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樣一個認識，應該沒有多大的分歧：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這兩個階段之中，最為重要的領袖分別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談黨史、談新中國史，他們二人都是首先要談到的，而他們兩人之間的關系與差別又都是那樣的明顯。他們都有一些“頭銜”，其中都有一個是自己認可的，毛澤東認可的“頭銜”是“偉大的導師”(或者就是“導師”)，鄧小平認可的“頭銜”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很有意思的，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提出過“過河”的問題，或者說都以過河作為做事的比方。鄧小平的方案是“摸著石頭過河”，他講的是改革;毛澤東的方案是先解決過河的工具問題，他講的是工作方法。
鄧小平的過河論，早已為世人熟知，至今還影響著中國發展的進程;毛澤東的過河論，很少聽到有人談起。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還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可以看出，兩個不同的方案中，都隱含著對于“河”本身的認識。鄧小平的認識是，這條河是淺的，是可以趟過去的;毛澤東的認識是，這條河是深的，無法趟過去，必須借助于工具。我們可以把河作為意象說開去，可以趟過去的河是什么樣的河呢?我想，很難是指如長江中下游一帶的河吧。到過西藏的人，大約會有一點印象，就是機場所在的那一帶雅魯藏布江面，很寬闊，但不深，如果是冬季到過的人肯定有印象，江面上有很多的沙洲。我想，這樣的河是可以趟的。
但是，就是對于能夠趟過去的河，人們并不總是能夠沿著任何一條線都可以趟過去的，需要人邊趟邊探索，以防止陷入深水而帶來滅頂之災;也就是說要不斷地迂回。問題就就出現在這里，人們如果只是注意到腳下，只是在技術上考慮“過去”，不去時時關注河對面的目標，可能出現的局面是，等人趟過去時，已經與最初的目標發生了很大的偏離。這無論如何不是過河的初衷。
改革、革新、革命，這些詞匯并不神秘，在現代社會，它們所代表的行為是最尋常不過的事情，實在用不著聲嘶力竭地呼喊，弄得血腥味十足;就是用溫和的詞語來表達，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更適宜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改革之類，是有目標的，是有前提的。如果只記住過河，為什么過，過到哪里去，這些基本的問題都忘記了，那怎么行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改革的會議，是講兩點論的，我們卻時常見到一些人只講其中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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