義是實現大多數人幸福的社會制度。為了一個好的社會制度的保持和堅守，一切有利于這個目的的都是有價值的，都是可以拿來使用的，世襲制便是這樣的一個有價值的制度。回看中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在領導人的交替上，人民群眾對政權交給紅二代比交給其他的人更為放心，這也是世襲制的一種體現吧。
世襲制起碼在社會主義初期是有積極作用的。這種世襲制不能僵化地套用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里的皇權世襲制來理解，它應該是適應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需要的世襲，借血緣的穩固能樹立社會主義制度穩固的象征即可，也可以即使變換了血緣，但只要保持了象征意義上的穩固，也是完全可以做的。
再進一步可以設想，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隨著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擴大和資本主義的衰亡，人民群眾的民主思想達到某種程度的成熟之后，也許就是到了終止世襲制的時候了，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在已經肥沃的社會主義土壤上，實現完全的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領導人是放心的，它已經不至于因為民主選舉而對社會主義有來自最上層的不穩定的(如選舉了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也不怕)威脅。不過這個轉變也許需要一場新的革命性變革，然而即使是一次革命性變革，也是社會主義內部發生的變革，是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里的正常的一次變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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