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重點討論了1980、1990年代臺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的傳播，對文化的臺灣本土化提供較為全面的描述與分析。本書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捷克歷史學家Miroslav Hroch的觀點，Hroch在研究中歐、東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形成過程的時候提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通常有三個基本發展階段：從(一)知識分子致力發掘、闡述、宣揚潛在的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特質，到(二)許多活躍分子的小團體具有組織性的政治行動、致力于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然后又發展到(三)較具規模的群眾動員與運動。作者針對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的實際情況，對Hroch的理論做出了修正，他認為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第二個階段要早于第一個階段，文化界的臺灣民族主義受到政治反對運動被激發，略晚于政治反對運動者。在此基礎上，作者對臺灣后來很多轉變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化精英或人文知識分子如何解說個人或集體的認同，重建記憶、重寫歷史做了梳理，為讀者展示了臺灣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從萌芽到茁壯成長的過程。
作者在序言中說“世間的矛盾事物往往并存，相互激蕩。社會變遷的快速階段，人們尋找穩定的力量;充滿遺忘的時代，人們渴求記憶;充滿‘相信’的時代，人們盼望解放;充滿‘不相信’的時代，人們追求信念。信念，可以來自單純的價值堅持，但經常必須來自與歷史的聯系，在不斷逝去的時間洪流中尋找生活的定位與存在的價值。”這一段看起來并不那么社會科學的文學式的語言，就是本書的全部架構，那就是臺灣最初的反抗運動就是在反抗國民黨的為了維護法統的威權統治，本土的文化被壓制。在一系列變故如“退出聯合國”、“民主化”，伴隨而來的是威權體制所維護的“大中國”意識的解體，人們在追尋自己是誰，未來怎么走的時候，獨立見見成了信念。或者說在本書中臺獨的信念，常常來自知識分子、作家重新發現的、描述、解讀的歷史來給希望的獨立來尋找正當性。
而后作者對臺灣文學、語言、歷史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這二十年中的變化做了梳理，他認為臺灣文學的成立、臺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和臺灣史觀的發展等，是臺灣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領頭羊，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的主要部分。作者認為這一部分是“臺灣民族主義”發展和其他地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二步而不是第一步，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臺灣與其他地區的差異，卻沒有分析這種差異的產生為何，只是單純描述這個過程而已。探討這個問題，雖然對描述整個“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歷史沒有多大關系，但是卻可以對此民族主義發展的原因、發展過程中的弊病、對臺灣的影響做出評估。
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在這一輪的語言、歷史重新認識、發現、書寫以前，普通民眾對于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遙遠的唐山過臺灣是本省人的歷史記憶，更不論是1949年到來的外省人。哪怕是經過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依然沒有產生“文化民族主義”，認為自己是另外一個民族。恰恰是在殖民時期的一系列有關“臺灣”的反思，可以認為是比較接近Hroch的觀點，因為在日常生活重點語言、習俗和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這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最能夠感受到的。而臺灣光復、乃至1949年以后，縱然大陸各省移民所帶來的風俗習慣有所差異，但是在國語運動下，原本都以漢字為書寫體系的語言的差異并沒有那么巨大。同時尊崇祖先、儒釋道和民間宗教是基本上所有漢族的共同信仰。在兩岸隔絕交流的年代這些共享的文化使得臺灣民眾沒有覺察到自己與大陸其他民眾的區別。另外，不能說臺獨運動是完全在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時才萌芽的，事實是早在臺灣光復回到中國時候就有。只不過在臺灣戒嚴時期，很多持臺獨立場的人是不能回到臺灣的，都流亡在日本。因而，在社會控制放松之后，這批人回到臺灣開始鼓吹臺獨，反而是比文化界的自覺要更早。
而后當臺灣獨立運動發展起來之后，文學、語言、歷史的文化界人物開始建立一個“臺灣民族”了。但是這種臺灣民族如果是和大陸的中國人一樣的，那憑什么說自己是另外一個民族，也不符合所謂的民族自決，從而失去了獨立的號召力與合法性。王明珂在《華夏邊緣》里引用Barth的理論，解釋道：“將族群當做是主觀的認同，并不表示體制與文化特徵就毫無意義了，他們不是客觀劃分族群的標準，但的確是人們主觀上用來劃分人群的工具。”人們依靠“邊緣”來明確自己的認同，但是相對于王明珂的“圓圈論”，我更傾向于將這個邊緣模擬成生物學上的細胞膜，細胞膜上有糖蛋白，能識別外來的物質，需要的就放進去，不需要的就擋在外面。人們的認同就如同一個細胞膜，然后取捨這些客觀存在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構建自己認同的就採用，不能的就捨棄。在在完成者這個認同的同時就是在人為地製造一個邊緣。認同先于邊緣而存在，而不是由于客觀邊緣的存在造成了認同的差異。在文化人形成了臺獨的觀念之后，就開始采集兩岸的不同點，這就是在臺灣與大陸之間，原本不帶政治性的不同點會被放大來檢視，努力找出臺灣與大陸的“不同點”，并且努力賦予他政治性、民族性，漢字的繁簡之爭就是最好的注腳。
而臺灣在重構臺灣的時候，需要一個個的臺灣意象來表明自己與中國大陸的區別，自己是獨特的，但是這種文化上的牽連實在深入生活、意識方方面面，在重構臺灣無能為力的時候，只好重構大陸。所以，大陸在臺灣被妖魔化，污名化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臺灣保存傳統文化，大陸沒有;臺灣人血統與大陸人不一樣;就連孕婦生完孩子要坐月子這樣的事情都可以是臺灣發明的，這一切只不過是要說明我們和你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可是中國實在太大，各個省之間本身就有亞文化存在，大陸人在習慣了彼此之間的不同之后，就會對臺灣這種看大陸的方式啞然失笑。并且除了原本的文化因子，臺灣還在前幾十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構建起了強烈的優越感，在此之上的開放、包容、統統都和保守、極端的中國文化不一樣。
臺灣是重構的，大陸也是重構的，只要還需要臺獨，對大陸的我群優越感是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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