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地鐵公交漲價的傳聞又起，相關部門已經開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支持漲、支持不漲的，都大有人在，雙方各執一詞。說不該漲的，認為會提高出行成本，加重居民負擔;說該漲的也理由充分，有人直言只要看看無比擁擠、經常排大隊的場景就知道地鐵、公交應該漲價。這些屬于就事論事，除此之外，還有專家“對人不對事”，提出“北京地鐵、公交漲價和不漲價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政府定價”、“只要價格仍然是由政府定的，無論是漲還是不漲，都不好”。頗有點“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意思。該專家進一步指出，公共交通、教育、醫療和媒體等“都應該面向市場，讓價格體現服務質量，這樣消費者才能得到更好的服務”。果真如此?
也不盡然。
我并不支持公共交通由政府提供就必須由政府定價，這個道理比較勉強。但反過來，專家所認定的只要是政府提供的就一定不能由政府定價，這又是什么邏輯?
不管是地鐵、公交，還是其它公共設施，從根本上說，就是為社會或者說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的。服務得好與壞、能否滿足要求、應該怎樣改進，理應由社會來評判。那么，誰能代表社會?專家肯定會提出兩條意見：第一，政府絕對不能;第二，市場絕對可以。第一條意見我們今天且放一放，集中討論第二條，市場到底可不可以代表社會。果真可以?
我看未必。
首先必須承認“市場”是我們走了一些彎路、付出過代價、千方百計找來的好東西，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為我們取得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立下了汗馬功勞。市場機制具有一種正向的激勵作用，能夠促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組織、個人努力奮斗，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前進、再前進。這個目標就是金錢。個人的成就和價值，就主要體現為能不能賺錢、賺多少錢，其它諸如合作、競爭、慷慨、吝嗇、合法經營、不擇手段等也都是對此的腳注。
當然，金錢并非不好，任何社會都需要它的潤滑和激勵，關鍵在于，市場激勵可以在社會中生存，但社會卻絕非僅有這么一個存在。我簡單列舉幾條。第一，社會奉行多元的價值觀，這就必然導致會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們等公交車需要排隊，這是根據時間進行的排序;車上座位優先讓給老幼病殘孕，這是按照需要迫切程度的排序;上大學的名額要根據學生成績進行分配，這又是對學習能力的排序。第二，社會必須是有底線的，它要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吃飽穿暖、安全居住、自由出行等基本權利，讓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也能溫飽、也能安居。第三，社會也是有溫度的，一個好的社會要能夠引導人心向善，形成友愛互助的氛圍和積極向善的力量。第四，社會還是有所傳承的，不同的國家民族自然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傳統，據梁漱溟總結，西方人生活在自由而孤獨的個性天地里;印度人生活在業界與輪回的隔世想象中;中國人生活在人情世故的層層包裹之下。試問，如此豐富多彩、包羅萬象的內容，怎會由單一機制來代表?這樣一個人情世故、倫理本位的社會，豈能由金錢至上來主宰?
但在今天，市場向社會的滲透和侵襲已經越來越嚴重，出自市場之手的解決辦法成了包治百病的藥方。
信奉市場主義的專家也大有用武之地，搖身從經濟界游走于社會、政治、文化界，成了全才、通才，以越來越嫻熟的手法剖析社會現象、人生百態。原則是金錢至上，動機是個人利益，參與者都是經濟人，行動取決于成本與潛在收益比，評價標準為是否增加社會福利，解決方法則是引入市場機制，這么一個系統框架搭起來了，世上再無難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按照既定程序“一鍵”輕松搞定。
能不能搞定?讓我們一試究竟。
以近來社會上廣泛關注的“老人能不能扶”為例。在專家眼中，倒地老人分為“好人”和“壞人”兩類，“好人”會表示感謝，“壞人”會進行訛詐;路過人群也分為兩類，或者徑直走過，或者施以援手。扶老人付出的成本，就是有被訛詐的潛在風險。收益呢?一定概率會獲得物質感謝，但更大可能是體現在內心滿足、受人尊重、社會名譽等，甚至還有躲過訛詐的幸運感，偶遇老人女兒的僥幸心理......這就形成了一個扶老人的市場。隨著成本收益、供求曲線的變化，市場均衡也發生變動，其現實意義是，告訴我們一段時間內社會大多數人更傾向于扶起老人還是默然走開。調整措施也隨之而來，一方面，可以加裝更多攝像頭進行實時監控，還可以修改法律法規對認定的“壞人”予以處罰;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提議老人或者社會團體給予救助者物質獎勵，還可以再邀請其他市場主體比如保險公司參與到市場中來，目前廣東已經啟動了“助人無憂”險也稱“雷鋒險”——“扶老人”擔心訛詐?保險公司幫你賠。
這一套分析解決方案，效果會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確定無疑的是，它省去了太多的內容，完全忽略了事件對人們內心世界的撼動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次生效應。一段時間以來，“老人倒地扶不扶”的話題已經在網絡上持久發酵了。一個段子這么說，“眼見要被對面汽車撞上，我心里一驚，完了!但就在電光火石的剎那，一位老太太飛身過來將我撞開，大喊：‘年輕人不要搶我生意!’”如此不勝枚舉。個別現象被無限放大，整個老年人行列都被扣上了“壞人”的帽子，成為被消費、被惡搞、被調侃、被戲謔的對象，還有“外國小伙扶大媽遭訛詐”的假新聞應時出爐，更有甚者大肆鼓吹“不是老人變壞，是壞人變老了”的理論，將歷史、文革抬出來為老人的“人性惡”做蓋棺定論。面對倒地的老人，現實生活中冷漠圍觀，網絡上動輒就是“人肉搜索”、實施“多數人的暴政”，一幕幕網絡“游街”、一張張網絡“大字報”正在撕裂社會，并且最終徹底瓦解我們的道德基礎和社會凝聚力。面對這些，市場選擇了無視。
事實上，市場開出的藥方不僅不能根除社會的病痛，反而是飲鴆止渴。
當前我們處在社會轉型和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既有的社會關系和溝通方式發生重大變化，舊規范失效了，新規范尚待建立，由此引發和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沖突加劇，屬于正常現象，不能統統歸罪于市場。但是也不能否認，如果任由市場經濟的利益至上、經濟人理性人假定、忽略道德判斷等法則在人們的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泛化，卻是十分有害的。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醫患糾紛、師生沖突、強拆強建等各種事件背后都折射出更多的利益訴求，金錢面前，榮譽和職業操守、良知和道德底線，都能夠暫且放下。“臉面賣多少錢一斤?”瀆職、泄憤，報復、敲詐，都可以擺上桌面，拿出來曬曬，假話連篇、含血噴人，卻可以理直氣壯、氣吞山河。“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車后面笑”，“請別談感情，談感情傷錢”，親情、友情、愛情都可以貨幣化，甚至不惜親人反目、手足相殘、對簿公堂。
我無意將這些臟水全都潑到市場身上，只是一個提醒，當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道德觀念被包裝為“科學化”“合理化”，被重新定義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時候，當社會普遍奉行“沒有義、只有利”，“沒有主義，只有生意”的時候，以上這一切便會越來越經常、越來越自然地發生。
社會學家韋伯認為，社會基本問題分為三個層次：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與此相對應的，每個層次側重點不同，分別是效率、正義、自由。在物質生活維度，我們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和理念，增強競爭進取意識，發揚務實開拓精神;但是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維度，應該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天地，應該更加彰顯公平正義和民主自由。
拉拉雜雜說了一堆，話題再回到開頭，地鐵公交票價到底該不該漲呢?我也沒主意，只是隱約覺得能否讓多坐地鐵公交的學生、職員、農民工、大爺大媽們多說兩句，讓多開車、多打車的專家、領導少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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