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大秦帝國》中對商鞅死的描述。真正的勇士是不畏死的,死亡反而是對其信念的最好注解。他開啟了天下為公的傳統,但凄涼的是后繼無人。“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兩周八百年的禮制傳統根深蒂固,一有機會就會死灰復燃。秦朝統一天下,并沒有進行再一次的革命。統一只是形式上的,并沒有深入人心。矛盾逐漸積累,在天下還有巨大反對派的情況下,秦不可避免的失去了天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反而是歷史的必然。中國以后的王朝政治,大體上繼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內核上已經大不同于秦代。儒家的一套辦法,對于整合統治階級,保證利益均沾大有益處。秦亡的教訓在于,官僚體系的利益太小,責任太大,權責錯位,這使得這批人成為秦的掘墓人。而天下苦秦久矣在我看來就是政治謊言,真正的起義組織者實則是六國故人。
儒家政治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它所彪炳的一句話: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和國糾纏的太厲害了,過了幾代,就會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切的制度、法律都會變得無足輕重。權臣勢力膨脹,篡黨奪權成為必然。這是中國歷史推進到唐朝后,依然無法解決的難題。隋唐開啟了科舉制度,下層的寒族逐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為后來中國歷史的演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后的時代,同時也是大混亂的時代。它開啟的杯酒釋兵權模式,雖然溫情脈脈,但卻帶來巨大的歷史災難。中國的上層階級重新貴族化,這是歷史的倒退,北伐也成為不可能完成的歷史遺憾。宋光義取代趙匡胤則印證了這種歷史轉變。宋代大肆的科舉取士使得知識分子階層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中國的基層則被地方豪族控制,從此胥吏之害開始在中華大地上蔓延。
在我看來,程朱理學的誕生就是代表了這種新興的政治勢力。一些學者認為這套理論是反皇權的,因此是歷史的進步。我認為此言大謬,這套理論在根本上是反對大一統的,地方獨立傾向開始抬頭,宋明時期中國兩次被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與地方勢力的投敵賣國有關。明朝時期打破了官員的貴族化傾向,使得分權模式更加的成熟,官員和皇帝的斗爭愈演愈烈。與宋代不同的是,資本的力量逐漸強大,能夠左右政局。王陽明的心學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這種獨立意識,主張無善無惡,知行合一,其實為商人的艱苦創業張目。換一套語言體系,心學更可以看成是中國的宗教改革,是中國的新教。從萬歷朝逐漸惡化的政治斗爭中,我們能看到皇帝包括宦官勢力,主張心學的東林黨,主張程朱理學的浙黨等政治勢力的激烈角逐。最終,幾派勢力聯手做掉了皇帝,迎接了滿清新主子。滿洲貴族們面臨的歷史任務就是鞏固自身的統治。在軍事上,強化八旗兵制,壓制漢族勢力。經濟上,進行閉關鎖國,控制商人影響力。政治文化上,實行文字獄,加強對整個官僚體系的控制。但由于力量的不足,到了乾隆后期,這些控制就名存實亡了。最終演化成民國時期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慘無人道的橫征暴斂。如果沒有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中國會有相當長時間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直至統治階級分裂導致新一輪的激烈對抗。蔣介石其實是有歷史的影子的,代表了明朝后期地方勢力和資本勢力的結合。他的特性是一定的民族性,可以接受外來勢力的控制,比如滿清。但不可侵害到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如江浙地區。而日本人則是要全方位的控制,這是蔣介石不可容忍的。汪精衛祖籍在浙江紹興,是出師爺的地方,是胥吏之害的一大代表,是中國最反動的勢力,出賣國家民族也就不足為奇。
中國共產黨在早期更可以看成是知識精英群體,他們的精神來源更可能是王陽明心學中的左派,因此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廣東結合在了一起。它們的最終分道揚鑣則意味著心學和程朱理學的徹底決裂。而南方其實是中國資本力量的大本營,最終共產黨的失敗我也看作是歷史的選擇。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洗禮,中國歷史重新選定了陜北這片神奇的土地——中華民族的龍興之地。秦國的精神一直在這里流傳,平民的抗爭未曾停歇,資本的力量還沒有扎進大地,這奠定了共產黨崛起的根基。也像兩千多年前的秦國一般,中國共產黨首先在三晉大地立足,再漸次逐鹿中原,最終保有天下。毛澤東還是有先見之明的,在進城之前,提出兩個務必,希望中國的平民階層形成獨立意識,占據歷史的舞臺。但“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平民階層的精神在商鞅之后,已然斷層。只是到了近現代才由馬克思主義喚醒,由毛澤東思想激發,但距離最終的成型還有很大的距離。這需要不斷進行的物質精神轉化才能完成。中國平民階層的實踐時間夠長,程度夠深,但是缺少具有平民情懷的知識分子的提煉升華。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要成為圣人的,具有殉道者的品質,和穿越歷史時空的深邃,因而可遇不可求。在我心中,能符合條件的只有商鞅和毛澤東。商鞅沒有完成精神的傳承,而毛澤東用文化大革命讓后世不斷思索,我想中國的平民思想定會代代傳承,直至開出思想之花。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