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所謂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圖”、以利潤為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說明他的發展經濟學實際上只是增長經濟學。發展是立體的、五度空間的，而增長只是平面的、線性的。發展經濟學需要結構分析，而增長經濟學只需要平面分析。發展經濟學注重規模分析，增長經濟學注重邊際分析。發展經濟學注重邊際效益分析，增長經濟學注重邊際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擅長的微觀經濟分析來講，經濟發展也不是僅僅遵循邊際效率規律，而是更多遵循邊際效益規律。企業的規模化、多元化生產、名牌戰略，科學家的跨學科研究，名人效應的跨領域移植等等，追求的就是邊際效益而非邊際效率。
我國改革的“紅利”就是創新——包括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紅利”而不是比較優勢的“紅利”，市場實質上就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市場就是價值之間發生關系的平臺，發展經濟學要求用主客體的對稱分析代替純客體的線性分析，用五度空間分析代替平面二維分析，用復雜系統論分析代替還原論分析，用規范分析代替實證分析，用規模分析代替邊際分析，用“邊際效益分析”提升“邊際效率分析”，用價值經濟學代替價格經濟學，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的核心機制，用國民福利體系代替GDP增長體系，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科學發展代替增長。秉持線性思維方式不可能建構真正的發展經濟學。林毅夫把新古典經濟學的交換價值和價值劃等號、價格機制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的一般均衡論“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價格機制作為微觀經濟領域的核心機制，而且把價格機制作為宏觀經濟領域的核心機制，不但作為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機制而且作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機制，不但作為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機制而且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這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錯誤出發導致對經濟發展的結構分析中犯了層次混淆的錯誤。如果說，把價格機制作為微觀經濟的核心機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價格機制搬到宏觀經濟領域作為核心機制則是絕對錯誤。在宏觀經濟領域明顯地必須以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作為核心機制;如果說，決定企業是否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利潤，那么決定經濟發展、特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則只能是對整個社會有效益。能夠保證落后國家技術更新、產業升級、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模式轉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社會創造出來的福利總和無論是量還是質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個企業的利潤相加，其中看起來“無利可圖”的空缺部分應該主要由政府來填補，僅僅靠“唯利是圖”的企業根本不可能做到。這對于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方法論原則、把政府定位于市場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而言無法理喻也無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圖的企業，把企業發展經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發展“有利可圖”的產業，把發展“有利可圖”的產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上面，最后得出中國只能靠賣地炒房增長GDP、做“世界工廠”來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發展”的“發展經濟學”結論。這樣的“發展經濟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經濟學而只是增長經濟學。
林毅夫之所以把價格機制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把利潤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發展，而把發展定義為增長。什么是發展?發展是社會全面的進步，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的進步、人的素質提高與德智體能全面提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相對于增長而言。增長狹義指的是按GDP來計算的經濟總量增加、經濟規模擴大。增長是直線的，發展是系統的、對稱的。經濟總量增加、經濟規模擴大有兩種途徑：外延擴張與內涵深化。隨著生產的社會化、知識的功能化與社會的經濟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逐步趨同，GDP增長已經不能全面真實反映經濟增長，即使經濟增長也離不開社會的整體發展;用GDP來計算經濟增長、衡量社會發展已經落后于時代的要求。發展是價值的發展不是金錢的增長，是效益的發展不是效率的增長，是全面的發展不是片面的增長，是辨證的發展不是線性的增長。林毅夫：“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和全球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嚴重影響都強烈呼喚著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發展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出的研究議程應該能夠豐富人們的研究，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這將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實現動態的、可持續的、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并消除貧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結構經濟學”，以利潤多少積累資金快慢來衡量“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并制定“發展戰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確思考發展，更不能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無法真正容納幸福經濟學，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框架中的“發展”、“發展經濟學”也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只有“增長”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如果有也只不過是名詞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長”。“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最早由亞洲開發銀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內容是通過擴大公共品范圍，創造更多的生產性就業崗位、確保機遇平等、減少風險、縮小收入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使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得到保護，把經濟發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讓普通民眾受益。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核心是機會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場經濟形態，“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會和經濟協調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包容性增長”概念所包含的社會理念及其經濟學基礎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會對稱發展的經濟學同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產業化、包括公共產品產業化的政策建議及其理論基礎一般均衡論、價格經濟學、GDP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潤為導向、價格為核心機制的“比較優勢論”根本對立。“包容性增長”是“增長”向“發展”轉化的過渡概念，通過這個概念展示了“發展”概念和“增長”概念的本質區別，揭示了經濟GDP增長向經濟對稱發展轉變、增長向發展轉變的歷史必然性，說明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秉持的GDP增長經濟學已落后于時代發展對經濟學發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經濟學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價格機制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把利潤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還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不是把發展經濟學定位于研究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經濟學，而是把發展經濟學定位為研究不發達國家怎樣向發達國家轉變的決策經濟學、設想經濟學、方案經濟學、政策建議經濟學、利潤最大化經濟學。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沒有深厚的、扎實的理論經濟學功底而僅僅靠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建立發展經濟學，只能把發展經濟學建立在沙灘上。我們可以試對林毅夫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林氏“發展經濟學”本身進行結構分析。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目標如下：(1)建立一個分析架構，將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以及相應的產業、社會、經濟結構等因素考慮在內;(2)分析政府與市場在不同發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從一個水平向另一個水平的轉換機理;(3)分析經濟扭曲出現的原因，以及政府為退出扭曲應該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目標結構有以下三個層次：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以及相應的產業、社會、經濟結構”，這是經濟結構層面，雖然在這里林毅夫未窮盡經濟結構的要素子項，因而是不完整的經濟結構層面;二是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及轉換機理;三是政府為退出扭曲應該采取的具體措施。這“二”和“三”層面都是政府行為層面，屬于要素或經濟現象層面。按照系統論的分層法，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應該有以下六大層次：經濟現象、經濟結構、經濟趨勢、經濟周期、經濟規律、經濟本質。真正的結構經濟學應該包含這六個層次的分析，實現從現象到本質的深化、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理論對實踐的指導，而政策建議只能是在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過程中，把握規律、預測趨勢、掌控周期。其中經濟規律和經濟本質的分析是結構分析的終點、政策建議的起點。而林毅夫在沒有經過經濟規律和經濟本質的分析的基礎上，直接跨階段進入了政策建議。在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目標結構的三個層次中最深層次的是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離經濟規律間隔兩大層次，離經濟本質還差三個層次。這樣的政策建議基礎是不扎實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這說明，林毅夫并沒有把他的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發展經濟學定位于研究經濟發展的本質和一般規律。這不是發展經濟學，而是發展博弈學、發展政策學。這樣的“發展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也不可能作為科學決策的依據。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整個西方經濟學在“拒斥形而上學”思潮和還原論思維方式支配下從來沒有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經濟發展“規律”這個概念。不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在研究經濟、市場經濟的靜態結構時尚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說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飯吃而皆大歡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發展問題時，不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發展經濟學”恐怕只能捉襟見肘、漏洞百出、貽笑大方。研究發展卻不研究發展規律本身是一個悖論。事物發展的深層規律制約淺層規律;不研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從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特殊規律，不能從對策論的層次提出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戰略，只能從博弈論的層面提出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設想。這種低層次、現象學層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層次的理論支持，很容易被事實所證偽。
真正能夠“豐富人們的研究，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真正的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關系規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不是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更不是發展經濟學的唯一內容。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相對而言。從經濟學的本義來講，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因此經濟學本來就是發展經濟學，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本來就是同一的。之所以發展經濟學會被當做只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因為增長經濟學的存在。傳統政治經濟學，包括西方現代經濟學，實際上都是增長經濟學。如果說，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那么增長經濟學就是研究增長。增長經濟學以一般均衡論為基礎，以價格為核心，以理性選擇為途徑，以資源配置為歸宿，以利潤增長、GDP增長、經濟總量增長、經濟規模擴大為目標，是指導經濟增長而不是指導經濟發展的經濟學。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一種新古典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動態發展過程。它認為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內生于它的要素稟賦結構，持續的經濟發展是由要素稟賦的變化和持續的技術創新推動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要素稟賦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經濟將最富競爭力，經濟剩余將最大，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將是最快的。為了讓一國的私營企業進入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素相對價格必須充分反映這些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同時這些要素價格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上通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經濟的基礎性制度。”(26)據此我們可以斷定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義的“價格均衡論”。隨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從主觀價值理論、邊際主義理論演變為馬歇爾的“價格均衡論”，就把市場價值通過交換價值來實現的市場行為逐步演變為把價值完全等同于交換價值(價格)的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把市場經濟逐步演變為金錢經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也就同時演變為一切向錢看經濟學的庸俗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就是線性思維方法，是把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是市場的原動力歸結為價格機制是市場的核心機制，用價格高低、“經濟剩余”即利潤多寡與“資本積累”速度快慢來衡量資源稀缺度和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程度，這種利潤導向的“微觀經濟學”在微觀經濟層面有正當性、合理性與近似正確性，不恰當地運用到宏觀經濟層面則只能是GDP導向的增長經濟學。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研究“結構經濟學”是方法和內容的不對稱，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建立的“新結構經濟學”只能是增長經濟學而不可能是發展經濟學。
經濟學范式決定經濟發展模式，利潤導向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決定利潤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林毅夫根據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潤導向的經濟學方法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以利潤最大化為資源優化配置原則、實現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的名為“發展”實為“增長”的“發展模式”，林毅夫把這種模式稱為“燕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林毅夫：“本書第三部分的標題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概括了許多信息。經濟發展是持續的產業和技術升級的過程，任何一個國家無論處于哪一發展階段，如果能積極發展適應自身比較優勢(由本國的優勢稟賦結構決定)的產業，都可以成功完成這一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取得杰出增長表現的秘訣是利用后發優勢，興辦與本國要素稟賦類似的國家曾發展迅速的那些產業。通過有選擇地認真學習先進國家，后來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紀以來已讓多個后進國家順利實現趕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和發展程度進行先后順序的排列組合，和發達國家一起組成燕陣，領頭雁是發達國家(曾經的后進國家)，最落后的國家是雁尾，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的帶領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依次取得發展。林毅夫又進一步對“燕行模式”進行細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離出“領頭龍模式”，即同樣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的發展中國家，其中跟得最緊的是“領頭龍”，它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起承前啟后的作用，隨著自身逐步向高端的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騰出相對低端發展的空間，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得以跟在“領頭龍”后面得到發展。這是典型的線性發展模式。不過承蒙林毅夫把中國定位于“領頭龍”。林毅夫：“世界經濟新增長極的出現，巴西、中國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國的崛起，憑借它們充滿活力的增長和巨大的產業規模，給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寶貴機遇。中國自身曾經是發展燕陣中的追隨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業向資本和技術更密集的產業轉型，即將成為‘領頭龍’。這樣的轉型將釋放出接近一億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崗位，足以讓低收入國家目前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長極國家也表現出了類似的趨勢。低收入國家如果能夠制定并實施可行的發展戰略，抓住這一新的工業化良機，就可以踏上結構變遷的活力之路，成功實現減貧和經濟繁榮。”(同上)“如果發展中國家能順應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掘后發優勢潛力，采納和適應新技術，則完全可以在未來數十年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和迅速增長……如果低收入國家的政府能采納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較優勢的私營部門發展的政策框架，填補領頭龍留下的空間，則有望在未來數十年里達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長速度。”(28)林毅夫在這里講增長速度，講“采納和適應新技術”，就是沒有講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技術創新。非但這樣，林毅夫還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邊際效率分析方法把先進技術的創新和使用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了明確分工。林毅夫：“對于技術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借鑒或采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發達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上進行生產，并必須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29)林毅夫在這里是把“世界工廠論”建立在“國際分工論”的基礎上，把“國際分工論”建立在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基礎上;通過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定格在“世界工廠”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繪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市場換技術”來取得的“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的藍圖能否實現，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義邊際分析方法和線性思維方式基礎上的“發展經濟學”顯然是簡單地把效率當作效益，把增長當作發展，把增長經濟學當作發展經濟學。按照林毅夫的發展路線圖，發展中國家即使能夠取得“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和由落后國家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取得較高的邊際生產率與GDP增長率，人民生活水平也會得到較大提高，但永遠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這顯然不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發展。發展不等于增長，真正的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各自的理論基礎、理論框架與核心內容都有本質的不同。真正的發展經濟學只能是揚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整體經濟學。作為整體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以經濟的整體發展規律為對象，以對稱發展觀為理論基礎，以價值機制為核心，以理性選擇和理性創造為途徑，以價值創造和資源再生為歸宿，以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提高為目標，是指導經濟發展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在發展經濟學看來，一國由“要素稟賦”決定的“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于該國企業在進入該產業時的眼前盈利能力、暫時的資金積累能力、通過購買技術實現技術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進先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率和邊際生產率，而在于該國整體發展的潛力、自主創新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和企業長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該國通過暫時的“扭曲價格”變暫時不利的“要素稟賦”為長期有利的“要素稟賦”實現技術更新換代、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發展模式轉軌的跳躍式發展后來居上實現該國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結構經濟學，其邏輯結構是和經濟發展的實踐架構相對稱的;在經濟活動的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的相互建構中，實現經濟發展，體現經濟規律，展現經濟本質。經濟發展的結構是五度空間的結構，人類經濟發展在時間、空間、層次的相互轉化中實現，在五度空間相互轉化中實現的各國經濟發展軌跡是螺旋式上升與波浪式前進的非線性過程。人類率先進入農業社會的，不是當時畜牧業最發達的國家;工業革命之花之所以綻開在英國，不是因為英國當時農業最先進;而信息革命的機遇女神之所以靜悄悄地降臨自由女神的國度，也不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程度高于英國。這種超越發展不見得完全是基于后來居上國家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環境和人的主體性，其中制度變遷與技術創新起著更關鍵的作用;由各國結構變遷展開來的人類經濟發展的路線圖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現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與“領頭龍”模式組成的直線，而是曲線。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的發展與他的“燕行模式”與“領頭龍”模式之間不對稱，他的結構經濟學理論與他的經濟發展模式邏輯上不兼容，與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也不吻合。發展經濟學的邏輯結構是五度空間的“全息元”;知識經濟時代在發展經濟學指導下建構起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是知識經濟(層次)、經濟全球化(空間)、各國國情(空間)、經濟現代發展趨勢(時間)的統一，是企業、市場、政府，要素、結構、功能的統一。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經濟學是知識經濟學而不是技術經濟學。重技術輕科學、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的傳統觀念，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歷史的局限性。知識經濟時代，將是社會科學主導自然科學，科學主導技術，軟技術(同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對應的技術)主導硬技術(同自然科學對應的技術)。強調技術立國的日本如強弩之末，而注重知識創新的歐美則保持強勢就是證明。知識經濟的生命力，在于知識產業的龍頭化：用知識和知識產業來統馭和改造傳統產業，使第六次產業革命形成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之間從分離走向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統一，使傳統產業——工業、農業、畜牧業走向統一。知識是傳統產業統一的橋梁和紐帶。技術沒有共享性，知識有共享性，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知識創新帶動技術創新實現技術后來居上，把知識的層次性轉變為時間的跨階段發展。發展經濟學和創業學、經營學、管理學是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創業模式、經營模式、管理模式是統一的;當今時代發達的資本市場、企業家市場和企業孵化器可以輕易地解決具有市場潛力的新技術的企業化、產業化，使之轉變為生產力和經濟效益，靠自身資金積累達到一定規模后才進行創業使技術轉變為生產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經過時。誠然，人類經濟增長方式依次經過資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稟賦”)運營—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運營(金融產業)—知識運營(知識創新帶動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帶動傳統產業結構升級)，但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借助知識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經濟的普遍聯系，具體某個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實現跨階段或濃縮某個階段的時間段取得跨越式發展，使中國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型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實現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統一。新農村建設包括知識農業與農村城鎮化建設就可以做到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統一。發展中國家政府從政策、資金、人才、基礎設施、法制誠信環境方面扶持創意—創新—創造—創業工程，是發展中國家技術更新、產業提升、超越發展的必要環節乃至主導環節。在此過程中政府逐步從市場外部性轉變為市場內部性是自然歷史過程。發展本來就是解決外部性問題。解決“市場失效”的根本途徑，是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于市場調節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創業工程、促進技術創新與技術轉化、優化提升社會產業結構的目的不僅僅是提高企業邊際效率或為企業資金積累提供外圍環境服務，而是提高整個社會發展水平與福利水平。發展只能是五度空間的，具有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結構的經濟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邊際效率視野線性發展的;冠以“結構經濟學”名號的發展經濟學不但離不開經濟結構的分析，而且離不開本身的結構分析，離不開經濟學、創業學、經營學、管理學、創業工程相互關系的結構分析，打著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旗號的所謂“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勞動密集論”、“比較優勢論”等理論背后的新古典線性發展觀和線性發展模式不可能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指導經濟發展。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機以其巨大的金融、經濟和人力資本代價，也未能幫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林毅夫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發展經濟學”由于以“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原則，使之在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問題時，捉襟見肘，漏洞百出，無法自圓其說。林毅夫：“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知道如何恰當利用技術、產業以及社會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后發優勢，其年均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數十年時間內數倍于高收入國家，直至與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一定幅度。”(31)那么發展中國家怎樣才能“知道如何恰當利用技術、產業以及社會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后發優勢”?林毅夫：“利用后發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并且因為節約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社會轉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32)為什么1979年以前中國未能取得高速增長?林毅夫：“自1953年開始，中國實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以加速建設先進的現代工業，目標是趕上先進國家。由于發達國家在先進技術和產業上的專利保護甚至技術封鎖，這種迎頭趕上的戰略使得中國放棄了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利用后發優勢的可能……在既定就業結構和收入水平的條件下，中國當時并不具備發展高收入國家先進的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因而中國建立的同類企業不具有在開放、競爭市場上的自生能力。”(33)為什么其他轉型經濟體沒有取得同樣成績?林毅夫：“20世紀50年代以后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中國家都十分流行進口替代戰略，以便在本國加速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現代工業。然而，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產業違反了低收入農業經濟體國內資源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經濟效率低下不可避免。”(34)通過縱向和橫向、正面和反面、經驗和教訓的多角度、多維度比較，繞了一圈，林毅夫還是用他的“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比較優勢論”、“市場換技術論”來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如果只看現象不看本質，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用簡單枚舉法可以證明任何荒謬的經濟學觀點是正確的。發展和發達是相對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別是相對的。當英國是日不落帝國時，美國是發展中國家，但美國超過英國成為比英國更發達的國家靠的不是什么“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也不是什么“進口替代”，而是技術創新。二戰技術后日本作為遍地荒野、滿目瘡痍的戰敗國，也無法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產業，卻能夠在民用技術和企業管理方面后來居上超過美國，靠的也不是什么“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或“進口替代”，而是靠的技術立國。中國1979年以前中國“迎頭趕上的戰略”雖然使得中國放棄了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利用“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取得后發優勢，也不具備發展高收入國家先進的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但仍然在航天技術、原子能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計算機技術、水稻雜交高產技術方面取得領先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如果是按照林毅夫講的，系通過“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來取得后發優勢，但好像自主創新的成果還不如1979年以前的多;雖然1979年以來“年均增長速度在數十年時間內數倍于高收入國家，直至與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一定幅度”，但在出口帶來的GDP構成中，主要還是低附加值產品，自主創新產品的比重不高。這說明我國通過“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取得后發優勢換回來的技術仍然是別人的。這樣的技術對于中國增強自身的民族主體性、實現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沒有太大意義;僅僅靠“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的GDP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實踐證明：雖然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總體上依次由資本運營上升到知識運營，但技術密集不以“資本密集型的現代產業”為必要前提;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目標也不是什么簡單的“進口替代”，而是增強自身的民族主體性、實現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后來居上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如果說，一定的資本是技術創新的必要基礎，那么現代技術密集型產業并不以“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為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有可行的現代技術密集型產業化項目，也完全可以通過現代融資手段來籌集必要的資本使之形成在現代技術密集型產業主導下的“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即使僅僅是GDP的快速增長也不是林毅夫的“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取得后發優勢的成就，通過社會結構轉型制度創新使人的主體性解放并推動持續不斷的創業潮是更根本的原因。畢竟進出口貿易在GDP增長中的比重不是太高，國內市場在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包括外貿依存度很高的國家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家)在GDP和人均收入中都占有主要地位。林毅夫的“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比較優勢論”、“市場換技術論”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參照系，即使僅僅用來解釋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GDP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以偏概全。用知識創新帶動技術創新，用技術創新帶動資本密集，是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更本質的路線圖，只不過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必須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才有可能，秉持不是進口替代就是出口導向、不是出口導向就是進口替代的新古典邊際效率的線性思維方式只能停留在現象層面。林毅夫先是把“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作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必要前提，然后總結出發展中國家只能靠“世界工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取得后發優勢實現GDP與人均收入高速增長后發展“現代資本密集型產業”，再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發展路線圖和邏輯結論，在邏輯上是把結論當前提的循環論證，在歷史經驗總結上是片面、表面、膚淺的。
林毅夫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發展經濟學”由于以“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原則，不但不能對中國改革開放后GDP快速增長的原因做出全面、客觀的解釋，而且不能對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問題做統一的解釋。林毅夫：“伴隨經濟高速增長，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不斷擴大的收入和城鄉差距……資源利用低效與環境失衡……外部失衡與貨幣升值……腐敗……中國教育過度注重數量而不是質量，不利于培養勞動者的素質，也不利于長期社會發展。……教育領域的問題不是唯一的障礙。社會保障體系發展滯后、技術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不斷加劇的全球競爭、不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其他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乃至外部失衡問題，每一個問題都需要正確認識并妥善處理。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導致社會經濟危機，甚至政治動蕩。如果不能保持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快速增長的目標，也不可能實現后發優勢所給予中國未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35)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林毅夫：“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把雙軌制都消除掉。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讓企業平等使用各種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給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我們應該改，否則會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社會的穩定。”(2013.9.16 經濟參考報）這說明林毅夫要消除的“雙軌制”不是“價格雙軌制”而是國有民營雙軌制；要建構的不是價值一元化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私有化、價格一元化、利潤最大化。林毅夫認為只要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私有化、價格一元化、利潤最大化原則消除國有民營雙軌制，讓各個行業都真正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中國發展的潛力就會挖掘出來；“如果把中國發展的潛力挖掘出來……在2010年，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國的人均收入可能會達到12700美元。按照聯合國世界銀行統計，一個國家的人民收入達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就會初步實現。”(同上)林毅夫沒有意識到，中國存在上述問題的根源就是把“人均GDP”掛在嘴上的GDP經濟學，而GDP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就是林毅夫奉為經典的新古典經濟學。國有企業問題的本質不是“雙軌制”，而是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而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一元化與利潤最大化。如果林毅夫奉為經典的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指出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途徑時，不能統一解釋存在的問題和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法，只能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已經被證偽，不能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能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的，只能是用社會發展代替GDP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和目標的對稱經濟學。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