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以公有大同的價值觀作為核心信仰的入世學說教法。儒家大同思想在《禮記·大同篇》有明確表現。在此核心價值觀指導下，儒家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在《論語·季氏》第十六篇中，得到闡述：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在這里，儒家圣師孔子，明確指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穩定基礎，這是儒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人類經濟發展水平，是隨著科技發展而逐漸發展的，多寡是科技與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而均與不均，則是政治經濟所有權制度與分配制度決定的。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的明確的政治經濟學指導思想。縱觀歷史與現實，很多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都與政治指導思想背離這個原則形成財富兩極分化而造成，不得不深思!
儒家的原旨政治經濟學體系，圍繞著核心的公有大同的價值觀與社會理想而展開。在經濟制度上，為了實現公有大同的社會理想，提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原則，以一家之私，實現天下之公，避免被官僚利益集團所私有化。而王土則以“井田制”或“均田制”而平均分配給百姓耕種。井田制是儒家早期設計的經濟土地制度，以公田作為職業官僚的俸祿來源。到南北朝北魏拓跋宏開始，隋唐繼承的均田制，則是井田制的變化，以田稅代替公田。中國儒家的經濟制度，隨著井田制的瓦解而瓦解，晚唐開始進入土地徹底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時代。儒家在政治制度設計上，以君權天命為核心，以君權來作為百姓分散的個體權力的集中代表，制約官僚體系的權利，圍繞儒家核心價值觀社會理想，制定出三綱五常八德禮儀法制制度。儒家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為維護儒家的經濟制度服務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經濟指導思想的國家政治制度保證。中國歷史上，隨著均田制在晚唐的瓦解，經濟上私有化，特別是宋代開始，土地完全私有，自由買賣，儒家經濟制度瓦解，而政治制度的雖然繼續保持，形成君權控制下，官僚體系與地主資產階級主導社會的集權資本主義制度，僅僅保留著儒家的政治形式。而這種沒有對外掠奪的資本主義，內部必然造成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過大，國家凝聚力降低，宋代之所以國家富而不強，農民起義最多，就是這個原因。真正的儒家政治經濟制度時代，實際上在晚唐均田制瓦解以后，就結束了。原旨的儒家，從那時候起，也就被邊緣化，以后興起的儒家，基本都喪失了儒家的核心經濟學思想，結合了宗教的一些奴化思想內容，成為官僚與地主階層的工具，也就是后世所說的犬儒。
中華傳統儒家文化的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后世的貴族儒學中，被官僚貴族階層有意識的淡化。如同他們有意識淡化儒家原旨的公有大同核心價值觀一樣，是為了維護其官僚貴族特權。歷史上英明的帝王深知此道，會采取抑制豪強的政策，減少貧富不均的程度。但這樣的帝王，會被掌握了知識文字權的官僚貴族妖魔化，誣蔑為暴君暴政。漢武帝、王莽、朱元璋、雍正、毛澤東，都是因采取了抑制豪強的政策而被貴族的跟班文人咒罵。而輔佐帝王執行政策的改革家也會被他們誣蔑為奸臣，比如董仲舒，王安石，張居正，田文靜。。。。。貴族儒學因為其階級利益而閹割了儒家思想，抽出核心價值觀與政治經濟學思想，只強調形式上的三綱五常，弟子規范，舍本逐末，造成中國歷代王朝在官僚貴族把持下，因貧富不均兩極分化而不斷的改朝換代，造成巨大損失。
中華傳統儒家文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反而在民間千古傳承，底層民眾由于經濟政治地位的卑微，天然的繼承了這個儒家思想。歷代底層起義，都是以“均貧富等貴賤”作為口號。從這一點上來看，古代的起義，也是原教旨儒家與變質的貴族儒家的思想交鋒!
“均貧富等貴賤”作為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經濟學思想的具體體現，已經深入中華民族大多數人的血脈，這也是中國人在上世紀初，欣然接受西方馬列共產主義學說的思想基礎，皆因二者有著共鳴共通之處!我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如何繼承傳統儒家真傳教旨的思想，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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