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比中央更有理論水平
很多人見過西柏坡紀念館內的這樣一段話：“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作出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黨的十八大后，中央迅即出臺了“八項規定”，同樣，這些規定也很具體、實在。十八大以來，中紀委先后出臺了一些更為具體、實在的規定和要求。對于以黨風帶動社會風氣的好轉，它們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到風景名勝區開會的通知》之后，有評論指出，更多的、更有理論深度的的規定，其實在黨內早就有，也正因為其原則性強，等于沒有。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一些地方黨委也出臺了“有針對性”的相應規定和要求，有意思的是，本來是強化針對性的規定，卻比中央的規定更有“深度”，原則性更強。這是地方比中央更有理論水平嗎?恐怕不能這樣去理解，在我們黨內，沒有人敢說比毛澤東主席的理論水平更高。我的理解是，這是地方操作形式主義東西的慣性表現。
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指出，不能用形式主義來反對形式主義。而實際情況如何呢?正面報道之外，還是有不少的形式主義的東西的。
延安整風運動中，反對黨八股是一項基本內容，而黨八股常常是與時俱進的;毛澤東在“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中，特地要求各中央局、分局書記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向中央作綜合報告，這可以視為繼續把反對黨八股工作進行下去的意思。一般秘書代勞的東西，會有理論深度、原則性強等等“優點”，就是沒有這些文字本來要達到的目的。
我有一個偏見，或者說一個“凡是論”：凡是地方體現出比中央更有理論水平的東西，都是形式主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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