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三皇時期，中國政治是很民主的公天下禪讓制。到了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時期，則逐漸開啟了私相授受、分封建國私天下的封建政治，使得國家漸具雛形。秦始皇以一國之力征服六國廢除封建制，開創了大一統縣郡政治制度。將對皇室宗族和功臣裂土封疆、分封建國的封建制轉變為官僚行政、官吏治國的大私有官國政治體制。這種打天下、坐天下的官國政治，在中國到今天也沒有多大變化。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建立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才有了真正民主的政治新氣象。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從他一向蔑視的儒者叔孫通恢復舊貴族禮儀尊卑的教化中，切身體驗到了人上人的優越和做主子的威嚴，感到了做帝王的異常舒服。這時，儒教君君臣臣的禮樂奴化教育派上了用場。到漢武帝時期，為了進一步完善秦始皇郡縣制的行政官僚選拔問題，漢武帝以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為官，罷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獨尊儒術延續儒者。又采納了儒者公孫弘：大興儒教，學而優則仕的建議。使儒學大興成為國學，學而優、則當官成為當時乃至以后的風尚。這樣一來，儒教就壟斷了中國和平時期的官僚選拔權，使儒者能結黨成勢長久把持朝政。這也是私有制下統治階級的本性使然。這就使得以民主為宗，旨在造福人類的王道潛息，為中國人民埋下了千年貧弱的禍根。
為什么要這樣講?首先是因為，這種官國專制政體明確劃分了統治與被統治的界線。使得尊卑上下、富貴與貧賤有了可操作的標準，官代表著尊、代表著富貴;民代表著卑，代表著貧賤。這種不平等的等級劃分在為統治階級提供統治便利的同時，也為行政官僚剝削壓迫廣大人民提供了合法依據，使得公權私用無官不貪，造成官民兩大階層的對立。隨著剝削壓迫日趨殘酷，一定會促使官民階層演化成為以對生產資料和國家公共資源的占有控制為分界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平民無產階級兩大階級，使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當這種矛盾以階級對抗的形式尖銳到不可調和時，革命就是早晚的事。從陳勝、吳廣農民起義，到清末的太平天國，無不是這種官國專制所造成的階級斗爭的必然產物。
細究近代中國屢遭外強欺凌的原因在于，這種官國體制又是一種在自己國家內部矛頭對內的自我壓迫、自我剝削的內循環式的官民內耗，而內耗的結果就是使自己的國家積貧積弱，而無暇使全體國民放眼世界。這樣的國家有什么理由不被欺負呢?在世界總體處于蠻荒時代，大一統的官國政治確實具有領先世界的國家先進性。但時過境遷法久弊生，隨著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生產力日益提高，人類社會已經被資本撕裂，統一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世界大背景下;在權力被資本帝國主義極度扭曲為金權，而且要用這個金權統攝全球橫行霸道，使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日趨慘烈之時，這種夜郎自大的官國體制當然就到了落后挨打被淘汰的地步。如果今天誰還要去加強完善這種體制，無異于刻舟求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襄贊復辟大業”的曇花一現，就是“與時俱進”的最好明證。
其次是因為，那種私有制下出于統治階級的需要而被漢武帝完善，以儒學為標準的官僚選拔制度使政治和教育合體為一。把教育變成了專門為選拔官僚服務，并成為培養官僚的專業技術學校，讓官僚職業化、專業化以便于促進統治階級對權力的永久獨占。開始了官辦學，學為官的惡性循環。這就從本質上歪曲了教育是為提高全民族總體素質的本來目的，使得廣大無緣接近上層的平民百姓彌貧彌弱，越來越愚;同時也使國家政治偏離了富民強國的正確軌道。在官國體制下，國家須臾離不開官僚行政的作用，治國就是治吏。也就是說國家的好壞決定于行政官僚的好壞，那么，誰把持了官僚的選拔權，誰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持了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就是漢武帝官僚選拔制度的巨大漏洞所在。
千百年來，儒教利用這個漏洞一直壟斷著中國的官僚選拔權。俗話說：旁觀者清。中國作為世界諸國中的一員，其他國家會很容易從旁邊看清另一個國家的弊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國這個官國體制的癥結所在。他們在中國從儒教手中奪取了這一官僚選拔權，開始了教育為殖民服務的新篇章。從教會辦學，到用庚子賠款辦清華大學，無不是在為控制中國未來所做的一種投資，這一投資已在中國開花結果將近代中國成功地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時至今日這種官國體制在中國已經成為阻擋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絆腳石!
在民族已被國家包容，國家已被階級撕裂的當今世界里，由私有制分化出來的階級，其作用已遠遠超越了國家這個概念。我們要感謝資產階級的這一偉大創造!感謝他們在成為富貴的資產階級同時，創生了無產階級!感謝他們在發明了如何讓剩余價值進自己腰包的同時，讓無產階級倍感辛勞和無助!這也讓廣大無產階級開始思考大資產階級的花天酒地是在什么基礎上得以建立?“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驚天之問?
仔細審視中國歷代的官國體制和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差別與共同之處就不難發現。中國的大一統官國體制實質上是一種大私有制，這個大私有制的最頂端是皇室家族，而皇帝則把手中掌握的生殺公權當做自己的私有資本授予手下的各級官僚，使得官僚們成為手中有權力資本的資產階級群體，以替代皇帝行使對國家的治理權。這是一種在資產階級內部等級森嚴君君臣臣，不可以越雷池一步的專制體制，常被西化派們咒罵為“獨裁”的體制。其實西化派們是罵錯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這個官國體制內的“民主”。這種官國制的脆弱之處在于對皇權的依賴性很強，一旦皇室發生危機，整個國家就會動蕩不安。反觀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作為維護一個階級整體利益的工具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這就保證了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時又由于歷史的原因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形成了不同的資本利益集團，為了不至于撕裂國家砸掉這個資產階級們的共同“飯碗”，他們采取了由不同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共同坐下來，討論協商的集體議會制，來討論如何在分配利益的同時治理國家。而選舉出的總統不過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資本利益集團都能接受的代言人罷了。由于這個資產階級內部協商的議會制，只對大資產階級內部講民主，就被中國的西化派們美化成了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制”。可見，不管是中國古老的官國制，還是西方的議會制，都是為了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自身利益而“替民做主”的偽民主真專制。在如何壓迫剝削廣大勞動人民、在如何保護自己的私有利益不受侵犯的基礎上來統治人民這一點上，不管是官國制還是議會制目的都是一樣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孫中山以世界的眼光審視中國，對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悲慘現實所發出的泣血吶喊。孫先生在他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可惜的是，作為國民黨的繼承人，利令智昏的蔣介石完全沒有執行這一主張，卻主動充當起了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代理人，成為資本帝國壓榨剝削中國人民的忠實走狗，最終被中國人民所唾棄。反而是毛澤東在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及、引用孫中山這一關于民權的論述，沒有忘記這個肺腑真言。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繼承了孫中山的遺志，明確并發展了孫中山的這一民權思想，帶領中國人民砸碎了近代中國一直被資本帝國主義操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黑惡專制，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人民當家做主”不就是人民真正的民主嗎?人民做主不就是一國之民最大的權力嗎!人民民主專政不就是孫中山所說“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權嗎!
許多中國人至今還沒有徹底理解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意義。事實上新中國從1949年10月1日成立到1969年勝利召開9大，人民民主專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才在這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基本建成。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制度，使人民民主專政有了真正行使權力的實體機構。但是，從此之后，事情發生了大逆轉。今天，由西方資本帝國設計被中國的買辦官僚所執行，以和平演變的方式所進行的轉型接軌就是對中國再次進行的殖民地重造。
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戰勝了拿槍的敵人，但卻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路上被拿錢的敵人打的一敗涂地。這是為什么，這就不得不讓我們思考革命的深意何在?我們深知，革命不單單只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爆裂運動，革命更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推動力。事實上，作為階級斗爭最高表現形式的革命是一把雙刃劍，它一邊的鋒芒是用來破壞舊制度的，另一邊的鋒芒則是用來建設新制度。其深意就在于不斷進取和創造，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所謂不破不立和有破有立。革命中的破壞是進取，革命中的建設就是創造。縱觀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實踐，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砸碎舊制度的，而由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設新制度。毛澤東是深深懂得革命的這一精髓的。事物總是這樣陰陽合體，矛盾對立統一著的，有革命就有反革命，而反革命的性質與革命正好相反，它是阻擋社會進步的復辟破壞力量。從蘇東巨變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期里，是一個充滿階級斗爭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革命和反革命將成為這一時期階級斗爭的主旋律，直到世界出現大同的曙光。同時，也就證明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也為這一理論提供了現實可信的事實證據。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的黨，共產黨的資本就是革命!若不對革命的這一深意做全面深刻的解讀，就不可能再繼續領導革命。資產階級的溫情脈脈打動不了鐵血共產黨人，但卻可以麻痹誘騙共產黨旨在領導的人民群眾，卻可以從共產黨人的手中奪走人心。共產黨在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同時，也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和階級覺悟就成為共產黨的又一必修課。毛主席發動文革也是有提高人民階級覺悟用意的。如果說文藝復興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它開創了資產階級的世界文化體系，又在建立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構建起了資產階級法權;那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必將開創無產階級的世界文化體系，也一定會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之上建立起無產階級法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事業的又一個偉大新起點。
我們必須明白，資產階級是私有制社會的歷史產物，無產階級是伴隨資產階級的誕生而產生的;同時，也可以說無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造成的，是私有制社會里相對于資產階級的必然產物。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并不是從來就有，他是伴隨著剝削階級的出現并逐步形成了剝削制度的私有制才使這種階級逐漸成型。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以來，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作為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始終是存在的，只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所造成的生產方式的差異，使剝削的方式和剝削階級的組織構架不同而已。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只是這些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罷了。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說得正是這個意思。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生產方式的飛躍性改進，使得資本主義不同于以往所有剝削制度的特點越加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日益明顯、階級斗爭日趨尖銳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人類社會的世界性普遍矛盾，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產生這種矛盾又超越了民族之間和國家之間的矛盾以更加突出的姿態展現于當今世界。
在私有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相對于那個為了獨享剩余價值而霸占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而言是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被動地位的被統治階級，而資產階級則是處于主動剝削壓迫的統治地位，他們的這個統治主動權就來自于對生產資料和社會公共資源的獨占權。在全世界諸多的國家形式里，若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來劃分，無非就是公與私兩種。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沒有生產資料的被統治階級。那么，人類社會在走過了資本主義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這個概念也是有所發展、有所變化的。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就是指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全體勞動人民。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全體勞動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占有這個國家的全部生產資料，對于全體人民之中的個人來說，他又是不占有生產資料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仍然是不擁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但是，作為構成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總體的一份子，他對于構成這個國家的全部生產資料又是具有主人所有權的。這個主人所有權就表現在對生產資料的使用管理權和不允許私有獨占的護衛權上，以及對于由這些公有生產資料生產出的價值的共同分配權。這樣一來，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廣大勞動人民或者說無產階級就由被動的被統治階級變成了主動的統治階級。也只有在這時，就像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大資產階級為保護私有制以資產階級法權建立起資產階級專政那樣;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廣大勞動人民或者說無產階級作為這個國家的主人，為保護這個廣大勞動人民的共同家園，就必須以無產階級法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就能看出，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的人民民主專政其實就是一回事。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專政講得是 99%無產階級對 1%的大資產階級的專政;而社會主義國家里的人民民主專政講得是 99%勞動人民對 1%的反人民分子的專政。如果還用私有制的觀點來看，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大資產階級，他們私有的是整個國家;同樣，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里的廣大勞動人民來說，他們私有的也是整個國家。所不同的只是這個國家主人權的變化和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互換。
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大資產階級也假惺惺地大講民主痛斥專制，不過他們的所謂民主，不過是為了蒙蔽、愚弄廣大勞動人民的指鹿為馬，是為了掩蓋極少數大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所玩的障眼法罷了。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也不過是從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那里學來的;也不過是以資本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走狗的反動之道，還治于資本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走狗的反動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相反，而前者是從后者那里學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像一枚硬幣，他的一面是對大多數人的民主，另一面則是對少數人的專制;而資產階級專政正好相反他的一面是對少數人的民主，另一面則是對大多數人的專制。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時代里，這是具有指導意義的。
看到了這些，如果今天誰還要在經歷了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國，問究竟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主這樣的問題，是極其幼稚的。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人民當家做主”就是民主!“人民民主專政”就是民權!《75憲法》就是為了保障這個民主的人民民主專政(或者叫無產階級法權)。
毛主席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對世界所處時代的精準把握，是對當代中國的清醒認識。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態是決定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私有制是資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公有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有什么性質的所有制，就決定了專制是什么性質、或者說民主是什么性質的。哪種拋開所有制的性質而大講專制、或大講民主，不過是為了掩蓋所有制的真實性質所作的欺人之談!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系繼續存在的條件，而掩飾這個階級的存在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對于哪些妄圖剝削壓迫他人成為資產階級的人來說，他們是能從“人民”這個詞匯中占到便宜的，他們也說自己是屬于人民中的一員。但階級的本性往往促使這些人主動地成為資產階級，走到了反人民一方。事物總是這樣運動變化著一旦反人民勢力成型為資產階級，他的對立物無產階級也會立即隨之形成，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想掩蓋是蓋不住的。因此，靠欺騙過日子就成了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常態。這些就是中國人民在以后重建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時，所要必須注意的現實問題。
共產黨是個革命的黨，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和人民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民主基礎上，這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所謂執政者和人民之間居高臨下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公有制下，無產階級精英是站在人民群眾前頭領導群眾前進的，精英和群眾的關系是在民主基礎上的平等關系;而不是私有制下，資產階級精英以占有生產資料多少為能事，用人上人的方式騎在人民頭上對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法權的獨裁專治。事實證明，在中國確實是有一種人要把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平等關系蓄意轉化為統治與被統治的壓迫關系。這種人就是被叫做修正主義的那類人，怎么對付這些人?毛主席在回答黃炎培關于周期律的問題時，相當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不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下，人民民主專政賦予人民必須擁有的民主監督的主人權嗎!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要學會做主人，學會運用自己手中的這一主人權力。
共產黨的所謂共產說到底就是為了帶領人民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這難道不是任何一個取得了國家政權的政黨所必須應該做的事嗎?只不過在事實上確實是有真做與假作的區分。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中，真正的共產黨又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就是造福人類。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這樣說：“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不就是人民民主的具體實踐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這樣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不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人民民主的具體工作方法嗎?這種人民民主的干部工作方法，相比于官國制下官僚們的命令指揮式的行政，不是有天壤之別呢?
毛主席在他的《實踐論》中有這樣一段經典論述：【無產階級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斗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系。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時期，由于實踐，由于長期斗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系，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在以不斷的繼續革命引領人類共同發展進步向著人類大同奮進的時期。共產黨如果完不成這個飛躍，把自己變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將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中無所適從，而失掉政權。
顯然，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包含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種運動。就全世界國際范圍來說，這是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斗爭、革命，再斗爭、再革命直至徹底勝利的時代。就一國范圍來說，則是一個革命、建設;再革命、再建設直至成功的年代。本來中國革命的巨大勝利，可以使中國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坦途，但由于阻擋世界歷史進步的資本帝國主義反革命勢力還比較強大，尚不愿意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為保住他們的私有天堂必會拿出百倍的瘋狂來對抗新生事物，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也就在于此。中國近40年的復辟事實，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在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必須要以國際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做保障。否則，你這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成的，即使建了也會被破壞。
世界不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到達共產主義的，這是歷史的大趨勢!中國革命催生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朽意義又必將使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現實。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為人類開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當今全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事業。誰能領導這樣的革命，誰就站在了未來世界歷史發展的道德制高點上。
人生于自然，必回歸自然。人們只看到了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卻意識不到私欲污染心靈的慘狀。人最大的喜樂就是對自然之道的覺悟之樂，最大的憂傷是失去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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