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搜狐網上刊登了一篇紀念我國法律界老前輩盧繩組的文章。文章回憶了盧繩組老先生報效祖國的往事，特別提到新中國成立后，盧老因“法治”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對于建國成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給人民群眾造成的傷害，早有公論，筆者不想為之申辯。然而文章中盧老先生提到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觀點，筆者竊以為是值得商榷的。法治和人治難道勢不兩立嗎?事實上，當今中國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持有與盧老先生相同或近似的觀點。對此筆者認為，法治固然很重要，但將其與人治隔裂乃至對立起來的看法都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
首先從人類社會的演進歷史上看，法治晚于人治，法治脫胎于人治。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無論是何種社會形態，無一不打下了人治的烙印。部落首領的家法、奴隸主的皮鞭、封建君主的旨意都是人治的表現形式。在人類歷史中，原始的法治思維曾經在東亞、西歐像流星一樣一閃而過.真正意義的法治觀念是從西歐封建社會末期產生，不斷發展，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完善與成熟。法治觀念的應運而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為的是克服和避免單純人治的隨意性給社會造成的破壞。因此法治本質上是規范化的人治，也是自我約束與革新的人治。法治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人治的失范給治人者自身造成的傷害，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法治是人治的高級階段。人治與法治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不應當存在平行的關系。
其次從法治理論體系上看，法治必須體現人的意志。近現代以來，法治理論林林總總，基本圍繞幾個方面展開。一是立法層面，二是守法層面。三是執法司法層面。對此，馬克思恩格斯一針見血的指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法治的局限性也正在于此。從來不可能有什么全民性的法治。西方法學界恰恰在這方面上自覺或不自覺的進行了遮掩或辯護。從國家層面上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存在很多共通的利益需求，因此法治就可能偽裝成全民性，普世性。從本質上看，西方資本主義法治不過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統治，而給被統治階級的迷幻藥、麻醉劑。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可以允許窮人打贏和富人的官司，但絕不允許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此西方所謂的法治不過是治人者愚民的騙術而已。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法治，這本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法治更為優越的治理體系。然而近三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我國走上了一條全面西化的法治道路。前兩天，黨的四中全會通過依法治國的決議。筆者深表贊同，但也想善意的提醒當政者，要密切關注與識別有的人打著“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旗號來推銷資本主義法治的圖謀。依法治國必須始終保持社會主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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