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聽一個50年代的老大學生說到1952年學習蘇聯的大學模式、進行院系調整的必要性，他說蘇聯的教育模式還是有其先進性的。那時蘇聯的科技不輸于美國，人造衛星、載人飛船都是蘇聯首先完成的。蘇聯科技教育的成就美國也是佩服的，不然就不會有美國國會60年代在蘇聯科技成就壓力下感到危機而制定的《國防教育法》。蘇聯解體后，美國立即大量引進前蘇聯各國的科技人才。
1952年的院系調整仿效蘇聯模式是有客觀需要的。民國時期仿效美國所建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大學模式，不能適應建國后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大量培養國家建設 人才的需要。以中央大學為例，當時它的門類系科很完全，人數也不少，然而校園卻很小，每個院系師生人數并不多，尤其是文理學科，人數更少;1949年之后擴充工科，以滿足工業建設的需要，院系調整前師生人數已近全校一半。當時，還要大力發展師范教育，以普及教育;大力發展農林教育，培養農林技術人才; 同時也要大力培養理科人才，拓展新中國的科學事業;而從西方舶來的文科學說和專業，因與新的意識形態相沖突，并且不適合國家建設的需要，勢必精簡和壓縮，最近哈工大的一位教授對于文科專業持有類似觀點。
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期，高等教育需要大發展，如果全面擴招，今天的巨無霸式的大學早就出現了，用不著等到21世紀。巨無霸大學質量如何，今天已逐漸形成共識。武大的一位老教授說，他們的校長連下面的院長和處長都難以認全，怎么能管理好這種巨無霸的大學呢?這在電腦辦公時代尚且如此，當年的筆墨書記時代(黨內書記的名稱即來源于此)又能如何?
當年的教育決策者有鑒于此，才學習蘇聯迅速發展高等教育的經驗：綜合性大學只辦文理科，工、農、醫、師范等專門學院均獨立辦學。這樣，單個學校的規?？s小了，但管理效率、教育質量和招生數量卻可以大大提高，從而能夠擴大高等教育整體規模，加快培養各類建設人才。這種辦學模式不僅在蘇聯是成功的，在中國也是成功的。這不僅初步滿足了國家大規模建設對各類人才的需求，而且也使大批工農百姓的子弟有機會幾乎免費地接受高等教育。五、六十年代大學生的質量不比八、九十年代差，更不比大規模擴招的21世紀差。
我們現在呼喚大師，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中，就涌現出了陳景潤、楊樂、張廣厚這樣的年輕數學大師，他們都是新中國大學培養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四大發明成果——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激光照排、復方青蒿素中，除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外，全是五、六十年代畢業的年輕大師在文革期間的70年代完成的。
可見，當年的院系調整和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并未導致出現“錢學森之問”。錢學森的助手和接班人，多數也是五、六十年代的畢業生，而他在這一代人起主要作用的時候，并未提出任何質疑。他發出他的著名疑問是在2005年，是針對進入21世紀后的中國人才現狀有感而發的。應該說，他質疑的是80年代之后的中國教育科研體制。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錢學森之問”擴大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整個時期，說什么1949年后培養的人才比不上民國時期的大師，以至于1949年之后再沒有大師;意在借否定共產黨建國后的文化教育成就，否定共產黨建國的正義性和執政的合法性。“錢學森之問”與其說是質疑1949年后新中國的教育，不如說是質疑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教育模式和人才評價方式;他同時還有一個著名的預言：“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啦!”
中國當代大學的合并擴招，反當年院系調整之道而行之，這才是高等教育的一場災難。合并擴招后的教育質量遠不如院系調整后規模適度、專業精當的高校，收費卻遠超院系調整后三十年間幾乎免費的高校。當年院系調整的既得利益者，是幾十萬上了大學的工農大眾子弟;如果說這是“極左”路線的話，那這恰是代表大眾利益、合乎革新進步潮流的左翼路線;而攻擊這條路線的，則是代表學閥、財閥利益，以大學作為名利場和市場生財之道的右翼路線。
據那位50年代的老大學生說，如果不是共產黨的解放，他是不可能上大學的;盡管他家里解放前是有幾十畝地的地主，但卻不可能有財力支持他在當時上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后開始全國統一高考，到今年恰好是60周年。這時他家里因為土改，土地和財產被沒收了;但上大學已幾乎是免費的，他考上大學后并沒有因失去經濟來源而失學。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共產黨剝奪了他家庭的財產，但也是共產黨供給他這樣的被打倒的地主子弟，跟工農子弟一樣讀大學，為他做了他家里在民國時代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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