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哲學夢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躍成為世界政治舞臺的主角，第26屆聯大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中美之間長期關閉的大門也隨之徐徐開啟。1972年2月21日，在毛澤東堆滿書籍的書房里，中美兩國首腦的手握在了一起。在會談中，尼克松總統談到許多具體的國際現象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里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尼克松一定不會料到，中美開啟的首輪破冰之晤，毛澤東會以哲學問題開篇，而這次會晤留給尼克松以及人們的也確是印象深刻，而且必將劃過歷史的天空。后來尼克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毛澤東)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隨同會晤的基辛格也認為毛澤東“有著哲人的睿智”，“他省略的詞句像墻上的人影。”

　　毛澤東其實就是一個哲人，一個哲學家，一個執著于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大師，一個要用哲學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但毛澤東卻是個謙遜的人，當尼克松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時候，毛澤東卻回答：“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這是一個哲人的謙虛、幽默和品格。

　　早年的毛澤東，就堅信哲學能夠改造中國。當他還是一個師范生的時候，他就認為：“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他所說的“大本大源”，是指哲學和倫理學，是“宇宙之真理”。他在課堂筆記《講堂錄》中稱：“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動皆合此理想。”他認為要立真正之志，“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之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在求學期間，他象牛吃草一樣研讀中西方科學著作，吸收哲學思想。1912年下半年，他呆在湖南省立圖書館內刻苦自修，他后來在跟美國作家斯諾講起這一經歷時說：“我十分地有規律和專心，在這個方式下費去的半年，我以為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早上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在中午只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圖書館中一直讀到閉館的時修。”在那里，“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讀了世界的輿圖。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即《物種起原》)和約翰·斯陶德·密爾(即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著的一本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即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于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史地混合起來。”在那里，毛澤東系統地學習了反映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成就。1914年，他又如饑似渴地閱讀了譚嗣同的《仁學》，曾國藩的“家書”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學著作，還有《韓昌黎全集》、《昭明文選》、《楚辭》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一批書籍。1915年，毛澤東與蔡和森、陳昌等一師同學組織課外哲學研究小組，經常去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等老師住處請教。毛澤東好友張昆弟曾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們在1917年9月間的一次交談：“昨日(9月22日)下午與毛君潤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時將黃昏，遂宿于此。夜談頗久。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1918年6月，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后，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等好友到岳麓山，野餐露宿，進行社會改造問題的探討，計議在此辦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1918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讀到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參加了該研究會。期間，他常去北大旁聽一些重要課程，到楊昌濟等人家中拜訪求教，組織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到北大文科大樓聽蔡元培、陶孟和、胡適等人講演，還結識了其他許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1919年7月14日，由毛澤東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在7月21日刊載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回顧了自己在京期間感受到的學生思潮的巨大變化，他認為發生五四這樣的“救國大運動”，是因為“蔡孑民先生自為大學校長以來，注入哲學思想，人生觀念，使舊思想完全變換。”他擬定的健學會研究范圍為：“大體為哲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學，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諸問題，會友必分認一門研究。”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擬就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指出：“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于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同人今設一會，注重解決如斯之問題，先從研究入手，定名問題研究會。”他在列明的“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中，第一便是“哲學上之主義。”1920年6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說：“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即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格森、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杜威)起，漸次進于各家。”這年夏天，毛澤東讀了《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引起了他極大的共鳴，他認為從那時起自己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經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他說：“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1920年11月10日，毛澤東在《湖南通俗報》上發表的《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中列舉了書社經售的出版物的種類：“書之重要者：羅素政治理想、羅素社會改造原理、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杜威五大講演、赫克爾一元哲學、達爾文物種原始、社會主義史、女性論、旅俄六周見聞記、愛的成年、科學方法論、迷信與心理、歐洲政治思想小史、托爾斯爾〈泰〉傳、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歐洲文學史、心理學大綱、印度哲學概論、國際聯盟講評、人類學、波斯問題、科學的社會主義、歐美各國改造問題、革命心理、創化論、近代思想、柏拉圖之理想國、中國人口論、新道德論、生物之世界、孫文學說、科學通論、現代思潮批評、近世經濟思想史論、近世社會學、胡適短篇小說、吳稚暉上下古今談、新式標點的水滸、三葉集、俄羅斯名家小說、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國之研究、吳稚暉朏庵客坐談話，勞農政府與中國、心靈現象論、實驗主義、杜威現代新〔教〕育的趨勢、杜威美國民治的發展、現代心理學、天文學、西洋新派畫、社會與倫理、社會與教育、動的新教授、蔡元培倫理學原理、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婚姻哲嗣學、楊懷中西洋倫理學史、楊懷中倫理學之根本問題、新聞學、哲學概論、周作人譯點滴。”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我固無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隨著革命生涯的延展，毛澤東對于哲學的鐘情和癡迷與日俱增，他的哲學思想也日漸系統化、理論化，哲學成為他解決革命問題的法寶和得力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逐步升級之后，民族矛盾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首要矛盾，毛澤東對于民族危亡的深度思考促成了他的哲學思想體系的日漸成熟。1936年10月，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說：“現在，我們正努力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戰線，邀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要想和日本帝國主義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國家，這種戰線是必需的，同時在中國建立徹底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標，與黨的紅軍的工作及目標相同，必須向這種成功做去。”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寫給被派往西安做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的信中說：“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五十部，共價不過一百元至三百元，請劍兄經手選擇，鼎兄經手購買。在十一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1937年6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的《群眾工作問題》發言中說：“有了正確的傳統習慣，是否還容許有若干問題上的錯誤的傳統習慣呢?這是容許的。正確的東西中間可能包含錯誤的東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別罷了，因為社會有黑暗面，黨內往往也有黑暗面。會要長期如此嗎?不會長期如此的。隨著環境與任務的變更，隨著對唯物辯證法了解的進步，已有的黑暗的東西會被驅逐出去，基本上去掉這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將來又會有新的錯誤東西發生，但可以不使它成為傳統。”

　　1937年7月-8月間，毛澤東受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師生要求他講一講哲學問題的邀請，在軍政大學進行了演講，這就形成了他的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哲學論著。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批判了長期拒絕中國革命實踐、盲目生搬馬克思只言片語的教條主義，他指出：“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最后講道：“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他深入淺出地講解了形而上學與唯物辯證法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以及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他認為：“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用矛盾的觀點，教會人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人們心中頓覺豁然開朗。他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于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后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斗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并存于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斗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的《論持久戰》的演講中，對亡國論和速勝論進行了批判：“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于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于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于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后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后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抗日戰爭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了若干獨到的見解，例如：“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后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后，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后勝利。……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里。防御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御，也是這個道理。……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于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后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后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兵民是勝利之本

　　……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最后得出了科學的論斷：“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他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報告，對思想領域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其表現形式的黨八股進行了批判，號召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促進中國共產黨空前的團結。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毛澤東對理論與實際分離的問題批評道：“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對于主觀主義的表現和危害性，毛澤東指出：“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毛澤東要求全黨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他說：“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其中指出：“如果一個人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么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并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什么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　有什么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于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群眾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并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里作怪。……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演講中指出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在列舉第三條罪狀“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時說：“‘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么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卻偏要向人民群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在列舉第五條罪狀“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時說：“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文學藝術中對于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范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經驗可以應用于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范圍來說，外國的好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也有指導我們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于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文藝服從于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并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干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于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組織起來》的講話，他很生動地指出：“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盡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他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他講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鐘不敲是不響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我們的掃帚就是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手里拿著掃帚就要研究掃的辦法，不要躺在床上，以為會來一陣什么大風，把灰塵統統刮掉。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中國有句古話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黎明者，天剛亮也。古人告訴我們，在天剛亮的時候，就要起來打掃。這是告訴了我們一項任務。只有這樣想，這樣做，才有益處，也才有工作做。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毛澤東作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他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斗。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愿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于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對于革命與反革命的關系，他這樣說：“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他還指出：“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將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準確地把握了中國革命的內在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走向，善假于天地萬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摧枯拉朽，風卷殘云，神奇般地砸爛了一個舊世界，建立了一個新世界。第一次國共合作、槍桿子里出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打土豪分田地、農村包圍城市、民主集中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游擊戰、運動戰、兵民是勝利之本、自力更生，縱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其所思、所言、所行，無不閃爍著哲學的光芒，透著哲學的智慧，溢著哲學的風趣。與其說毛澤東用文房四寶打敗了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毋寧說毛澤東用哲學思想打敗了蔣介石的封建專制。新中國建立以后，面對著一個前無古人的事業，毛澤東運用哲學手段，與億萬人民一起，在一窮而白的基礎上，要畫一幅最好最美的圖畫，那幅畫就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中，宣傳并使他們獲得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勸同志們要學哲學。有相當多的人，對哲學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學哲學的習慣。可以先看小冊子、短篇文章，從那里引起興趣，然后再看七八萬字的，然后再看那個幾十萬字一本的書。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的發言結論中提出：“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里頭去。……如果遇到情況不對，怎么辦呢?情況不對，立即煞車，或者叫停車。象我們坐車子一樣，下陡坡遇到危險，馬上把車煞住。省、地、縣都有煞車的權力。必須注意防‘左’。防‘左’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說要‘左’傾，‘左’傾機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如果有問題，就要從個別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提來解剖，然后才證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從來的科學家都不是這么干的。只要有幾個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適當的結論。……有人問：什么叫‘左’右傾?過去我們講過，事物在空間、時間中運動。這里主要講時間，人們對事物的運動觀察得不合實際狀況，時間還沒有到，他看過頭了，就叫‘左’傾，不及，就叫右傾。比如講合作化運動，本來有群眾的積極性、互助組的普遍存在和黨的領導力量這些成熟的條件，可是有些同志說還沒有;合作化運動這個事物在現在這個時候(不是早幾年，而是現在)已經可以大發展了，他們說還不能，這都叫右傾。如果農民的覺悟程度和黨的領導力量這些條件還不成熟，就說要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全國來個百分之八十合作化，這叫‘左’傾。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條件辦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我們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個月，七個月的時候醫生就一壓，把他壓出來了，那不好，那個叫‘左’傾。如果他已經有了九個月，小孩子自己實在想出來，你不準他出來，那就叫右傾。總而言之，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在反唯心論的斗爭中間，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干部隊伍，使我們廣大干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對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十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科學的論述，他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什么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談到“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 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后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地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個人是這樣，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也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1]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在談到“黨和非黨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云、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在談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于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里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于殺呢，就是一個不殺。……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么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后，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在談到“是非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斗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于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在談到“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我們黨的支部書記，部隊的連排長，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著，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他們都曉得有兩點，為什么我們只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最后，毛澤東這樣總結：“一共講了十點。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就經濟問題、國際形勢問題、中蘇關系問題、大民主小民主問題進行了講話，關于經濟問題，他指出：“我們對問題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決得妥當。進還是退，上馬還是下馬，都要按照辯證法。世界上，上馬和下馬，進和退，總是有的。那有上馬走一天不下馬的道理?我們走路，不是兩個腳同時走，總是參差不齊的。第一步，這個腳向前，那個腳在后;第二步，那個腳又向前，這個腳在后。看電影，銀幕上那些人凈是那么活動，但是拿電影拷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動的。《莊子》的《天下篇》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凈是不動沒有，凈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后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斗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雖然有下馬，總是上馬的時候多。我們的各級黨委，各部，各級政府，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根本還是促進的。社會總是前進的，前進是個總的趨勢，發展是個總的趨勢。……將來搞了幾個五年計劃，有了經驗，是不是還會犯錯誤呢?還會犯的。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一萬年以后，搞計劃就一點錯誤不犯?一萬年以后的事情我們管不著，但是可以肯定，那個時候還是會犯錯誤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干什么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戲唱得好壞，還是歸觀眾評定的。要改正演員的錯誤，還是靠看戲的人。觀眾的高明處就在這個地方。一個戲，人們經常喜歡看，就可以繼續演下去。有些戲，人們不大高興看，就必須改變。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內部又有專家同非專家的矛盾。專家有專家的長處，非專家有非專家的長處。非專家可以鑒別正確和錯誤。”關于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現在有兩個地方發生問題，一個是東歐，一個是中東。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英、法武裝侵略埃及，我看這些壞事也都是好事。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許多人看到那個‘事’字上邊有一個‘壞’字，就認為它只是壞。我們說還有一個意義，它又是好事，這就是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出了一個貝利亞，就不得了，怎么社會主義國家出貝利亞?出了一個高崗，又是大為一驚。我們就要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這類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永遠也會有的。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于階級斗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層建筑也是一種社會關系。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君子動口不動手’，最好的辦法是用口。善講不聽，就會武講。沒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勞動者手里有工具，沒有工具的可以拿石頭。石頭都沒有，有兩個拳頭。……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拿法庭來說，它是對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對付反革命的，要處理很多人民內部鬧糾紛的問題。看來，法庭一萬年都要。因為在階級消滅以后，還會有先進和落后的矛盾，人們之間還會有斗爭，還會有打架的，還可能出各種亂子，你不設一個法庭怎么得了呀!不過，斗爭改變了性質，它不同于階級斗爭了。法庭也改變了性質。那個時候上層建筑也可能出問題。比如說，象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后還有的。”關于中蘇關系，毛澤東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對立的東西的統一。比如水，是由氫和氧兩種元素結合的。如果沒有氧，光有氫，或者沒有氫，光有氧，都不能夠搞成水。……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質的東西的對立統一。社會上的事情也是這樣。中央和地方是對立統一，這個部和那個部也是對立統一。……兩個國家也是對立統一。……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的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總是有兩點，有優點，有缺點，不是只有一點。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是一點論。現在，一點論在相當一些同志中間還不能改。他們片面地看問題，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關于大民主小民主，毛澤東指出：“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關于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干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里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里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斗爭。這種斗爭，要永遠斗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在人們的思想方法方面，實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的。我看那一年都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后，就一點主觀主義都沒有呀?我不相信。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面。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我們對于少數人鬧事，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準備著。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毛澤東還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他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深入分析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種種矛盾，他指出：“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毛澤東進而對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進行了劃分與解析，他說：“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毛澤東給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全國解放以后，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采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他用哲學方法分析了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原因及具體的矛盾形態，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于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在談到農村合作社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在談到群眾鬧事問題時，他說：“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里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里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在談到中國的工業化問題時，他說：“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存在決定意識。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于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熱烈地擁護這個大變動，因為現實生活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應該說，情況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作宣傳工作的同志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這個宣傳是逐步的宣傳，要宣傳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這是我們的希望。……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知識分子如果不把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據我看，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多數人是愿意學習的。我們的任務是，在他們自愿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廠農村去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觀花’，總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里住幾個月，在那里作調查，交朋友，這叫‘下馬看花’。還有些人可以長期住下去，比如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戶’。…… 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我們還有缺點，這個事實也要肯定。不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在我們的工作中間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缺點和錯誤也還不少。因此我們要進行整風。我們自己來批評自己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會不會使我們的黨喪失威信呢?我看不會。相反的，會增加黨的威信。抗日時期的整風就是證明。它增加了黨的威信，增加了同志們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這兩個黨比較起來，誰怕批評呢?國民黨害怕批評。它禁止批評，結果并沒有挽救它的失敗。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對于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這樣看問題的人，現在在共產黨里面還是不少，黨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說我們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這不合乎事實。不是一切都好，還有缺點和錯誤。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壞，這也不合乎事實。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認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個偉大事業，幾億人口所進行的這個偉大斗爭，似乎沒有什么好處可說，一團糟。許多具有這種看法的人，雖然和那些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敵意的人還不相同，但是這種看法是很錯誤的，很有害的，它只會使人喪失信心。不論是用肯定一切的觀點或者否定一切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都是錯誤的。對于這些片面地看問題的人，應該進行批評，當然要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態度去批評，要幫助他們。……所謂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證法。我們要求把辯證法逐步推廣，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我們現在有些文章，神氣十足，但是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這種文章應該逐漸減少。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不要老是想著‘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讀者處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你參加革命的時間雖然長，講了錯話，人家還是要駁。你的架子擺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愛看。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于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采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斗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斗爭中的發展，是合于辯證法的發展。人們歷來不是講真善美嗎?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惡丑。沒有假惡丑就沒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謬誤對立的。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統一體總要分解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內容不同，形式不同罷了。任何時候，總會有錯誤的東西存在，總會有丑惡的現象存在。任何時候，好同壞，善同惡，美同丑這樣的對立，總會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這樣。它們之間的關系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斗爭。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斗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斗爭中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起來。”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指出：“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長時間以來，人們對于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它看成僵死的東西，這是教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爭的結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統一，社會生活就前進了一步。……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指出：“世界上的事情總是曲折的。比如走路，總是這么彎彎曲曲走的。莫干山你們去過沒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盤。社會的運動總是采取螺旋形前進的。……我們中國歷來如此，有正面的教員，有反面的教員。人需要正反兩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第一個大好的反面教員。從前還有清政府，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后頭有蔣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反面教員。沒有他們，中國人民教育不過來，單是共產黨來當正面教員還不夠。現在也是一樣。……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系，就象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中說：“在團結問題上我想講一點方法問題。我說對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采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什么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寧曾講過，不犯錯誤的人全世界一個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你看我們這十二國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現在文字上的修正還沒有完結。我看要是自稱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樣，那種思想是不妥當的。因此，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呢?應該有分析，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我們黨曾經陷入形而上學——教條主義，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就全部毀滅他。后來我們批判了教條主義，逐步地多學會了一點辯證法。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對立面的統一。承認這個觀點，對犯錯誤的同志怎么辦呢?對犯錯誤的同志第一是要斗爭，要把錯誤思想徹底肅清。第二，還要幫助他。一曰斗，二曰幫。從善意出發幫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條出路。……這樣我們就有兩只手：對犯錯誤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爭，一只手跟他講團結。斗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無論什么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些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沒有一處不存在矛盾，沒有一個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認一個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學。你看在原子里頭，就充滿矛盾的統一。有原子核和電子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原子核里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總之，對立面的統一是無往不在的。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觀念，關于辯證法，需要作廣泛的宣傳。我說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我建議，要在各國黨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談這個問題，要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的支部書記是懂得辯證法的，當他準備在支部大會上作報告的時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寫上兩點，第一點是優點，第二點是缺點。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說：“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卻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

　　1958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要求：“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運動變化很大，要互通情報。開會的目的，為了調整生產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與慢的對立的統一。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下，波浪式的前進，這是緩與急的對立的統一，勞與逸的對立的統一。如果只有急和勞，則是片面性，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總要有緩有急，〔如武昌縣書記，不看農民情緒，臘月二十九還要修水庫，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戰與休整的統一。從前打仗，兩個戰役之間必須有一個休整，補充和練兵。不可能一個接一個打，打仗也有節奏。中央蘇區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張‘勇猛果斷，乘勝直追，直搗南昌’，那怎么行?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為‘緩’，‘緩’轉化為‘急’，‘勞’轉化為‘逸’，‘逸’轉化為‘勞’，休整與苦戰，也是如此。勞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戰與苦戰也有同一性。睡眠與起床也是對立的統一，試問誰能擔保起床以后不睡覺?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轉化為起床，起床轉化為睡覺。開會走向反面，轉化為散會，只要一開會就包含著散會的因素，我們在成都不能開一萬年會。王熙鳳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席。’這是真理。不可以人廢言，應以是否為真理而定。散會后，問題積起來了，又轉化為開會。團結，搞一搞意見就有分歧，就轉化為斗爭，發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團結，年年團結。講團結，就有不團結，不團結是無條件的，講團結時還有不團結，因此要作工作，老講團結一致，不講斗爭，不是馬列主義。團結經過斗爭，才能團結，黨內、階級、人民都一樣，團結轉化為斗爭，再團結。不能光講團結一致，不講斗爭、矛盾。蘇聯就不講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斗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講團結，就是‘一潭死水’，就會冷冷清清。要打破舊的團結基礎，經過斗爭，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好?黨是這樣，人民、階級都是這樣。團結、斗爭、團結，這就有工作做了。生產轉化為消費，消費轉化為生產，生產就是為了消費，生產不僅為了其他勞動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費者。不吃飯，一點氣力沒有，不能生產，吃了飯有了熱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馬克思說：生產就包含著消費。生產與消費，建設與破壞，都是對立的統一，是互相轉化的。鞍鋼生產是為了消費，幾十年更換設備。播種轉化為收獲，收獲轉化為播種，播種是消費種子，種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種子，而是秧苗，收獲，收獲以后，又得到新的種子。……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線一打是戰爭，一停戰又是和平，軍事是特殊形勢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也是一種戰爭。……總而言之，量變轉化為質變，質變轉化為量變……有限變為無限，無限轉化為有限，古代的辯證法轉化為中世紀的形而上學，中世紀的形而上學轉化為近代的辯證法，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恒的，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會分階級，或者要另起個名字，不會固定的。只有量變沒有質變，那就違背了辯證法。世界沒有什么東西不是發生、發展和消滅的。猴子變人，發生了人，整個人類最后是要消滅的，它會變成另一種東西，那時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總是要毀滅的，太陽也要冷卻的，太陽的熱現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時期，二百萬年變一次，冰河一來，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極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見古代是很熱的，延長縣發現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說，延長古代是生長竹子的，現在不行了〕。……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無限：時間、空間無限。無限是有限構成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化的。”1958年11月，毛澤東在與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要求：“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怪話，不讓講壞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還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還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都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都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當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風就不好。……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83萬人馬，其實只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澆’，那是做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冷靜，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方法。”1958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要求“研究辯證法問題”，他指出：“要抓生產，又要抓生活。兩條腿走路是對立統一的學說。都是屬于辯證法范疇的。……在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兩種所有制同時存在。是對立又是結合，是對立的統一。集體所有制中包含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質是集體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因素。……鄭州會議提出‘大集體，小自由’，現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這都是辯證法的推廣。……留有余地，讓群眾的實踐去超過我們的計劃，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一種事物總有兩種對立的東西。我們的黨也有兩種可能.一是鞏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時，一個中央分裂為兩個中央，在長征中與張國燾分裂，高饒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經常的。去年以來。全國有一半的省份在領導集團內發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脫發、脫皮，這就是滅亡一部分細胞。從小孩起就要滅亡一部分細胞，這才有利于生長。如果沒有滅亡，人就不能生存。自從孔夫子以來，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你說不做，實際做了。精神上要有準備。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滅亡總會有的。沒有分裂.不利于發展。整個的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整個講，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黨和國家，是要滅亡的。但在它的歷史任務未完成前，是要鞏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準備分裂。沒有準備，就要分裂。有準備。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暫時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饒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個支部都在起變化，有些開除，有些進來，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錯誤。永遠不起變化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挫折、失敗、滅亡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即使完全失敗，也是暫時的，總要恢復的。人皆有死。個別的人總是要死的，而整個人類總是要發展下去的。兩種可能性都談，沒有壞處。”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了自己不擔任共和國主席的問題，他說：“這次要做個正式決議，希望同志們贊成。要求三天之內，省里開一次電話會議。通知到地、縣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發表公報，以免下邊感到突如其來。世界上的事就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計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人不贊成。群眾不了解，說大家干勁沖天，你臨陣退卻。要講清楚，不是這樣。我不退卻，要爭取超美后才去見馬克思嘛!”

　　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在與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談話中說：“唯物主義并不等于馬列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有唯物主義，資產階級曾經發揮了唯物主義，例如法國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也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例如德國過去有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是改造了這兩種東西。他把唯物主義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聯系的、發展的。為什么會有發展呢?因為有矛盾存在。他把辯證法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辯證法，這與德國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不同。至于馬克思、列寧關于個別問題的結論做得不合適，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例如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后來出現的所有的問題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時把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加以解決。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這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斗爭的學說是革命的理論，即運用這個世界觀來觀察與解決革命問題的理論。”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等6級干部的《黨內通信》中指出：“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系列談話中提出了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許多觀點：“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于存在。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人民大會堂現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沒有開始建設以前，只是一個設計的藍圖，而藍圖則是思維。這種思維又是設計工程師們集中了過去成千成萬建筑物的經驗，并且經過多次修改而制定出來的。許多建筑物轉化成人民大會堂的藍圖——思維，然后藍圖——思維交付施工，經過建設，又轉化為事物——人民大會堂。這就說明藍圖能夠反映客觀世界，又能夠轉化為客觀世界;說明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后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么先知先覺。……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后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在土地改革中要實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經過反復多次以后才能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國內戰爭的后期，當時的中央曾經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當時‘左’傾冒險路線的同志認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階級觀點不明確，群眾觀點不充分，對發展生產不利。實踐證明錯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因為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對富裕中農最有利。當時，他們還主張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殺掉，卻不給謀生之道，地主有勞動力，卻不分給他們土地，這種政策，是破壞社會、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富農分壞田，也是這種性質的政策。中國的農民是寸土必爭的。土地改革中貧農總是打富裕中農的主意，他們的辦法是給富裕中農戴上富農的帽子，把富裕中農多余的土地拿出來。這個問題經過反復爭論和實踐，結果證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實際上消滅了富農經濟，在這點上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里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于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含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來到。打垮蔣介石，這是一個質變。這個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時間，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蔣介石軍隊和政權。而這個量變中，同樣有若干的部分質變。在解放戰爭期間，戰爭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每個新的階段同舊的階段比較，都有若干性質的區別。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為什么教科書過去沒有出版，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還不是因為過去認識不清楚，現在也還認識不完善嗎?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后，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毛澤東還談話中還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的不足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這本書“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認為：“作者們沒有辯證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196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杭州同柯慶施談話時指出：“在生產關系、所有制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在上層建筑方面，是猖狂進攻的那些意識形態，唯心論哲學，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還是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這是所有這些問題當中的最大問題。”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期間寫了《十年總結》的文稿，對建國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回顧，他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掛在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墻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里營人民公社’。……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同人走路一樣，走一陣要休息一下。軍隊行軍有大休息、小休息，勞逸結合，有勞有逸。兩個戰役之間也要休息整頓。”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說：“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1962年8月12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 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1963年3月29日，毛澤東在《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序言中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1963年5月7日，毛澤東針對“四清”工作指出：“要把90%以上的人團結教育過來，發動群眾，打擊極少數貪污盜竊分子。要使多數人有敵我觀貪，把階級隊伍組織起來。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會上總是一分為二，對立的統一，沒有貪污盜竅，不成世界。不然辯證法就不靈了。”1963年12月1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中指出：“永遠限于本地區本單位這個狹隘世界，不能打開自己的眼界，不知還有別的新天地，這叫做夜郎自大。……中央多次對同志們提出這個問題，認為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總是作為過程而向前發展的。而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著的兩個側面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而得到發展的。這應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通常識。”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就宗教問題批示：“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1964年2月3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一份報告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報歷來不重視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把這個理論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就教育革命的講話中指出：“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么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到大學的教育問題時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為一恐怕是修正主義，講階級調和吧。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么辦?中國出了修正主我的中央，各省要頂住。”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約康生、陳伯達、關鋒等談哲學問題，就楊獻珍 ‘合二而一’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說：“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東西?有聯系，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有階級斗爭，才有哲學。學哲學的應當下去，參加階級斗爭，身體不好的死不了，多穿點衣服就行了。大學文科這樣搞法不成，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不成，書本怎么能出哲學呢?……不搞階級斗爭，搞什么哲學……社會主義也得滅亡，不滅亡就不行，就沒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至少搞個百把萬年、百把千年，就不分質的階段?我不信。……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面。”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邀周培源、于光遠等人，就日本科學家坂田昌一提出的基本粒子概念及哲學認識論問題交談，他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一百萬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的產生、發展與死亡……人類也是產生出來的，因此人類也會滅亡。地球是產生出來的，地球也會滅亡……我們說人類滅亡，地球滅亡，是說有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來代替人類，是事物發展到更高的階段。”1964年9月25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說：“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1964年12月13日，毛澤東修改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寫道：“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同斯諾進行了談話，談到《矛盾論》時，毛澤東說：“《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向什么地方去。”當斯諾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經歷過這么多的變革，從開始作為一個學生，到參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時，毛澤東回答：“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看幾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來，我是壞人是定了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浙江省委的談話中批評了折衷主義觀點和傾向，并分析了折衷主義的五個特點，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所以堅持重點論，因為事物的性質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規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來，就認不清事物的本質，就不能判斷是非，就不能進行工作。折衷主義用二元論代替、冒充、偷換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就是把兩點論中的重點論偷偷地抽去了。他們把事物的兩方面，矛盾的兩方面平列起來，等同起來，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結果就掩蓋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質，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們引到錯誤的路上。……折衷主義慣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種對立的觀點，對立的名詞，對立的事物，無原則地結合起來。……折衷主義在判斷事物的時候，總是這樣也對，那樣也對。他們慣用這種手法來冒充辯證法，這樣就容易打‘馬虎眼’，容易偷梁換柱，混水摸魚，容易欺騙群眾。……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因為它把政治與軍事，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關系搞錯了，把靈魂抽去了，其結果就一定是：小則是單純的業務觀點，大則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1965年，毛澤東在重讀舊作《長岡鄉調查》時寫的批注中說：“什么叫馬克思主義?那時的中央領導者們，實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竅不通，鬧了多年的大笑話。但是這是難免的，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1965年，毛澤東在李達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寫的批注中說：“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系就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系，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1975年10月，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提出：“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

　　1971年11月15日，在26屆聯大全體會議上，秘魯常駐聯合國代表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的國家正在歡迎一個最大的國家，這個國家正在不屈不撓地為加速自己的進步而奮斗。這個國家沒有因為她目前的力量和潛力，而在反對國際經濟關系中存在的非正義現象這一經常性的斗爭中，選錯它必須去占有的陣地。發展中的國家所以懷著希望和信任的心情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原因就在這里。此外，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在我們這個組織中將貢獻出許多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首先是對國際問題采取一種超脫貪婪和強權的態度。這種態度將在國家不分大小分享正義、共享正義的旗幟下，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安全和合作。我通過參加這個大會的卓越的中國代表團，向中國這個具有悠久傳統而后又接受一種新的哲學的大國，表示一個小國——然而也是一個具有古老的傳統，并且在其值得驕傲的獨立的范圍內進行斗爭以確保進步的國家的歡迎和祝賀。”在德奎利亞爾的眼里，當時的中國已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哲學的大國。哲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張名片，這是中華民族的一份驕傲，而這份驕傲不能不說主要來自于毛澤東。毛澤東曾說：“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我在翻看叔叔留下的一本1969年出版的山東省中學試用課本《工農業基礎知識》(農業部分)時，驚訝地發現書中將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與農業知識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如介紹土壤的肥力時寫道：“毛主席教導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們只要捉住土壤中水、氣之間存在的這個主要矛盾，采用增施有機肥料和精耕細作等措施來創造土壤團粒結構的方法，協調水、氣矛盾，就可以不斷提高土壤肥力。”象這樣的寫作方法比比皆是，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讓哲學以平凡的面目走近了老百姓，成為老百姓日常工作、學習、生活的工具和幫手。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哲學的時代，哲學沖破了曾經的哲學家的圈子，走到了大眾中去。哲學成為一個時代的引領，為中華民族開辟出一片廣闊的空間。當毛澤東與一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很輕松地表示 “我談哲學問題”時，表現出的是一種新哲學的力量和自信。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勝利是哲學的勝利，是唯物辯證法的勝利，是新哲學的勝利。因為哲學，成就了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段璀璨的時光;因為哲學，那段璀璨的時光里閃爍著深刻的思想之光，它會讓中華民族不被掩埋在物欲、淺薄、混沌的橫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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