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說到各個職業、階層的含金量排序，毫無疑問首推公務員(官員)。多次大型民意調查的結果，都證明了公務員這個職業在國人心目中的份量。
公務員職業看似收入不高、自由度有限，但由于其“進階”的職業“官員”一職，可以享受各種或明或暗的特權與隱形收入，因而使之在國人的職業評價體系中，當之無愧居于榜首。這些特權與隱形收入，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首先，各種公款支付、職位消費支撐了公務員的日常生活，使他們雖然收入不高，卻能享受類似富裕階層的生活，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私人再有錢，花起來也是能省則省;花公家的錢則不同，為了排場、面子，可能是盡量多花。由公款消費支撐的各種高檔飯店、禮品店、休閑場所，充分證明了此點。在這方面，一些官員的夸張，只有個別極其張揚的富二代可與比肩。
其次，由權力帶來的各種隱形收入。這又可導致三種效應。一是官員權力的利益相關者為官員及其家庭成員的日常高品質生活買單，具體表現如：吃飯有人請、出門有人開車接送、家里日常用品有人送……其效用與公款消費類似，但形式更靈活，方式、額度更無顧忌。二是直接權錢交易，接受利益相關者的行賄，這可以使官員突破個人收入和財富的上限，向富豪階層看齊。曾有評論指出，如果算上官員個人及其家庭的隱形收入，中國大陸的各個富豪排行榜都要推倒重來。三是權力帶來的精神性收入，掌握公權力的人，只有人求己，沒有己求人，見人高一等，自然而然會產生精神上的優越感和滿足感。曾有億萬富豪抱怨稱：錢賺得再多，與哪怕小小一個副縣長聚會時，座次也要排在對方后面。
再次，直接貪污公款，目的同樣是突破個人收入和財富的上限，向富豪階層看齊。無論受賄還是貪污，都是違法行為，不屬于正常的職業收入范疇。但由于受賄和貪污在今日中國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國人在計算職業的含金量時，已習慣將其包括在內，就像在計算導演職業的含金量時，會將其“潛規則”演員和準演員的方便計算在內一樣。
正因以上種種理由，公務員在今天中國成為人人羨慕的職業，各地每年公務員招聘考試時的驚人場面，印證了此點。甚至有小學生在回答個人志愿時，稱最大志愿是“做貪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結構是社會存在的極其重要方面。
現在，習近平卻正在改變這種社會結構，改變公務員這個職業的社會地位，向腐敗、向特權宣戰。這同樣是從三個方面入手的。
首先，以“八項規定”為核心的黨風、政風、官風整頓，正在重建整個公務員群體的日常生活方式。當官員們發現，吃飯只能自己在家做，出門只能坐公車，日常消費只能從自己有限的工資中支出時，他們的生活方式就被徹底改變了。這個職業也因此變得不再那么令人羨慕，含金量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當面對其他階層尤其是工商富豪階層時，官員們不再有優越感，不再能夠俯視甚至可能還得仰視之。
其次，可以稱之為雷霆萬鈞的反腐行動，堵塞了大多數官員突破個人收入和財富上限的門徑。無論貪污還是收賄，現在的風險之大都前所未有。用中紀委書記王歧山的話說，已初步做到讓官員“不敢貪”。
再次，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權力透明化的拓展，官員的權力正在被壓縮，并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這一過程才剛剛開始，而且也是最難推進的工作，但前景已經展現。即使現在的進展還有限，但權力已經開始受到限制的官員們，又只能擁有略高于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衣食住行一如普通市民，他們的優越感何在呢?
種種跡象表明，公務員這個階層正在社會結構的位置上開始滑落，很快就將由第一跌至第二，落后于工商富裕階層;甚至很可能進一步跌至第三乃至第四，落后于娛樂、文藝行業的明星以及科技、人文等知識行業人員，因為后二者在個人收入、財富和名望方面的上升空間更大、更廣闊。
對于幾千年延續“官本位”的中國來說，這無疑將是一場深刻革命。國人見證的，將是一場社會結構方面難以逆轉的變革。而社會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人們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帶來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面貌。這種變化的深刻性及其歷史意義，遠遠高于一場場具體的反腐成果。因此，即使在轟轟烈烈的反腐背景下，也幾乎可以稱之為“于無聲處聽驚雷”——當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時，中國就已經被改變，歷史也已經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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