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要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個人的產權，取消集體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現在農地入市，流通的是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解決不了問題。我在湖南做過調查，農民自發組成了合作社，他們反映，合作社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銀行融資，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因為農民只有土地經營權，沒有所有權。銀行問他們，你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我能賣你抵押的土地嗎?如果不能賣，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為抵押品。所有權是繞不過去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個人所有權作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動，原因就是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⒀本人認為，解決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問題的根本途徑，不是農村土地私有制，而是農村土地國有制;只有農村土地國有制，才能把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與保障農民利益有機統一起來，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在對稱經濟學——國家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相對稱的經濟學看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從農村土地入手;不但要從擴大農民土地經營權入手，而且要從明確土地所有權入手。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是城鄉土地產權一體化，雙層經營體制的前提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如果說，城市工廠的公有制必然要求農村的公有制與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國有制必然要求農村土地國有制才能成龍。把農村土地全部國有化，使農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軌，使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解除國家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的產權瓶頸，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發展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使農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國民待遇、消除城鄉差別的基礎，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農村土地產權明確。“三農問題”的癥結，是農村土地產權模糊。只有國有才能做到農村土地產權明確，使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在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同時，可以從法制上有效避免農村土地經營權吞并所有權、使農村土地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杜絕農村土地產權模糊和經營權擴大之間的不對稱形成的、供“正經歪唱”的政策漏洞與尋租平臺。確立農村土地國有制是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策出臺必要的法制前提與配套措施。
解決三農問題，要用市場經濟，而不是用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來定位“三農”問題，把“三農”問題看成完整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環來解決。目前從執政黨和國家政策可以決定土地承包期長短來看，在事實上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而農民包括其村社集體組織并不擁有事實上的所有權。農村土地所有權這種理論(含法律)和事實之間的不對稱，使農村土地產權處于模糊狀態。而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前提之一，是產權明確;所謂產權明確就是明確產權主體與產權邊界。首先是明確產權主體。產權主體無非是個人、集體、股份制、國有制。鑒于我國歷史原因和社會制度，土地分給個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體組織的臨時性、可變性，所以由村社集體組織作為產權主體，將造成主體不確定、主體缺位。只有國有，才能做到土地產權主體明確;同時由于國家的至大無外性，只有國有才能做到土地產權的邊界明確。也就是說，只有國有才能做到農村土地的產權明確，使農村土地成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適格的基礎。農村土地產權明確，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農村土地國有制可以為農村市場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證。土地所有權國有與土地使用權流轉互為前提、提高農村土地所有權公有制的層級同提高農村土地使用權靈活性的程度相輔相成，農村土地國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場化改革、搞活微觀經濟、搞活農村微觀經濟的同時，保證我們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避免土地流轉化演變成土地私有化、變相私有化、土地資本化，避免土地資本化造成的“圈地運動”使農民流民化、赤貧化，根除中國幾千年來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兩極分化、朝代更迭的源頭。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農村的基本建設。農村的基本建設，包括信息化建設與知識化建設。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農民的文化素質提高。這兩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國有化的同時，投資農村城鎮化必須的基礎設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與交通、水利、水電、學校、醫療保健設施)建設，并通過小額貨款，扶持農村創業工程。加大國家宏觀調控力度，使農村土地使用納入國家宏調的一盤棋中，以實現整體規劃。通過加大對農村基本建設的投資力度和農村創業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農村勞力的效率，解決農村大量的實際失業問題。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統一土地產權歸宿是統一管理的前提，統一管理是規范管理的前提，規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國有化，為嚴格控制土地實用，避免擴大土地經營權演變成官商勾結的新一輪圈地運動、新一輪兩極分化的源頭提供法律依據。實際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對于農民產權有名無實，對于集體來講，土地所有權也十分虛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土地虛弱的產權“主體”在各地政府面前處于弱者的地位。為了使自己能轉干、提拔，不少農村干部迎合上級行政領導的口味，采取強制手段強迫農民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甚至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使農村濫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出臺，這種情形肯定會更嚴重。產權模糊與產權主體弱勢地位的結合，使農村土地產權主體虛化。相比之下，農村土地國有化可以為農村土地確立明確的、強勢的產權主體。只有把農村土地國有化，才能避免農村土地雙軌制、土地承包經營權擴大造成的農村土地產權主體缺位、人為擴大尋租空間而造成監管缺失、耕地流失，從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從長遠、全局考慮，科學、合理、節約、集約、可再生用地，保護與擴大耕地規模，使保護耕地的措施和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進程統一起來。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促使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有利于用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式來組織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產業化、擴大生產規模與提高機械化程度、提高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提高土地產出率。
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確立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國民待遇。中國土地的絕大部分在農村。確立農民的國民待遇，打破政府對農村基本建設投資的產權瓶頸，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使農民對土地的虛假所有權轉變為實實在在的好處。農村土地收歸國有，表面上是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實際上是從根本制度上保證農民享受國民待遇，掃除農民轉變身份納入主流社會的根本障礙。農村土地國有制后，可以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取消戶籍、房產雙軌制;建立覆蓋農村的公共品服務體系、公共財政制度、有利農民自主創業的直接投融資體制與創業服務體系，在農村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與城市一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低保體系與公費醫療體系。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完全價格競爭理論，按目前的糧食價格，農田拿去種田生產商品糧是次優選擇或非優選擇，只有拿去搞房地產開發才是“帕累托最優”、效率最大化，也即他們所謂的“優化配置”;除非農產品漲價到農田產糧收益與蓋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義制度經濟學家總是把使用權與所有權混為一談;按他們固有的思維方式，他們毫無疑問會把新一輪農村改革、擴大農村土地經營權政策解讀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們會認為新一輪農村改革剛好是為他們上述理論在實踐中推廣掃清政策障礙。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驅動、官商勾結、有組織的威逼利誘下，無組織、低文化農民的所謂“自愿”將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廂情愿，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土地兼并不可避免，農田將被快速蠶食，我國耕地面積將進一步急劇減少，與此同時兩極分化將進一步擴大，違背國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國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論偏差引發的政策漏洞。
農村土地國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僅指土地所有權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的“公”，是指“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中的產權主體的多重化造成的產權主體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造成對人的生產積極性的壓抑、生產效率的低下。正像國有企業改革的引進股份制、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國有性質，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農村土地國有制也不矛盾。任何產業，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可以只是相對的，但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則只能是絕對的。農村土地國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學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時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質的不同。目前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際上是準國有，由于農民工進城，土地流轉頻繁，土地的所有權對于農民只是虛幻的，已無太多實際意義。如果能通過農村土地國有制，在不削弱農民現有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的前提下，變農民在“所有權”后面的虛假利益為實際利益，農民不但會接受而且會歡迎，從而鞏固執政黨的執政基礎。農村土地國有制有利于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土地是國民經濟命脈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土地收歸國有，可以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農村土地國有化是政府宏觀調控系統工程的組成部分，典型說明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陳世清：終結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話語權(六十)
如果說，張五常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使他把人的自私本質和自私的經濟人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那么同樣由于張五常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使他把私有產權作為他的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張五常：“亞洲的冒險經歷證明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懷疑的事情：即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制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這一點曾經是偶然的現象。但亞洲的經驗卻證實了一個鐵的規律：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支配著大多數重要資源時，沒有一個經濟沒有增長。我們無論是回顧歐洲的羅馬帝國還是回顧中國的清朝，都找不到這一規則的例外。”⑩張五常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使他在觀察歷史問題時，眼睛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所以他得出來的“沒有例外”的“實證”結論是過去式，與時代的發展脫節。誠然，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相對獨立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社會財富不可能做到充分涌流而實行按需要分配，生活資料就只能實行私有制而不能實行公有制;而生活資料私有制如以生產資料傳統公有制為基礎，那就只能吃大鍋飯，助長人的橫向進取心(掠奪和壓制)而不是助長人的縱向進取心(創造財富)，從而使公平失去實現的條件，降低人的主體性并形式惡性循環，從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程。要實現公平、貢獻與索取等價交換就必須把交換的主體同交換的利益結合起來，而只有產權明確才能做到這一點。產權明確是等價交換的制度保證，也是公平實現的必要前提。傳統公有制必然伴隨著以權謀私、壓制人才而演變成權力所有制，造成不等價交換、貢獻與索取不對稱。但產權明確不等于私有制。隨著小商品生產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私有制將演變為股份制。由于股份制的法人產權有相對獨立性，私有產權只是初始產權;而且公有產權也可以成為股份制的初始產權，私有產權只是構成股份制的初始產權的來源之一，因此股份制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制;作為一種企業制度，股份制本質上是共有制，共有制是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的揚棄。作為揚棄了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的共有制，由于其可以做到和私有制一樣的產權明確，所以以共有制為基礎同樣可以實現公平、做到貢獻與索取等價交換。在這時，私有制同公平的關系，只是作為產權明確的原則而包容在共有制中。同時由于共有制本身產權是明確的，作為初始產權的公有產權其本身的法人產權也應該是明確的，所以以共有制法人產權為中介，公有產權也可以構成公平交換和市場經濟的基礎條件之一。更進一步，通過公司化改造，特別是通過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原有的公有制包括國有企業也可以轉變為股份制-共有制企業。因此，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只要產權明確，共有制企業可以成為公平的經濟基礎，也即可以成為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把產權明確混同于私有制，以只有私有制才能成為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為名，把公有制包括國有企業分光賣光送光使之還原為私有制，是開歷史倒車。而且私有制也有產權模糊的。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要害，是把產權明確同私有制混為一談，把二者劃等號。《資本論》和科斯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都是把產權明確等同于私有制，產權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過否定私有制而走向產權模糊，后者通過強調產權明確而走向私有制。通過私有化—自由化—金錢化—產業化實現的所謂漸進性改革和激進式改革，起點、過程、結果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原則，形成兩極分化與形成新的資產階級。所以私有化不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產權明確。
由于張五常把自私的經濟人作為他的經濟學出發點、私有產權作為他的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所以他的制度經濟學也就成了合約經濟學。張五常：“一九三七年，年輕的科斯發表《公司的本質》——工廠屬公司的組織——提出公司是市場的替代之說。他說因為有交易費用，好多產出活動沒有市價指引，應該產出什么及怎樣產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場的有形之手，公司之內的產出活動是由有形之手指導及監管的。那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文章。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公司替代市場之說不對，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該文以實地調查香港工業的件工合約為出發點。工廠工人的薪酬以個人產出的件數算，每件之價可以看為市價，而如果整間工廠公司的所有產出活動皆以件數算工資，老板只是中間人，‘公司’與‘市場’明顯地是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實世界的產出運作，是不同機構之間互相外判，互相連接，產出合約的網絡可以廣闊地串連著整個經濟，所以除了財政、債務有清楚的個別界定，我們無從把不同的‘公司’的產出活動個別劃分。這觀點就是后來行內出現的‘公司無界說’的根源，我沒有跟進。然而，拙作含意著的一個要點，是市場就是市場，其中有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但沒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⑾“說‘企業’代替了‘市場’并非完全正確。確切地說，是一種合約代替了另一種合約。”⑿在這里，張五常把企業看成就是契約關系，否認了企業的實體性質、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特殊的質的規定性、企業和非企業的界限，也否定了企業的邊界。張五常的“合約說”并沒有否定科斯的“交易成本說”，而只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說”的具體化，科斯的“交易成本說”是張五常的“合約說”的理論源頭，其共同的要害是“公司無界說”，即否認企業有邊界，否認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和企業的外部有質的區別，實際上就是否認了企業是市場的獨立主體，認為市場就是個人之間的合約關系，企業內部的合約關系和企業外部的合約關系沒有任何性質的不同。這是以個人為經濟和經濟學出發點的還原論的必然結論。但無論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說”，還是張五常的“合約說”，都不能正確揭示企業的性質，也不符合現代企業的實際情況，而只是小商品經濟時期小生產企業狀況的回光返照。現代企業的性質，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業和管理活動，使游資和其他生產要素以經營權為中心直接結合，更快更好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再生的經濟組織。企業是系統，有自己特定的“系統質”與系統功能。生產力和競爭力是企業系統的整體功能，管理實質上是企業系統的自組織、有序化過程。系統：結構與要素的統一。系統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總和。社會系統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宏觀與微觀的統一，科學與倫理的統一，目的與手段的統一，目的與結果的統一。企業是社會系統的要素，是市場經濟系統的基本要素，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系統。企業是各部分各要素對稱組成的系統，具有內在的特殊的質的規定性，而不是僅僅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而組成的共同體。如果把企業看成僅僅是各個成員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把企業看成只有量的規定性而無質的規定性，那實際上等于說，社會的最小經濟單位不是企業而是個人。這是把社會的最小單位與社會的最小經濟單位混為一談。在市場經濟的早期，最小的經濟單位也是社會的最小單位，人與人的經濟聯系不是十分緊密，那個時候的企業非常簡單，內在的有機性非常弱，可以說主要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的有機性越來越強，逐步獲得了不可替代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企業的系統質。企業系統質還表現在，如果企業能夠通過合并，把外部合作關系轉變為內部合作關系，也能使資源再生，取得多贏的結果。通過資本運作，使資產分化、組合，能夠產生資產的聚變與裂變。裂變與聚變是對稱的，在此基礎上，產生合并、合作、再生、多贏相互之間的對稱關系。今天，與經濟全球化相伴隨，是經濟的企業化;企業成了社會的最小經濟單位。這時再把企業看成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的產物,未免有點思維慣性，也不符合實際情況。囿于工業經濟時代線性的思維方式，在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中，經濟活動的主體是個人而不是企業;企業也被還原為個人，否認了企業系統整體上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因而經濟學與經營學、管理學是脫節的。
文化
企業 團隊 產品
系統 制度
技術 生產力
西方經濟學以分配為中心，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經濟學與管理學、管理學與創業學脫節，企業成了減少交易成本的產物;對稱經濟學以生產為中心，經濟學就是管理學、創業學，企業擁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統質。對稱經濟學視野中的制度經濟學同西方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有本質的不同。后者以產權為起點，以交易為核心，是線性的思維方式，反映的是線性的商品交易過程，適用于商品經濟早期的、以產品運營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現代社會中，是簡單的、低層次的運作方式，雖有對市場經濟活動某個層面和環節通過分析進行抽象的認識意義，但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整體上沒有操作性。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認為企業是減少交易成本的產物，是西方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必然得出來的結論。在知識市場經濟時代，經濟企業化、企業公司化、公司集團化、集團現代化、現代企業知識化。以知識為主導的企業“系統質”代替了簡單的商品交易過程，企業決不僅僅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來，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立體動態五維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人與人的合作關系代替了“合算”關系，雙贏模式代替了“盈虧”模式，合作生產力代替了“算計”生產力。因此，企業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提高效率、擴展市場，也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交易”的內化以降低成本，而是如果沒有同不同歷史時期相應的組織結構，就根本不能生產出與不同歷史時期相應的產品。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交易”內化，僅是企業形成的第一層紐帶。使企業存在和可持續發展的更深層次的紐帶，是企業要素的整體結構及其功能。從企業的“系統質”來講，企業內部如果存在著交易關系，那么這個交易關系的本質是合作。從企業和市場其他主體間的關系來講，交易的本質是合作，競爭的本質是取得交易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市場主體間的關系，最根本的是合作關系。企業是要素、結構、功能相統一的完整系統，是一種凝固的合作關系，是對稱的產物——與時代對稱的產物。以全息效益為核心的制度經濟學同以直線交易為核心的制度經濟學有本質的不同。
企業雖然沒有有形的邊界，企業邊界在整體上是無形的，但并不等于說企業的邊界是模糊的，更不等于企業沒有邊界。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企業有著無形的，然而是明確的邊界。要明確企業的邊界，首先必須明確以下幾種關系：一是法律關系。正像男女雖然同居，但只要未經婚姻登記就不是家庭，也不存在家庭的邊界一樣，企業的邊界就是經過工商登記的經營范圍，這個經營范圍就是法律認可或劃定的企業的邊界。這個邊界是彈性的、無形的、并且是可以變動的。二是契約關系，也即合作關系。企業的邊界就是企業內部合作關系和外部合作關系的界限。這個界限既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因為合同大家都可以用肉眼看到，而合同所體現的關系的性質，則看不見，摸不著。三是組織關系。區別企業合作關系內部和外部的標準，要看產生關系的實體——生產要素是屬于企業內部還是外部;而區別要素是內部還是外部，要看這些要素能否通過企業自身來組織。自組織與他組織，構成了企業作為系統的內外區別;作為自組織關系的邊界，就是企業的邊界。這個邊界有的有形(如工廠的圍墻)，有的無形(如營銷網絡)。四是行政關系。即企業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形成過程及權力空間。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定義、角色定位、產生過程、權力范圍，不同性質的企業是不一樣的。私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共同點在于：二者都只有一個法人代表。不同點在于：①前者只有一個老板，后者則有多個老板，所有股東嚴格地來說都是老板;②前者由于經營權與所有權的等同，老板不拿工資，因此拿工資和打工可以劃等號，后者則由于經營權與所有權的相對分離，參與管理的老板也拿工資，在這里拿工資的不一定是打工的;③前者法人代表一定是老板，后者則可以選擇有經營管理能力、但不一定是股東的人當法人代表;④前者法人代表是預定的，后者法人代表由選舉產生。從法人代表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出：以法人代表為代表的企業老板或管理者的權力空間，就是企業的邊界。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給企業的邊界下一個定義：企業的邊界就是企業自組織的經營活動范圍的邊界。契約關系只是企業邊界的內涵之一，而不是企業邊界的全部內涵。對于企業的有形邊界，可以通過感官來反饋;對于企業的無形邊界，只能通過思維來把握。要認識企業的邊界，二者不能偏廢。
市場經濟既是法制經濟，又是信譽經濟，協議(合同)集中體現了信譽和法制的統一。所以，組建企業與企業運作確實需要通過協議來進行。企業是借契約關系組成的開放系統，契約關系也即合作關系。合作關系靠體現權利義務關系的合約關系來聯結，但不同的合約關系，體現了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體現了不同的合作關系，不同的合作關系體現了合作雙方關系的不同性質。其中最根本的是企業內部合作關系和外部合作關系的不同。企業是經過工商登記的具有人格化的法人經濟實體，這個實體內部的合作(合約)關系和外部的合作(合約)關系是本質不同的。當然二者可以相互轉化，但在既定條件下，在轉化(如企業合并)之前(即使是在轉化過程中，甚至這種合作就是為轉化創造條件)，它們之間的界限還是明確的。所以，這里要區分兩種合作：一是企業內部的合作;二是企業外部的合作。企業內部的契約關系同企業外部的契約關系有本質的不同，前者只是合作關系的紐帶之一，而后者則是合作關系的惟一紐帶。前者除了契約，還有企業文化、人文關系與團隊精神，后者則僅局限于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果籠統地、不加區別地把企業看成是有形的合約關系，將混淆了企業內外關系的不同，造成企業邊界模糊，同時否認了企業的系統質與系統功能。這將給企業制度建設、企業現代管理造成困惑，失去經濟學對管理學和企業管理實踐應有的導向功能。但由于西方經濟學整體上落后于西方管理學與管理實踐的發展，所以西方經濟學不能指導經濟實踐是必然的。
張五常的《中國的經濟制度》⒀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為什么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其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厘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并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其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利，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后，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于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張五常把自己最拿手的佃農分成引入縣制度，把農村的承包責任合約擴展到工業，擴展到中國的縣制度，用中國縣之間的競爭來解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張五常：“一九八二年我就說過，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合約。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見，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約安排。這里介紹的合約的廣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則上，我們可以把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視作一類合約，而把交換權利或市場合約視作另一類(雖然市價也是約束競爭的局限)。”⒁張五常在這里把產權歸結為私有產權，把產權實體歸結為產權關系(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的一類合約)，把以產權為核心的制度經濟學歸結為合約經濟學，而他的合約不但包括企業的合約，而且包括政府的合約。這是他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在產權領域的必然表現，是他市場就是個人之間合約關系理論的組成部分。市場是系統，產權也是由產權實體、產權屬性、產權關系組成的立體結構。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制度不是私有制，而是產權明確;產權明確不僅僅是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的合約，而是產權實體、產權屬性、產權關系明確。合約只是產權關系明確的手段，而不是產權關系本身。把產權和合約劃等號是錯的。為此我們必須明確產權的立體結構。
產權主體明確
產權實體明確
產權客體明確 本
產權明確 產權使用權明確
產權屬性明確 產權收益權明確
產權處置權明確
產權歸屬關系明確 末
產權關系明確 產權歸屬界線明確
產權邊界關系明確
產權明確模型
產權實體明確，是產權屬性明確與產權關系明確的前提。但張五常的合約論是用產權關系吞并湮滅產權實體，把產權同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混為一談，認為產權就是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所以僅僅產權明確還不夠，還必須產權規范。要把產權明確與產權規范區別開來。張五常之所以混淆產權實體、屬性、關系，往往就是由于混淆了產權明確與產權規范。產權明確是產權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合約關系則僅僅是產權關系規范的表現形式。
公有 產權歸屬關系規范 法律制度
產權規范 產權歸屬界線規范 政治制度
私有 產權邊界關系規范 經濟制度
產權規范模型
產權是公有還是私有，是產權關系規范的結果而不是前提。而如果把私有產權看成基本的制度，則是把結論當前提;似乎只有產權私有才是(就是)規范的，那么巧取豪奪、不擇手段，把公有財產轉變為私有財產就都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僅僅產權規范還不夠，還必須產權多元。所謂基本，就是蘊含了其他關系的萌芽。而私有產權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沒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單一的私有產權制度不能作為制度經濟學的基礎，更不能作為市場經濟學的基礎。把私有制看成基本的制度是小商品經濟的產物，那時幾乎沒有公用品，也就幾乎不存在公有產權。隨著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來臨，公用品、相應的公有品的的比重越來越大;對公有品的產權進行界定，對公有、私有產權的多元化關系進行規范，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這時就要對產權關系作更高層次的抽象，用產權明確來代替私有產權作為市場經濟基本的制度。這里的歷史關系與邏輯關系是社會的一般規律及其反映，同社會制度無關。由于產權明確蘊含了產權規范，這就為聳立其上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使真正的制度經濟學得以建立。所有這些制度不僅僅是保護私有制，而首先是規范產權關系的。規范的產權關系是因，私有產權是果。因此，衡量制度好壞的標準不僅僅是是否有效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是否使產權關系規范，并在規范的基礎上使產權明確。傳統公有制之所以效率低下，不是因為公有制，而是因為產權關系不明確。這并不等于說，公有制的產權關系只能模糊，而是單一的公有制有可能使產權關系模糊。在共有制體制下，公有制完全有可能照樣做到產權明確。所以，產權是否明確，不是由是否私有決定，也不是由產權本身決定，而是由整個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決定。產權關系離不開其他社會關系;如果沒有其他社會關系相配套，不但公有制、而且私有制也有可能產權模糊。只有把產權實體、產權屬性、產權關系看成有機整體，把產權的合約關系看成產權關系規范的表現形式、產權明確的途徑之一，才有真正的制度經濟學。
張五常的政府“分成合約”混淆了政府收入的性質。張五常的“中國經濟制度”中通
篇不講政府財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個基本的產權歸屬，卻侈談什么政府和地方的“分成制度”，是他拋開產權歸屬講產權明確、把產權明確與私有化劃等號的一貫思路的必然結論，是制造官富民窮、官民對立、產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理論基礎。最好的制度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制度，而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成分得最好的制度。服務型政府不是不做任何投資的政府，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高效廉潔——人民和政府合理“分成”的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合理“分成”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合理分成”必須建立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合理分成”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理分成”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廉潔高效。張五常在這里是本末倒置。民生問題的根本是產權問題——產權是人民的還是政府的，平等問題——政府與人民的交易是否平等。如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這兩個問題都不是問題。如果政府代表的是官僚買辦的利益，那么這個問題就不可回避。
一個企業如果光是追求利潤，這個企業不會成功;一個社會如果光是追求GDP的增長，這個社會不會成功。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應該在社會中感到和諧、感到快樂、感到幸福，這樣社會才有存在的價值，也才能發展。企業并不僅僅是經營者個人追求夢想的地方，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企業永遠是保障員工生活和全面發展的平臺。和諧經濟應該是新的經濟形態;和諧經濟學應該是新的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把人際關系看成是此消彼長的交易關系，人與人是狼，必然把商場看成是戰場;和諧經濟學在平等競爭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諧經濟、雙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穩定型經濟。企業內外，人與自然、人與人互相依賴、共生共榮、和諧統一;能與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張五常把產權明確不是歸結于產權歸屬，而是歸結于私有制，說明他頭腦里缺乏經濟
主體這個概念。張五常頭腦里缺乏經濟主體這個概念還表現在他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歸結于所謂“縣域之間的競爭”。縣域既非獨立的經濟主體，又非獨立的政治主體，我不明白縣域之間存在什么競爭。僅僅因為地方和中央的財稅分成制度，縣域與縣域之間就存在著競爭實在有點牽強附會，說明他用私有制而不是真正的經濟主體來說明競爭根本行不通。利益主體不等于獨立的經濟主體，獨立的經濟主體之間也不必然存在著競爭，說什么縣域之間的經濟競爭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無稽之談，用財稅分成制度使縣域之間存在著競爭的制度設計來說明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只能使人毛孔悚然。不可否認縣域作為城鄉結合部有著獨特的地位和作用，但并未構成獨立的經濟主體。縣級政府不是不可以成為經濟主體，但前提是縣級政府法人化。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僅僅財稅分成制度不足以做到這一點。在政府法人人格化之前，縣域經濟真正的經濟主體只能是企業，只有企業才是競爭的主體，縣域經濟不是競爭的主體。只有企業之間才存在競爭，縣域經濟之間不存在競爭。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商場如戰場的西方經濟學是競爭經濟學。從競爭與合作經濟學各自產生的歷史條件來看，西方競爭經濟學是與市場經濟早期的歷史條件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建立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所謂“理論化模型”，不是理性抽象的產物，而是偏執的產物;不是合理的抽象，而是片面的空洞的抽象。西方經濟學把人的自私本性說成是理性的，把人的合作本性說成是非理性的，更是亂點鴛鴦譜。人的合作性和競爭性都是人的本質屬性;從人類起源來看，合作性比競爭性更深層次:人類先有合作，才有競爭。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向,也是合作的比重越來越大，逐步由合作主導競爭。從競爭與合作經濟學各自產生的歷史條件來看，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西方經濟學是與市場經濟的早期的歷史條件相對稱的。產生于知識經濟時代的對稱經濟學是合作經濟學;合作經濟學的經營哲學是合作→再生→雙贏，用綠海戰略主導藍海戰略，用藍海戰略主導紅海戰略。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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