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政治經濟之比較

　　資本主義社會三權分立是權權制約，多黨制是黨黨制約，機制相通，權權制約機制是通過多黨制來發揮作用。但不論是權權還是黨黨相互制約，總有一權一黨在實質掌握權力發揮作用。美國實際上也是一黨執政而不是二黨執政，也不會聯合執政。美國國家對于執政黨的管理規范使之為國家意志服務而不是為一黨謀私利，本質上不是靠權與權、黨與黨之間的制約而是靠宗教信仰這一社會價值基礎。美國總統宣誓就職是離不開《圣經》的，《圣經》認為人是有原罪，宣揚性惡論，人的惡性應當受到制約。這便是三權分立理論的基礎，或說美國社會價值基礎。政治和經濟的婆婆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政治和經濟只是社會主流價值觀在兩個不同方面的具體表現。

　　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都不是單獨存在，獨自發揮作用，都有其理論基礎，都需要和社會價值核心相結合。一個社會具體適用哪種體制，從社會主觀上講要看民意集中與分散的現實狀況，看公民的基本信仰是信宗教這一外在因素還是信真理這種內在的機制，看公民最能接受哪種;從社會運行客觀規律講，一黨制會成為未來人類的主流，因為社會運行客觀規律有且只有一個，對規律的運用不需要制約而需要全社會的協力配合，而且這一過程是一貫地連續地，這是一黨制的特長。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必須和堅持真理這一社會主義社會價值核心相結合，客觀規律是永恒的不變的，堅持真理的黨性同樣不需要變來變去。堅持真理以真理滋養的黨性人性自然是向善的，真是滋生善的土壤。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也決定著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生命力。

　　互相制約的機制在有效限制不良社會行為和動機的同時，也限制了權力的充分有效利用，能力的充分發揮，傷害了社會和民眾的利益。美國社會的制約機制和性惡論不僅表現在三權分立和兩黨制上，還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民意和國家意志、資本家和工會、少數人和多數人和生產和消費等等之間的互相制約。

　　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民眾變賣金銀首飾等幫助國家度難關。美國經濟危機幾年來美國政府債臺高筑幾乎關門，美國民眾依舊是世界上最富的，美國民眾只要拿出自己財富的一小部分就能償還所有外債，但從來沒有聽說這種行為在美國發生。美國私人財富神圣不可侵犯，但美國民意并不為國家著想，居然還聽說美國人是最愛國的。

　　資本精英為了資本的利潤可以不顧民眾的福祉，國家的安危，人類的前途，同樣也是對其的制約。工會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可以不擇時機的選擇罷工，明顯傷害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兩院的制約可以使美國政府在處理外債上限問題上停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發生，根本原因并非經濟自身的問題，而是由于資本的性質，互相制約的機制加上不按規律辦事，使得問題不能在初期得到解決而任其惡性膨脹為社會經濟危機。

　　經濟繁榮時期，資本回報率高，信心指數高，生產充分，失業率低，消費旺盛，生產和消費良性促進;經濟危機時期，資本回報率低，信心指數低，生產疲軟，失業率高，消費乏力，生產和消費惡性制約。一個社會的生產能力和消費需求不會因為經濟危機的發生與否而減少，只是由于資本的性質，經濟危機時社會削弱了生產，抑制了消費。當經濟由生產和消費的互相促進轉變為互相制約時，就為經濟危機拉開了序幕，而當生產和消費互相制約的過程結束轉為互相促進時，經濟危機即將結束。這一過程是由自由資本的性質決定地，自由資本不論何時都可以自行決定不再投資，就像自由的工會可以隨時罷工一樣，不論對社會產生什么嚴重的后果。由此可見，相互促進的機制和相互制約的機制的天壤之別。

　　一面的絕對自由就是性惡的表現。一面的自由就是對另一面的制約。而當一個社會中自由失去制約，制約的機制就起到主導作用，這個社會離對抗危機的發生也就不遠了。對抗和危機等就是對放縱單面自由的被動制約修正。多黨制和資本主義社會是在制約和性惡的機制中發展，一黨制和社會主義社會是在互相促進和向善的機制中發展。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不同特點，從而導致了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功能不同的發展效率不同的內外關系原則。在國與國的關系上，美國的主調同樣是對他國制約，而中國主張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互利共贏。

　　一個企業只有把產品賣出去投資資本有一定回報能賺錢才能生存發展。這時企業是賺了其他社會成員的錢而不能說企業賺了自己的錢。這只是社會微觀經濟活動規律，比如假設一個社會所有生產活動都由一家公司完成，所有社會成員都是它的員工的話，那它還能從哪里賺到錢?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講以社會為單位即從社會宏觀角度看，在生產和消費完全內部循環時，資本投資是沒有利潤可言賺不到錢的。以獲得利潤為目的的宏觀經濟學都是騙人的。因此現實社會中，有一個獨立于生產和消費之外的第三方即中央銀行，它即不生產也不消費，由它來發行貨幣即錢。這樣社會成員有錢消費，企業有錢可賺。企業賺得錢來源于此，把央行發行的貨幣賺為己有。正常情況下，一分錢一分貨，錢是貨的交換符號，這時賺到錢就擁有了財富。這便是資本的投資動力。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量錢都在資本家手中做為投資資本，而無法轉化為現實消費能力，資本家錢越多那么全社會用于消費的錢就越少，生產能力越來越強，消費能力越來越弱。為此，央行會持續發行貨幣，提供社會消費能力使社會成員有錢可花，資本有利可圖，維持資本的生產積極性。這也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的高福利政策的真正用意所在，主要使得資本有利可圖，客觀上刺激了生產，使得更多的物質財富用于民生需求。

　　但這一過程只能在一定時間段內起作用。錢和財富的最大區別在于，錢能長期儲存而財富只能短期儲存。當年生產的商品如大米過幾年不用就變質，由財富變成了廢品了。能長期儲存的財富如土地黃金等等是非常有限的。多年前資本賺得錢還在但與之對應的財富已經化為烏有了。財富沒有了，財富的交換符號貨幣也就找不到與之對應的實際價值了。貨幣長期儲存的結果就是大幅貶值。資本主義社會當社會貨幣積累總量遠大于社會財富所剩總量時，我們會發現幾十年的資本積累資本所賺得錢也只是不再值錢的貨幣而已。能長期儲存保值增值的社會財富在這一過程中早已被資本家收入囊中，社會已經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去滿足私有資本的獲利需求。

　　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整個社會的信心指數下降，資本生產的積極性下降，失業率升高，消費能力下降，金融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失效，于是經濟危機開始。資本重新洗牌，惰性資本出局。私有資本生產的積極性或說私有資本的性質，在于能否獲得一定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社會對商品的需求，它們并不對社會需求負責。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大半個世紀沒有發生經濟危機，是因為世界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世界所有國家的財富總量在支撐著他們的貨幣價值，資本買完本國的財富還可以去買全球的財富，全球化拉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周期。若單靠他們本國的財富，其貨幣早已失效。金融貨幣的調節功能失效是確定經濟危機發生的關鍵，而金融貨幣的調節功能還能發揮作用時經濟危機還并不嚴重。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宏觀規律。資本主義社會末期金融通過控制資本控制國家財富而很可能發展成為金融帝國主義國家，實業經濟同樣會受到控制和傷害。

　　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逐利本性也是在人性惡的社會論調中養成得。人們相信并接受了人性惡的觀點，同樣也就相信并接受了資本性惡，把資本性惡看著是人性惡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像承認人性惡但根除不了一樣，對資本性惡也就習以為常聽之任之了。人性惡，資本主義社會用分權制約的機制處理，而對資本性惡沒聽說有什么特別的措施，資本是自由的。相比之下，對資本性惡的制約要比對人性惡的制約要輕得多。美國人一手放在《圣經》上懺悔，一手聽從撒旦的指揮作惡殺人，一陽一陰之謂道，民主平等唱得高陽得至高在表，全世界掠奪殺伐作惡陰得至深在內，兩端亢奮不能和，典型的人格分裂精神分裂。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就是為了滿足消費，由消費直接驅動而不是為了賺錢。成熟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行為不會存在利潤問題分紅問題，社會生產的積極性不是來源于利潤而是來源于社會需求，不會因為有無利潤而影響生產。貨幣這一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生產和消費中介的經濟中介作用可有可無。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社會即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也不會發生金融危機這一當代社會經濟中介病。

　　資本本身是中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價值核心因人性惡而使資本性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時期，不能用占不占有資本對人或團體進行定性。這時勞動人民其實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有產階級是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也并不再是無產階級政黨而是實質上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實質上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屬于資產階級政黨，都是為各自的資產階級服務。中國國企改革如果公該私，就相當于把勞動人民重新打回無產階級回到解放前，把中國共產黨重新排斥在經濟基礎之外，失去了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自然就崩潰瓦解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時期，根據錢和財富的上訴不同特點，發行貨幣時，要設定貨幣的流通年限，終止到期貨幣的流通。這樣就可以防止貨幣的長期儲存，使其充分轉化為現實消費能力。年限長短可根據社會財富平均運轉周期確定。不要讓消費能力過期不作廢，導致某一時期消費能力嚴重不足，而另一時期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使得貨幣真實全面反映財富的所有性質。

　　一個社會幾黨制與社會價值觀的數量和份量密切相關。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有著相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社會意識，他們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實現的具體方式而已。從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角度看，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是美國同一價值觀的左右手，和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一樣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專政，形式稍有區別，無本質區別，形式上的兩黨制實質上的一黨制，或說是一黨兩制。中國和美國都是中央集權國家，集權與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中國和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都是唯一的，但內容不同，所以專政的目的也有所區別。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相通的，所以能被中國人所接受。正因為如此，在統一意識形態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與美國戰略對等，社會機制不落后而且更先進，中國才能有機會趕超美國。

　　美國是絕不會容許一個國家有兩種甚至多種意識形態主導社會，所以近兩百年來，美國始終是兩黨制而不可能發展成多黨制。反觀世界上很多學習美國民主的國家，如印度、日本、俄羅斯、韓國包括歐洲各國大都成了多黨制，動不動就聯合執政，弱勢政府，政局不穩定。有的國家就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主流價值觀而使政權頻繁更迭。美國政府不可能聯合執政，美國政府始終是強勢政府。他們為美國的表面民主所迷惑，根本就沒有學到美國政治的精華，不知道一個國家統一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一味追求所謂的形式民主。他們不懂得美國的民主也好自由也罷都是有條條框框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能力使國家意識形態得以統一。而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所以中國受到美國的格外關照。統一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個國家的正氣，氣和而形生，氣亂傷形，是一個社會成熟的表現。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了堅持真理的正氣失去了自己的主流價值觀也就不能使中國形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多黨制代表了一個國家價值觀的紊亂，這是多黨制的致命傷，和個人一樣，這是一個國家非常不成熟的表現。人類社會之所以現在一團亂象，主要原因就是人類意識形態不統一造成的，現代人類也還是很不成熟的。

　　美國政治選擇讓公民在指定候選人中直選總統，屬于先集中后民主，指定候選人是集中，選舉是民主，但不論選誰都會服務于同一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先民主討論，再集中決策，黨內差額選舉。道理都一樣，都是要確保一種意識形態的專政地位統治地位。正因為要滿足美國公民的所謂選舉權選擇權，所以實為一黨也只能從形式上分成民主和共和兩黨，否則如果美國是一黨制選民還怎么選?如美國產業工人可以組黨參選，一定當選，產業工人占選民的大多數，這樣不符合美國的現有國家意識形態專政的需求。

　　美國公民直選產生總統，同毛澤東的走群眾路線異曲同工，是美國版的群眾路線。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的根本目的是依靠群眾為人民服務，而美式選舉是迷惑人們為資本服務。當美國民眾的民主自由傷害到美國意識形態的專政時，不論哪個黨都會選擇丟下民主外衣直接專政，比如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終也是被直接清場。美國公民只能投選總統的肯定票，沒有投罷免總統的否定票。美國不是什么事都由選民投票決定。美國公民只有非常有限的肯定權，沒有否定權。這也是美國國家對公民的制約。

　　一人一票的實質就是民主平均主義，吃民主大鍋飯，并不符合科學發展觀。選票只能給出是、不是兩種選擇結果，而實際上很多問題的答案總是介于是與不是兩者之間不能確定。是與不是也往往互相轉化，使選舉結果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對一黨制而言，同樣存在制約的問題。如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協商、調研、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同美國兩黨制一樣，對黨的最大制約來至于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堅守，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制約來自于對真理的堅守對人民對歷史的責任。如果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對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堅守，其他任何外來的監督制約都是沒有實效的。這也是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的表現。對中國共產黨的制約主要來自于自身，這是一黨制的特點，黨外沒有權利能制約中國共產黨。一個黨和一個人一樣，如果自身沒有糾錯能力自我束縛能力，非需要外在的力量來制約糾錯是不成熟地表現。這樣的黨是沒有資格一黨專政的，一黨專政的體制就要求專政的黨必須有自我束縛糾錯能力。這種制約是為了人類更好發展人的更高層次的享有，而不是維持人類的現狀，象美國那樣抱著落后社會制度不放，拒絕社會文明的進步。一黨制的制約是為了促進，制約是次要的是手段，促進是主要的是目的。

　　中國和美國的政治有著很多相通之處，只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使美國代表了過去代表了落后，使中國代表了未來代表了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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