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火辣辣的責任感 赤誠的愛國心 由衷的報國情——兩次參加“中國夢 知青情”活動的感受

　　火辣辣的責任感赤誠的愛國心由衷的報國情

　　——兩次參加“中國夢知青情”活動的感受

　　陶冶

　　2014年5月22日，是我公歷的生日。這個生日過得很有意義。由于一位朋友的推薦，得到組委會的邀請，我這個1957年響應國家號召回鄉務農的人，也能參加1968年老三屆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的活動，而且到海口來，為此感到榮幸。

　　開幕的會場在萬寧喜來登大酒店。主持人和講話人講的都很好。延安精神研究會秘書長蘇希勝將軍的講話我是頭次聽的。我覺得作為體制內的官員能講到讓我聽進去就很不錯、很難得了。因為這次就是參加會議，沒有寫紀實的任務，所以，我根本就沒動筆。能吸引我的是，他是延安精神研究會的領導，講的自然是延安精神。接著講了知青精神。把知青精神跟延安精神掛上鉤了，我覺得有道理。無論是延安精神，還是知青精神，都跟毛主席有關。因為現在給毛主席潑污都沒人擋了，正面說毛主席好話的也不多了，蘇希勝將軍能把毛主席提倡做的事情接過來研究，我認為很可貴;尤其在這樣的場合講出來，我就覺得很稀缺很難得很珍貴的。所以，可以說我是洗耳恭聽的。說實話，我已經20多年不參加大會不聽報告了，能讓我老老實實聽個始終，那也是不容易的。一般的小會，諸如座談會、研討會之類的我還是經常參加的，而且我都認真仔細聽講的。人家講的對我心思的我覺得有同志了，高興、開心;一旦遇上我認為是錯的，我就按捺不住，非給指出來不可。但我不武斷，我不認為我說的就都對，但必須說出來、，指出來。你認為你沒說錯，那就討論嘛!說我較真也好，說我僵化也好，反正我要對歷史負責，對聽講的年輕人負責，決不能讓有的人說的錯話傳染給聽講的人。

　　蘇希勝的講話，我愛聽，但也審視的聽。我已經形成習慣了，不這樣做不行。就跟我看朋友的文章一樣，不看便罷，讓我看了，經我眼了，我發現錯字或病句就一定標上的。因為我做編輯養成了習慣，就是審視。我就以這樣心態聽完蘇將軍的講話，竟然沒發現毛病或錯誤。我服了，在解放軍的營壘里，還有這么有政策水平和文化素養的高官!

　　董加耕原名董家庚，由于立志務農，要加倍耕耘，就改名董加耕了。他14歲入團、18歲入黨，毅然放棄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深造的機會回鄉務農，成為回鄉知青的楷模。他的講話不長，他總結出來的知青精神是“對事業忠誠的愛國精神、樂于奉獻的拼搏精神、顧全大局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虛心好學的求知上進精神。”這種知青精神是全黨全國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那意思是不僅不能丟掉，而且應該繼續發揚，毫不動搖地走知識分子與勞動大眾相結合的必由之路。

　　接下來講話的叫郝廣杰，比我還年長幾歲。他是帶隊送學生下鄉的。從天津到北京，帶上中南海的水和土以及種子，步行去山西平陸縣毛家山大隊的。他把學生送到地方了，交給當地領導了，也就圓滿完成任務了。但是他并未徹底交差，又主動申請到毛家山跟學生一起當農民。等到知青返城了，他也回天津了。可是當他退休后，又返回毛家山擔任村支部書記帶領農民共同致富。

　　已經五體投地地聆聽了三位講話了。之后的報告人講得也不錯，是個先富起來的企業家沒有忘記第二故鄉的鄉親們，主動回去幫助當地農民脫貧致富。最后是位叫胡向艷的陜北女大學生村官(我是不贊成這個稱謂)的講話。現在的大學生，能認可下鄉跟農民在一起，盡管是領導農民，但也是跟農民一起摸爬滾打啊。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離鄉背井到舉目無親的村子里工作，確實很難得。現在把她們的舉動和作為跟當年知青下鄉比是勉為其難了。現在的農村早就不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化時代了，就是愿意下鄉跟農民結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沒那個環境和落腳地了。她們現在是到農村去，給農民出主意找門路帶領農民致富的。一個剛出校門的青年學生有什么資格和資本能取得農民的信任?好在他們是取得了上級的認可帶著工資(微薄的)下來的。不然連百家飯也吃不成的。盡管如此，為了自身的發展，走下鄉道路，在農業實踐中獲得鍛煉還是相同的。當年的知青除了自己要適應農村生活，學習農業生產勞動的本領，沒有政治責任，沒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包袱。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講話的女村官很不容易很不錯了!

　　上午的開幕式是圓滿結束的。因為會議延時了，午間就不能休息了，吃過午飯就在我們下榻的新惠康酒樓二樓多功能廳舉辦了論壇會。各地知青代表發言。老知青董加耕不屬于1968年下鄉的老三屆，是跟邢燕子、侯雋齊名的知識青年老典型。雖然我在發言稿里列舉了他們的事例，但并未見過面的。邢燕子身體欠佳沒來上，侯雋也沒來。董加耕雖然年已七旬了，可是身子骨和精神頭還蠻不錯的。開幕式上他坐在主席臺上，我是仰視的，這會兒他就坐在我身后。當主持人點名請董加耕發言的時候，雖然瘦削，腰板還算硬朗的長者走到前面，坐在發言席上，從容的，慢條斯理地開口了。他沒有慷慨陳詞，沒有旁征博引、引經據典，也沒有論說和歸納，就是樸實地講述、平和地傾談，我聽得如心靈上的交流。他的觀點、他的信念并未因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可以說，他沒有隨同流俗，更未同流合污。我認為毛主席老人家沒看走眼，他認可的典型是站得住的。董加耕回到我身后，因為靠墻就是立式空調，開大了他受不了，而我還覺得力度還不夠。于是我倆就調換了座位。

　　其他人的發言也是不錯的，因為沒想聽后寫點兒什么，無論是贊同的還是持異議的都未往心里去，此刻也就不多嘴了。

　　晚上是文藝匯演。對于到劇場看文藝演出，除了觀看了烏有之鄉舉辦的懷念毛主席的演出外，我基本不看的。這次應邀參加活動就該“客隨主便”聽從主辦方的安排。說實話，那些專業演出我都不屑一顧的，這些屬于業余水平的能奈我何?可是看了之后就覺得我們又回到毛澤東時代了。我心里叫好，沒有一個是無病呻吟的，也沒有搖頭晃腦的，更沒有扯脖子嚎或勒著嗓子硬擠的讓人感到頭皮發麻的聲音。可以說都是振奮人的、鼓舞人的，能提神的歌曲或給人以美感的舞蹈和時裝表演。尤其是南京老戰士的一組大合唱，可以說跟專業的沒啥區別。我注意了，站在后排的參加者都有白頭發的了。他們那個認真勁兒就是從解放軍大學校養成的。整場晚會盡管參演單位來自四面八方，可是組合到一起，真的形成了圓滿的整體。我認為晚會是成功的!

　　南京老戰士合唱團演出

　　23日上午論壇發言繼續。頭一個發言的是下鄉到山西的北京知青、本次活動組委會成員葛元仁，題目是《知青上山下鄉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這個發言稿本人曾發給我看了，這次大概講了30分鐘，我聽的時候也不覺得乏味和膩煩。他是通過一系列的事例證明自己觀點的，點了好多各地知青得益于上山下鄉的真人真事，以說明國家把知青道路列為國策的必要和意義。葛元仁的第一槍打響了，贏得了熱烈的掌聲。接著他就以主持人的角度把握論壇了。有他給打樣了，我就覺得我的發言輕松了，一是觀點相似，二是我的發言稿經他審閱了，并按他的意見修改了。而這場論壇就是由他主持，能不覺得心里有底兒嗎?我是第三個發言，題目是《知識青年跟農民相結合是造就人才的有效途徑》，因為時間不能超過20分鐘，會議材料也發給與會者了，我就沒照稿念，把主要的說了也就算了。

　　對于其他發言我都認真聽了，各有個的角度，各有個的講法，但都能把握住這次論壇的主旨和主體。我對知青道路和知青問題原本不怎么關心的，這次被動地參與了，卻覺得很受教育。毛主席當年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是高瞻遠矚的，是有戰略意義的。老人家提倡“在大風大浪中培養革命接班人”。“文革”風浪平靜了，就把他們送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再鍛煉鍛煉，讓他們進一步成熟起來。40多年過去了，他們當中經過大浪淘沙確實涌現了不少革命接班人。這次參加論壇的和參加文藝演出的，就是其中的代表。全國各地組織起來的知青隊伍是很大規模的，可以說這是一支新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大軍，是21世紀初黨可依靠的堅實力量。他們是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工農、城鄉聯系的紐帶，是延續毛澤東思想的火炬傳遞者，是復興社會主義希望的承載者，是實現中華偉大復興的圓夢者。沒人指令他們，他們是自覺自愿組織到一起的。三個人的邀會都不容易，這么多人，這么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活動，能召之即來，靠什么?不是出場費、不是紅包，那靠什么?在當晚的晚會上有了答案。

　　這天的晚會基本上還是前場晚會的參與者，但演出的節目并不是重復，而演出的盛況卻在升溫。其中有個詩朗誦，是組委會一位領導同志自己寫的，把知青和知青道路用詩歌總結表達出來，效果很好，博得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我沒想到晚會的高潮竟然是首詩朗誦推起來的。負責調度的王進江同志忙上忙下，指揮各演出隊展示隊旗，拍照留念。在演出中間，還把我們參加論壇的60多個老黨員召集到臺上，在黨旗下，由郝廣杰帶領宣誓。其實，所有的講話、發言和演出的節目，都宣誓了知青大軍繼續革命，走與農民相結合，報效祖國的決心和雄心。南京老戰士合唱團威武雄壯、士氣高昂，使得結尾的全場大合唱《歌唱祖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歌聲飛揚在海南夜空。

　　海南活動的第二場晚會

　　表現 女知青在農村當赤腳醫生迎來新生命

　　晚會結束時高唱《歌唱祖國》

　　晚會結束還公布了得獎名單，當即頒獎。雖然沒有獎金，也只是活動組委會頒發的，但各演出隊都很興奮很振奮，如獲至寶。知青道路走過40多年了，這個獎拿的容易嗎?不要說補助或報酬了，就是能從所在地走來，聚集在一起同臺高歌，就是今生的充分享受啊!這種自覺自愿的精神源于哪里?我想起了當年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能進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是榮耀啊!我也想到了，上世紀40年代為什么那么多知識青年奔向延安，不就是有崇高的信仰嗎?如果是為了“先富起來”能那么踴躍嗎?

　　24日上午的安排是和大學生交流。主持人劉平希望大學生能提出問題，或者讓大學生講講他們的想法，之后針對他們的疑問參加論壇的老知青們再講。但是這些學生并沒提出有代表性的或關鍵性的見解和疑惑，只是表示要接過當年老知青的接力棒，繼續走知青路。

　　在沒有目標，也無感可發的情況下，我不會發言的，只是聽聽而已。可是當東北農大的一位教授喋喋不休地講了30多分鐘后，我憋不住了。現在的大學生所面臨的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環境嗎?毛澤東時代上大學不僅不要學費，每月還補助15元錢，去了伙食費還能剩點兒買牙膏和香皂的零花錢。大學畢業就有工作了而且是國家干部，只是分配的崗位是否如愿了?而現在的大學生不僅享受不到伙食費和零花錢了，而且要拿一筆承擔不起的學費的。學生上大學投入那么多，他首先想的是怎么能把家里為他花的錢(大多是借債啊)掙回來?他(她)不想掙錢行嗎?就是想報效祖國，國家給他崗位嗎?如果要謀得個崗位，還要有不小的投入啊!一般的勞動者家庭，不僅是沒有資本可投了，連門路也沒有啊!現在教育也進市場了，也搞產業化了，你在那里教育或鼓勵大學生如何如何那對路嗎?

　　我這個人有個頑劣的毛病，說話太實際了，還好激動，好義憤。我的近親有4個大學生。大外孫女讀大學花了10多萬，考公務員都覺得不解渴啊，只好去給老板打工，月工資能過4000，還能有點兒獎金。這樣，去掉1600元的房租和生活費，每月能剩兩千。試想她得干幾年能把家里投入的錢掙回來啊?她的錢還沒掙回來呢，就該答對她結婚了。好在家里就她一個。我老妹妹的孩子也花掉七八萬，讀的是專科。畢業后留在天津也是給一個私企打工，月工資3000，干的是三班倒的技工活。已經干3年了到了結婚年齡了，天津的房子能買得起嗎?這還不算，這3年，頸椎、肩胛都覺得不聽自己的了，更嚴重的是腎也出了問題。我就用這兩個實例說明，他們都在為老板效力，怎么能報效國家?我二女兒的孩子讀國際關系學院了，老姑娘的孩子在天津讀民航學院，學習成績和身體條件合格了也要自己家拿錢，學費6000，住宿和伙食費還有一大筆，具體花了多少，人家也不說。這倆孩子的投入也不能少的!

　　我去過朝鮮，寫了《出行朝鮮》百度上還可以點出來。我就說，人家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都免費，安排工作也不用花錢。跟咱們毛澤東時代相同。人家沒有私營買賣，國家沒有稅務局。我越說越義憤，有人就以為我喝酒喝高了，還有好心人把我拉到場外透透氣，提示我含幾顆救心丸。

　　冷靜下來后，覺得太不值得了!在這樣的場合發這個議論有意義嗎?我也想了，那個教授感覺一定好不了的。主持會的人怎么想啊?組委會的領導也在場，也聽見了，人家會不會后悔，怎么把這個老家伙邀來參加活動啊?

　　吃午飯的時候，那個教授也坐到一桌了，我就請他理解，我的發言不是針對他的，卻是他的話引起的。沒有他的發言，我不會有這個議論的。他說他理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理解，還是客氣了。但我想，再有這類活動最好別參加了，我也立即想到，不是你參加不參加了，人家也不見得還邀你了!

　　午后安排我們去看博螯會址，之后參觀紅色娘子軍紀念館。到了博螯因為要門票，帶領我們的同志說里面沒有什么可看的。我們就在外面轉轉拍了照就上車了。車開到紅色娘子軍紀念館，這里不要門票，我看了個遍，深受教育。

　　第二天(25號)就去看天涯海角。邀我參加活動的葛元仁同志沒去。去的人分頭坐小車，我坐的車里有董加耕、云開慶和王延春(延川市的)。我就聽云開慶、王延春和董加耕的對話，聽起來都很新鮮。董加耕講的比較多，可惜我沒帶錄音機。他講他一生最榮幸的是，跟毛主席一起吃生日飯。他和邢燕子、侯雋，還有王進喜。他跟毛主席膀挨膀吃的。我真羨慕他。能看見毛主席都很了不起啊，而他們4個竟然能跟毛主席一起吃飯。毛主席逝世時他是治喪委員會的成員，為毛主席守靈竟然7天7夜沒離開。他的最高職務是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我就想了，倘若毛主席晚幾年離開人間，或者“英明領袖”不投降，等到陳永貴退休了，他都有可能當主管農業的副總理。

　　在研討會上與董加耕同志交談(左)

　　仰慕已久高不可攀的老哥情同手足

　　手機突然響了，是老伴從老家打來的。她問我在干啥?我說去三亞，正和董加耕大哥坐在一起哩。為了證明我不說謊，就把手機給董加耕，讓我老伴兒給董加耕大哥問好。顯然我也是讓我老伴兒分享一下我的快樂。

　　到了海邊在天涯海角處逗留了一會兒，我們幾個就走散了。王延春花30元錢買了兩張觀光車票，叫我跟他上車。拉到終點，我倆也分開了。因為沒看見“南天一柱”，我就抓緊時間去找，可是沒找到。過來個觀光車，我說去南天一柱，就買票上車了，結果人家給我拉回原處了。我埋怨司機，司機覺得失職了，就給我聯系再坐另個車返回去。但是，下車后還要自己走一段路才能找到南天一柱。我總算找到了。為了趕路，還得到終點上車啊。我在觀察情況的時候，董加耕大哥發現了我。他和云開慶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正在吃午飯。他就讓身邊的細高個子去為我買飯。我趕緊過去以免讓人家花錢。我到了那個蛋炒飯的攤位上，要交錢，那個細高個子說已經交了。一份30元。我還不認識人家，怎么能毫不客氣地吃人家的啊?但他執意讓我回座位等候。我回到董加耕身邊，才知道那人是他侄兒，給我買飯是他的意思。

　　他們先吃的，自然也先下桌了。等到了發車點，云開慶手里拿著4張返回的車票，怎么喊董大哥也沒應聲，看來他們爺倆已經走了。多余的兩張車票不給退，又瞎了30元錢。

　　參加知青活動，真的很有親近感。這種知青情溫暖了我，也深深地感動了我。

　　董家耕仍然是知青的楷模

　　午后去看鹿回頭，上山的時候有觀光車，但組委會的劉平和他們青年部的領導也沒坐觀光車，我們三個是步行的，我就把昨天跟大學生交流時我臨時發言的事情跟劉平說了，他說他理解我。至于葛元仁是怎么樣的態度，我是不得而知的。三亞旅游結束我們坐動車回海口住了一宿，26號就飛回北京了。

　　海口合影，結識了八方新友

　　7月6日10點37我在內蒙阿榮旗竟然接到葛元仁的電話，他還邀我參加天津的活動。這就無疑地表明，他對我那次發言也理解了。我盡管手里有活，但二話沒說就欣然接受了：“我去!”

　　7月25日，到天津金馬賓館報到了，晚上就看場文藝晚會。地點是光華劇場，舞臺背景幕上是：“中國夢.知青情”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知青重返第二故鄉 創業事跡(天津)報告會。橫額是“再唱青春之歌百年電影歌曲音樂會”。

　　開場前，請《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同志的長子馬青柯講話。今年8月25日是楊沫同志百年誕辰，馬青柯簡述了母親的生平和業績，肯定了老一代革命者追隨中國共產黨，為勞苦大眾的解放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貢獻。他對首先關注高堂老母的舉動能出現在知青隊伍里，感到意外和欣慰，因此對組委會表示誠摯的感謝。

　　天津的頭場晚會楊沫之子馬青柯被請到臺上

　　演出以民樂《紅花遍地開 海河情》開始，《大路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跟上。中間是《邊疆處處賽江南》、《我愛你中國》、《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松花江上》、《映山紅》、《扎紅頭繩》、《滿懷深情望北京》等。最后的是大合唱：《洪湖水浪打浪》、《娘子軍連歌》、《我的祖國》。整場演出貫穿著一根紅線，這就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唯一讓我沒聽明白，也感覺不出什么積極意義的是《不見不散》，就那么一句喊得很累，也很不受聽。這個算是美中不足吧!

　　7月26日上午，大會在光華劇場舉行。劉平主持，各位領導和嘉賓在主席臺就坐后，其中有邢燕子和侯雋(她講話了)。劉平逐個介紹完了報告就開始了。開場講話的還是蘇希勝將軍。他的講話上次在海南已經聽了一次，這里就不多說了。

　　天津報告會開始了

　　有幸和回鄉知青楷模邢燕子大姐站在一起

　　之后就是郝廣杰。他的事跡上次在海南雖然知道了，但這次并沒聽厭。他不是照稿子宣讀，而是娓娓道來。給我印象較深的是當年有個15歲的女學生，報名3次都沒被批準，原因就年小。可她竟然寫了血書，組織上看她態度這樣堅決也就批準了她的要求。這個例子就給那些誣蔑知青下鄉是不得已的，是被驅趕到農村去的說法狠狠的抨擊。他還講了“三心”：當他把學生交給生產隊后，學生不讓他走，說“郝老師你走了我們就不安心了”;大隊領導也不讓他走，說“你老師走了，我們就不省心了”;學生家長也不讓他走，說“郝老師你走了，我們就不放心了”。為了讓學生安心、大隊領導省心、家長放心，郝廣杰認可了，回天津彎兜中學就辦了手續，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下鄉的唯一大學生。

　　學生安心了，有的扎根了，他也放心了，當知青返城時他也回天津了。等到擔任天津農大常務副校長成為副廳級領導干部并且退休了，他又返回毛家山當老大學生村官了。這次是把戶口和組織關系都帶去了。他還帶去了百萬元積蓄，就是要和毛家山的農民和扎根在那里的老知青一起改變毛家山的面貌，讓毛家山人都富起來。這是什么精神?是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作為共產黨員能把黨的宗旨丟在一邊只顧個人發財暴富嗎?他要做毛主席教導的“五種人”。他出口就是毛主席語錄，而且說的一字不差。比如“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面對這位老哥，我服了。我就覺得我是信仰馬列、信仰毛澤東思想，是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忠于社會主義的“三忠于”分子(有人說我中毛澤東的毒中得太深了)，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把祖國的命運看得比天大的“愛國賊”(賣國賊們這樣罵我們的)，而在郝廣杰的身邊，我自愧弗如了!我做啥了?人家有行動、有作為，而我充其量是發表一些文章為人民大眾“鼓與呼”罷了。我是清貧文人沒有積蓄不能到農村二次創業帶領農民兄弟共同致富。我只是發揚“五不怕”精神，冒著被帶去喝茶和被監控的危險，替老百姓、也替毛主席說點兒公道話。我個人經濟上沒什么損失.。

　　之后是回赤峰雞冠山創業帶領村民致富的孫奎連同志。他是從大連到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大城子鎮雞冠山插隊的知青，2006年返回插隊的農村，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組織了肉牛繁殖、寒富蘋果、食用菌和生態旅游4個專業合作社。為了發展山區經濟，投入了300多萬元資金，決心5年實現全村人均收入一萬元。他的事跡也很感人。

　　最后的是用生物土壤修復技術為第二故鄉修復板結了土地，恢復生機種出綠色有機糧食的事跡的宋新華。宋新華同志原來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856農場的知青，2007年帶著所學到的生物土壤恢復技術回到農場，降解土壤中的農藥化肥殘留成分。7年時間，他每年多半年在北大荒，投入了家里的全部積蓄，把這項生物技術推廣到幾百萬畝農田，在大幅減少化肥和農藥的情況下，糧食增產20%;并且培養和帶領著好幾萬青年農民和技術員隊伍。

　　這項技術我是頭一次聽說的。面對農田多年的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造成的依賴的后遺癥，這項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是很有意義的。我想，他該成為現代農業戰線的一大功臣!

　　下午在金馬賓館二樓會議室開座談會。葛元仁同志主持。首先發言的是天津農大的張煒教授。他是個光頭大肚漢子，跟我心目中的教授形象相差甚遠，跟在海南會上的哈爾濱的教授正相反，那個是細高的，這個是粗短的。他的發言是搞土地流轉辦專業合作社的。我對土地流轉就不看好，而他卻大講特講。主持人限定20分鐘，他卻講起來沒完，對照屏幕講起專業課了。我都想建議主持人中止他的發言，可是主持人卻能忍受，直到他講夠了為止，顯然超過了半小時。我本來就感覺厭煩了，他還說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的三要素論不對，應該加上政策和管理該是五要素了。我暗笑你也開始搞馬克思主義創新和發展了。于是，我想起來在烏有之鄉講壇上說馬克思沒有體系，毛澤東沒有體系，而他有體系的那個“宇太”教授。現在這樣的“高知”怎么這么多?都竟然不自量力到這個程度!那個自命不凡的“宇宙太陽”我再不想看他，不用說他的講座了，就是他的文章我也不看的。與這個宇太教授相比，張煒教授還未到他那個程度。所以，我還是耐著性子聽吧!

　　接下來的發言人是坐在我對面的叫不出名字的人，一開口就是“十年浩劫”如何如何。我立即奉勸他不要再這樣說了。“你說錯了，那十年是浩劫嗎?如果說是浩劫的話。浩劫的對象是誰?”因為我只想提示一下，經過“改開”的30多年，怎么還抱著這句話不放?所以，現在基本上聽不見這樣的說法了。我是出于好心提示提示，并未多說。只是給他指個錯罷了。如果他不服氣的話，我就該問他了：那十年所有的福利待遇被剝奪了嗎?知青下鄉有補助;干部走五七道路有補助之外，工資照發;就是所謂蹲“牛棚”的人也未停發工資。所有的國家職工有1個下崗的嗎?職工子女就業多是到父母所在單位。單位沒有崗位了，就到大集體企業，大集體也飽和了就辦小集體企業。所有成年人都有工作都有班可上，沒有被剝奪勞動權的。因為勞動和吃飯是相關聯的，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啊!今天的現實和那十年比一比，還能說是“十年浩劫”嗎?

　　會場秩序應該考慮，發言也不該強求一律。可是發現和聽見了錯話我這個年齡段的人能無動于衷嗎?他對我給指的“十年浩劫”之錯認沒認賬看不出來，但他接著說毛主席說農村是廣闊天地是對的，但是讓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錯了。我左邊的人表示贊成。倘若沒這個贊成的人，我也不會再開口的。有人贊成了，那我就不能不予以駁正了。“十六七歲你懂什么，下鄉了不該接受教育嗎?我虛歲16回鄉當農民，不接受農民的教育我會什么?”現在有好多人說毛主席這不對了，那也錯了。我最反感這個!所以，我就又老毛病復發了，好在沒像在海南那次接受了小同志的提示，口含了4粒救心丸。

　　那個人又問我延安精神是什么?我張口就說：“延安精神是‘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是‘邊生產、邊學習、邊戰斗’，也就是南泥灣精神。”他沒話了。

　　主持人葛元仁針對會場狀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說小崗村也反對土地流轉了，把土地歸到一起了。他說據他調查了解，農民是不愿意接受“土地流轉”的。把土地讓出去給種田大戶了，自己給種田大戶打工，還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可是卻拿不到土地的全部收入。這是不能接受的。土地給人家種了，如果是短期的3年，種地的人不會注重土地養護的。等把土地還給你的時候，那土地已經糟蹋完了。如果簽的合同是10年的，人家肯于投資了，到期了你想收回來也收不起了。所以，土地流轉是行不通的。最后他明確地說，分田單干破壞了生產力。我從他這句話就覺得遇到了知音。 總設計師說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也就是從“大包干”開始的。他認為大包干成功了，于是到城里也搞承包了。企業廠長、經理承包，就搞短期行為，開始能發點兒獎金，后來就逐漸虧損了。于是就出來個“減員增效”、“優化組合”讓職工下崗或“買斷”。可是這樣的增效是增不了效的，就搞租賃，再到出賣。我想起習近平說的，“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都會扣錯。”習近平說人生的扣子是這樣的。那么改革何嘗不也是這樣啊!于是我立即補充葛元仁的說法，我剛剛從興十四村回來，我就用興十四村(可點百度看我《東北紀行》)的機械化程度為葛元仁的說法做佐證。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實現農業機械化;要實現農業機械化和水利化，就必須恢復農業集體化!

　　組委會里有個叫靳建疆的顧問，才55歲。他的發言在座談會最后，有點兒總結性的意思。他的態度平和，語言也中肯到位。他雖然未說誰是誰非，但能聽得出他是贊成葛元仁，也包括我的說法的。晚飯飯后他說邢燕子大姐身體不好行動不便，他要送大姐回家。如果我也不參加晚會的話，就跟我交流交流。我說晚會有募捐活動，如果不去的話，似乎怕捐款啊?他看我不能不去看晚會，也就罷了。

　　這場晚會是“中國夢知青情系列活動(天津)公益晚會”。兩場晚會都是天津各知青藝術團體參演的。所有的演出節目都是高水平的，尤為引人入勝的是時裝秀表演：“盛世牡丹”。據說平均年齡60歲了，能排練、登臺表演達到全場觀眾凝神注視的程度，就很成功了!就從這個節目也能看出知青精神的偉力來的!收場的合唱：“南屏晚鐘”、“朝霞中的崛起”、“我的祖國”在鋼琴伴奏中把演出氣氛推向高潮。

　　之后又是組委會領導與演員們合影和各參演團體的留念拍照。

　　因為是公益晚會，中間有兩次募捐。開始捐款的都上千元。就是海南遭到臺風的受災戶，已經接受了知青戰友捐助的海口老知青，他也拿出1000元。主持募捐的劉平也捐了500元。組委會的同志可能都捐了。繼續演出了，我就看葛元仁和一位老同志到舞臺左側大概是提出要補充捐款，之后就來個第二次募捐，葛元仁和那個老知青都上臺捐了500元。4萬多元的捐款要贊助給毛家山、雞冠山等4個單位。在場的郝廣杰上臺表示要把接受的捐款用于老年人的福利上。孫連奎(也捐款1000元了)說要把接受的捐款用于某個方面。我從這里看見了老知青們肯于互助的奉獻精神。

　　天津的晚會也很圓滿

　　晚會結束后，我沒有坐拉我來的大巴車，葛元仁坐的車有空位，他讓我跟他走。我就上了他們的車并坐到一起了。我身后就是那個說毛主席讓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錯了的人。葛元仁就側轉身子對他說，給他講了不少實際例子以證明他的看法是錯的。那人說毛主席已經說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怎么還能接受他們的教育啊?我聽了就想說，毛主席當時說的也沒錯，農民就是沒有工人階級覺悟高，要想工農聯盟，就必須教育農民提高革命覺悟和革命意識，以便參加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到了1968年經過10年人民公社化的農民已經不是以前的比較自私自利的“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民了，他們是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覺悟的新型農民了。尤其是貧下中農是公社社員里的比較先進的，作為青年知識分子不該向他們學習，改造主觀世界嗎?15歲就下鄉到梁家河大隊的習近平就通過跟貧下中農的結合，接受了貧下中農的教育，過了“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被吸收入黨的。他能過這“五關”不是接受貧下中農、社員群眾教育的結果嗎?但是葛元仁不讓我說。我也相信他有能力說服那個人。從后來的交談中，我得知葛元仁可不是一般的知青，他到現在還能執著地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國策之一。我就沒聽他說過毛主席有什么錯誤的。他之所以能有自己的主見不人云亦云，跟他的家庭教育是有關系的。他父親是部隊的高級干部，具體名字我沒記住。我稱贊他“你不愧為紅二代啊!”當時，他對我的贊許沒說啥，過后提出了對“紅二代”這個稱呼的看法。他說：現在社會上是以家庭出身來論的，這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拿來說事。我個人認為，凡是繼承了革命先輩遺志的人都應該是“紅二代”，這樣就能夠團結大多數人，也讓那些人無口實。

　　由于晚會中有募捐活動，看完演出就10點多了，到賓館就接近11點了。我想靳建疆肯定回來了，就邀他到我房間一直談到快12點。他的想法和看法跟我是相近的。這個我是沒想到的。我很高興。我說，現在最成問題的就是55歲以下的。他們趕上毛澤東時代的尾巴，他們只知道那個時代物資匱乏，生活水平低下。就是說“苞米面肚子、的確良褲子”。我說有化學纖維“的確良”了，穿衣服的問題解決了。以前每人24尺布票，穿衣服確實不夠。所以國家一直注重糧油棉麻的生產。困難歸困難，但無論職務高低都是這些，老百姓是沒意見的。吃的、穿的，還有副食都是憑票供應，那是當時國情的需要。困難大家都困難。毛主席、周總理也一樣穿上補丁的衣服。我不明白他怎么會有這樣清醒的認識?他說他是研究黨史的，所以他能理解，也能正確認識那個時代。

　　我感慨萬分。我說，我就擔心你們這個年齡段的人不能正確認識那個計劃經濟的時代，不能認識毛主席的正確和偉大。等我們這代共和國的見證人不在了，你們這代人若傳承不下去，騙子怎么說就怎么是了。正因為這樣，我發表了三談《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就是要把我們知道的歷史真實告訴55歲以下的人，可不能聽反毛、非毛、污毛的人散布的那一套了。今天遇到你，我覺得還有希望。通過你的努力，能把你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爭取到一半以上，不讓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人得逞，到臨終時就可以閉上眼睛了。

　　他還把手機里收到的一個反毛分子發的一群餓得骨瘦如柴的大人和孩子們的照片給我看，發圖片的人說是三年困難時期拍照的。立即有人揭露他，說這是國民黨時期的老照片。那人還在狡辯。反駁的人就問他：“你究竟想怎么著，說明白了!”那人再沒說的了。原來對這個發圖片的人發難的，就是葛元仁。我更認為葛元仁是我的知音和同志了，因為他也在隨時沖鋒陷陣!

　　現在老老少少的“袁騰飛”到處都有，他們已經到了無所不能的地步。奇怪的是他們還很有市場，真還有人或單位邀他們，給他們提供講壇。這些人只要是能把毛主席抹黑了，什么辦法都能用上。他們就是不自量力，幻想能一手遮天，以為他們怎么說，別人就怎么信了。他們篡改歷史，把蔣介石說成“改開”的先鋒。因為蔣介石一直跟美國這個洋爹走的。相比之下，毛主席確實不對了。如果不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島子上，由他主宰中國，豈不更好，何苦還得勞煩那個“永不翻案”的人啊?所以說，在這些人眼里，毛主席根本不該什么“三七開”，而是全錯了。他就不該跟蔣介石對著干。共產黨也不合法，因為當時的當局未給這個群眾組織登記注冊。于是說。共產黨連出生證都沒有，怎么能執政啊?于是說，共產黨該下臺了，若不下臺就該改名易幟了。所以他們很仗義很猖狂了。

　　這就是當前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思維邏輯和理論根據!但是他們沒膽量說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一有人問他“你想怎么著?”他就無話可說了。正因為如此，我們面對一切說毛主席這不對，那也不對的就要堅決予以駁斥。如果任由他們胡說，他們就進而敢說毛主席“根本沒干一點兒好事”了!正因為這樣，我才經常出言給一些糊涂蟲糾錯。倘若遇到頑固不化的，就不惜抹下臉來跟他辯論。這樣一來，發生沖突在所難免了。但是我不怕，對待錯誤的言論就是要發聲的，決不聽之任之。我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只要我聽見了，就決不放過。如果是熟悉的，乃至是老同事、老朋友，我也是這樣的。我就曾發表過文章：《是戰士就該隨時沖鋒陷陣》。當然也有好心人勸我，要注意場合，要分清對象，當心引起反感。在這里我謝謝這些好心的朋友們!但是我不會顧慮那些“三反分子”面子，避免引起他們反感而置若罔聞的!

　　27日早飯后安排我們去參觀周鄧紀念館。在等車開門的時候，有一個男青年和一個女青年問我一些他們不明白的問題。我認為這是盡我所能和責任的機會了，就告訴他倆社員干一年到頭怎么還倒找錢?是因為他們平時要預支的，是有往來賬的。年終決算去了領口糧的，去掉往來賬上欠的，就不剩多少錢了。有的往來賬上欠的款沒堵上，有的人就用現錢填補了。無力填補的就轉下年了。這就是“倒找錢”。

　　我還跟他們講了社員一年平均都能掙3000以上的工分，為什么不掙錢?是因為國家的很多用工都攤派到公社，公社落實給各大隊，各大隊落實到生產隊。生產隊派工國家不給報酬，社員要回本隊記工分。這樣工分越多分值越低。都是靠出售糧食的收入給社員分配。有些人根本不了解當時的農村，就說“大鍋飯養懶漢”，那是對社員的誣蔑。那時候的社員懂得“農業是基礎”，國家要“農業支援工業。等工業發展起來反哺農業”就好了。他們種田也是干革命，所以才肯勒緊褲帶苦干實干拼命干，大干社會主義。因為他們有盼頭，相信國家不會虧待他們的。可惜等到工業反哺農業免除農業稅還給補貼時，他們已經不在了。

　　我還跟他倆講了“蹲牛棚”的“牛棚”不是牛圈。文革期間群眾專政的對象被叫做“牛鬼蛇神”，把他們隔離審查了。于是就把用來臨時居住的地方叫“牛棚”。后來讓干部和知識分子上五七干校，他們也說是蹲牛棚。實際上他們的待遇比老百姓還好的。

　　司機來了，大家上車了。這個人沒坐前邊，但還是滿口錯話。我就繼續給他駁正。司機后面一個女人就對我說：“別爭講了!”我看這個女人面容和善，態度溫和，是個善解人意的模樣。車已經開動了，我就忍讓了。

　　我們參觀完“周鄧紀念館”，帶隊的征求我們意見，是看“食品街”還是看“文化街”?大家說看文化街。司機把我們拉到文化街，帶隊的告訴我們差一刻12點回門口聚齊。

　　在文化街里，我看見那個人給那個女人拍照，看樣子可能是夫妻。我原以為那女人是跟他無關的解勸人哩，認為她息事寧人的勸解，我該接受的。現在我想了，如果真是夫妻的話，為什么不先勸阻丈夫啊!

　　在文化街里是自由活動，到11點45我就出去了，從北頭找到南頭沒看見我們坐的車。我著急了，莫非車開走了把我扔下了?就在我焦急萬分、磨身往北走的時候，我的手機響了，是帶隊的在找我。我立即返回門口，看見大家站在那里，卻沒有車。我以為是在等車來呢，原來是人不齊。帶隊的打手機，喊名稱，都沒用。足足等了半小時，帶隊的說：“不等了，讓他們自己打車回去吧!”帶隊的就領我們又進文化街從南門出去向右拐能走出一里地，看見了我們坐的大巴車。上車后，我沒看見那對夫妻。原來我們頂著太陽站在門口傻等半小時就是在等那個跟我狡辯的，自以為很了不起的人。不用說別的了，連點兒組織性都沒有的人，還不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還想教育農民?有啥資本和資格啊?現在 的農民又回到“老婆孩子熱炕頭”狀態了，思想覺悟也發生了顛覆的變化，確實需要對其教育了。可是人家郝廣杰都沒放出一句狂言，就是擔當村黨支部書記了可以指導或教育農民了，但他敢說拒絕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嗎?

　　于是，我想起了海南活動中在座談發言時，就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你們的知青情不對，知青情”應該是‘親情、友情和愛情’。”，讓大家把他轟下去了。他根本不明白這里的“知青情”是知青們的愛國情結。對于這樣的持不同意見者，今后在邀約中是不是該放棄對他們的邀請啊?我不是過于挑剔，我是覺得這樣的人參加這樣的活動，有點兒格格不入。他給大家帶來不快，他自己也不快。如果我是這樣的人，連延安精神都不知道，即使下邀請函也該有自知之明，謝絕的好!

　　我承認我是完美主義者，對自己總想把事情辦好，達到一流程度。對別人也往往這樣苛求，容易招人煩。但是當劉平同志問我報告會主持得怎么樣，我說“很好的!”這里沒有一絲阿諛奉承的成分。實事求是是我的原則，當面糾錯也是我必須做到的。我不能保證我的話都對，但我自信我的話是對的。我歡迎有人駁我，互相切磋，互相批評都是應該的。誰說的對就照誰的辦嘛?我是主張爭論的，真理越辯越明嘛。不爭論的實質是害怕爭論。研討會嗎，怎么能不爭論呢?知青大軍的責任感、愛國心、報國情不是什么人逼出來的。報告會上做報告的同志，他們的愛國心是赤誠的，他們不是為了達到什么個人目的勉強而為的。他們的責任感是火辣辣的，他們的報國情是由衷的。我十分欽佩他們。他們是知青大軍的典型代表，是知青大軍的脊梁。我們都該學習他們，趕上他們，使知青大軍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軍，成為共和國的脊梁。先富起來的到第二故鄉帶領農民兄弟創業，共同致富，是不忘本，是可貴的;未能先富起來不能投資二次創業的知青，我想可以到第二故鄉宣傳教育農民兄弟(現在他們渴求教育和引導)，幫他們出謀劃策把土地集中起來重走集體化道路，像周家莊、劉莊、興十四村那樣辦大農業，搞大生產，機械化作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若能倒退10年，我就這樣做。

　　原本沒有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也就沒有現場記錄的準備。由于葛元仁同志建議我寫寫參加活動的感受，就根據回憶寫了這篇東西交卷了。我自己對這個東西是不滿意的，但總比沒完成任務的好。如果組委會還邀我參加活動的話，我就緘口做記錄寫篇側記，是純客觀的，不表示我的主觀意思。以免由于我的偏見所致不能公允、真實地報道這樣很有意義的活動。

　　2014年8月10日回憶草就于梅河口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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