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的妖魔化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權的敵人，要妖魔化這個政權，因此而搜集各種證據，來證明這個政權殺人啊，虐待啊，逼得人自殺啊，經濟搞不好啊，沒有自由啊，民不聊生啊，等等。另一類是政權的繼任者，也會妖魔化前任，形容自己的前任是個笨蛋，是個虐待狂，迫害狂，自己則是英明無比，前任干盡了壞事，自從自己上臺以后，一切都開始變好，沒有變好的部分，都怪前任。
而有的時候，政權的繼任者的敵人，同時也是他的前任的敵人，而且繼續存在，繼續妖魔化，但是，對前任的妖魔化這一點上，繼任者的宣傳目標和敵人的宣傳目標是一致的，形成交集。但是政權的敵人同時還要妖魔化繼任者，因此是認為無論前任還是繼任者，都是壞蛋，都在壞事，都搞得民不聊生，都沒有自由，等等。這也是因為政權的敵人的目標是要奪權。
這一點我可以來拿唱卡拉OK來說比方。一個大的卡拉OK會場，話筒只有一個，因此大家要么爭搶，要么輪流。當某甲上臺唱的時候，他總以為自己唱的歌美妙動聽。后來某乙上臺，某乙通常認為某甲唱得很臭，很難聽，自己才是真正唱得好聽，因此就唱啊唱。
兩個人都把自己唱歌的聲音給錄下來了，這個錄的音就是歷史。但是，無論某甲還是某乙，都有一些缺陷，有一些甚至是嚴重地跑調，怎么辦呢?因此盡量不提，不提的部分被稱之為敏感問題，其實是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還有一種辦法就是修補。如果是某甲或者某乙自己修補自己的錄音，通常就要進行某些后期處理，把聲音處理得好聽，然后放給別人聽，說你們聽，這就是我當時唱的美妙動聽的歌曲。如果某甲或者某乙修改的是對方的錄音帶，那通常就是盡量把聲音修改得很難聽，然后再放出來，就可以說你們聽，他唱得多么差。所以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這么回事。
某甲唱歌前假設他很民主，請求大家意見，這歌應當怎么唱，根據大家的意見唱了一首歌，結果很平庸，也不太好聽。而某乙有風格，不征求大家意見，不爭論，你們聽我唱，聽完之后就知道我唱得好聽了，這說明了某乙的自信。但是這里面有風險。就是說，如果后來果然唱得好聽，大家就服氣了，如果唱砸了呢?那大家就罵聲一片。
其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故意要把歌唱得難聽的，都是要努力向大家證明自己唱的歌才好聽的，這個前臺意識可能是一種共性，至少大家都在希望把事情做好。
比如前蘇聯，赫魯曉夫開創妖魔化他的前任斯大林的先河，把斯大林形容成暴君，白癡，但是這就和試圖顛覆蘇聯的敵人的宣傳合上了拍。
后來赫魯曉夫被趕下了臺，但是妖魔化在繼續，最后導致戈爾巴喬夫都覺得斯大林時期慘不忍睹了，則蘇聯就解體了。否則的話，蘇聯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一個政權在無理的時候，想要維持在臺上是困難的。
怎樣防止這種妖魔化最后導致人們喪失信心呢?我以為三七開這種辦法可能不錯。
因此如果是我來描述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歷史，我可以用一種“三七開”的公式進行描述，比較能夠讓人民有所信心，而不至于和共產黨的敵人同流合污。就是說，大躍進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反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革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改革開放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永遠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只有這樣的宣傳策略，既可以糾正錯誤，也可以防止過度地妖魔化。
不象有一些反共的知識分子的宣傳，什么毛澤東時代是人類自西周以來最黑暗的社會。如果真是這樣我倒也要感到榮幸了?因為我的童年到青年時代都是在那個時候長大的，我原來處在那么黑暗當中?我當時怎么沒有什么感覺?當然會說我被洗了腦什么的。但是話說過了頭也很難令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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