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改革之始，如果要講對于一個公有制制度沿襲幾十年的社會所作動員令即是要通過私有化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然后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我們暫不論如此“理論”的結果將會如何，私有化改革始作俑者的這個主張當年非常震撼，激動人心。而對于無數多人們來講，好像“先富”的大門就對著他們敞開了，以前的不曾“先富”，是毛時代國家政策不容許，而現在鄧終于開明了，親手打開了富裕生活的閘門，所以，如此畫餅加之主流媒輿一邊倒傾向性宣傳，改革開放獲得一個曾經公有制發展社會上下的順從與附會。也許許多人們可以預想的是，不久的將來，這個社會必將最先涌現出一批響應黨號召的“先富”者，然后，他們還會繼續響應了“帶后富”的政策，于是，一個人人富裕的社會不日即將到來。
至此，筆者忍不住要多講幾句話的。我之所以深自不屑于那些當年的成年人一大原因，就在于怨恨他們當時對此為什么不曾進行過有效抵制?對于毛澤東同志的一片苦心竟而視作過眼煙云?
為什么要缺乏起碼的良知？為什么為了一張虛幻大餅竟而集體背叛信仰？
一個集體弱智與忘恩的民族，注定必將受到報應的。今日不幸淪為P民之慘，難道就不是對當時盲目擁護、昧良心附逆的天報？
瞧瞧，多么誘人的總設計?原來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還存在著并收兩者之長，兼克兩者之短的第三條發展道路。這個“理論”體系的被發現或是被設計出，將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人間盛事。原來不用苦讀與苦攻馬列主義，不用再抓階級斗爭的綱，不用節衣縮食、黨員干部起模范帶頭作用搞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也大可不必忌諱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私有化道路，只要對我有用，拿來便用;也更不必如毛澤東者，以黨和國家最高領袖之尊，還過著猶如苦行僧的生活，對子女親屬更不能作任何偏袒照顧;只要能發現或曰總設計出第三條道路的偉大理論，那么，不用學習，不用研究，更不必再管什么白貓黑貓，而只要能抓住老鼠的，閑來打打橋牌，不許爭論，就該稱為是好貓了?
當然，后來還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據說更偉大的主張，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不僅毛澤東思想要用實踐去檢驗，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理論本身，也必須接受檢驗。毛澤東時代，我們可以自1949年建國算起，至1979三中全會召開，前后三十年時間，所堅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后來衍變至自由主義主導，竭力排斥黨領導的私有化改革，歷經改革、改革再不斷作深化的改革，當然還有持續與外作接鬼的改革，至今也三十多年。據那些見風使舵、無恥之尤的御用文人們總結與“檢驗”出毛澤東時代被私有化改革終止時，所謂國民經濟已至瀕臨崩潰的邊緣;而自由化改革呢?據說以GDP記起，就已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特別是中國也更加進步、發展與強大了。但卻矛盾在于，改革的附逆者卻總是拿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來作恐嚇，改來改去，三十多年了，卻依然沒有逃出一條死路的自我打臉預判，試問這又該稱是怎樣的改革?又該接受怎樣的實踐檢驗?為什么毛時代僅僅發展了三十年，且還取得那樣驕人的輝煌成就，卻被一邊倒檢驗為所謂“專制、僵化”的“舊路”?而對于“改開搞”后三十年，卻極力回避實踐檢驗?
論及檢驗，這里的所謂“檢驗”還有待推敲的。總不能打著所謂檢驗的幌子，毛時代是由你們抱既定政治目的而進行排異性檢驗，到了自己的成果評判了，或為由自已僅以所謂虛擬GDP數據來進行炫耀，或是對不利于私有化改革的檢驗極力回避壓制。如果這也能稱之為檢驗，卻未免是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難以服眾檢驗。
那么，怎樣的檢驗才能足以服人?
我們講，對外可以用中國國家在世界所處地位以及話語權分量顯示作評判，再有國際朋友多寡等因素來衡量;對內可用占社會最大多數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來衡量。如果這些還嫌不夠，還可以用共產黨的自身生命力盛衰程度，在一個社會的所發生作用，以及人民群眾對其依賴度、信任度、支持度等來檢驗。
現在GDP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其國際地位是否也與之相匹配?如果認真對照，自新中國建國，什么時候國家對外糾紛最多?什么時候所處的國際環境最為兇險?而又是什么時候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什么時候卻拋棄窮朋友、很攀富敵手最終招致眾叛親離的可悲下場?人民呢?又有多少跨進了所謂的“先富”大門?所謂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不起人等等的又是什么時代的新生事物?這樣的群體占社會的大多數還是極少數?還有曾經領導人民推翻一個舊政權、建立起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體系的中共組織，其凝聚力、影響力、戰斗力至改革以來是變強還是削弱了?什么時候要求共產黨退出中國政治舞臺的別有用心呼聲甚囂塵上?再即如腐敗這個政治頑疾、政權殺手究竟是毛時代還是改開搞之后愈演愈烈了?
網上有關于對“特別是”改革之后的一些順口溜，這在古代該稱之為民謠了，它是如此講的：
“經濟最虛，食品最毒，官員最貪，文化最爛，外交最弱，軍事最熊，房價最高，醫藥最貴，教育最差，就業最難，犯罪最兇，假貨最多，污染最重，環境最劣，工人最苦，農民最窮，物價最高，工資最低，旗幟最假，理論最乏，口號最響，實干最少。——這就是中國!”
“經濟最虛，文化最爛。外交最弱，軍事最熊。房價最高，醫藥最貴。教育最差，就業最難。犯罪最兇，假貨最多。污染最重，環境最劣。工人最苦，農民最窮，學生最累，股民最慘。旗幟最紅，理論最好。口號最響，實干最少。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它講的是私有化改革之后的政檔、政府與社會情狀。其中不乏偏激之詞，但一定意義而言卻道出了私有化改革之后一個社會的演變實情，前后兩段，雖是個別語句稍有不同，但所表述的“中國之最”卻大同小異，是以一并貼出。對此表明，筆者只有轉述權，而創作權屬誰?雖是不詳，但總該預先說明，卻也不能掠人之美。
那么，無論怎樣的社會制度，其實都不過是有關社會不同群體人群的利益劃分。革命的目的是對原先的社會賦予那樣一種不公命運的徹底否定，是以種種手段都失效不得不采用暴力而改變命運的社會化大變革。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要改變占社會最大多數比例的人民貧苦之命運，然后通過政權變更，路線調整促使達到全社會共同富裕那樣一種理想化社會狀態。而改革呢?對于它的基本解釋：改掉“存在明確問題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嚴重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具有歷史性進步意義。
它還可以作如下解釋：
是指各種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組織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較于革命是以極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權以達成改變現狀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之內實行變革。通常一個改革是否能成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若成功可讓該國走向穩定局勢，若失敗可能遭致內亂或沖突。
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在不觸動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調整;一種是對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徹底的改革，導致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改革，漢語詞語，現常指改變舊制度、舊事物。對舊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變動，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而無論怎樣的語句表達，我們理解改革的實質涵義，即是通過改革，名義上是在不觸動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而實際衍變卻是對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徹底的改革，是導致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改革。那么，它的終極意義何在?是為提升國家的國力?是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面對第一個問題，改革的支持者盡可以用GDP數值來作肯定，至于國家與外關系的尷尬、被動甚而是兇險局面，持肯定論者還可以用韜光養晦發展觀來作偽飾與辯護，那么，暫且不爭論，將這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留待日后比我們更聰明的后人來作評定。至于第二個問題，老百姓是否通過改革都富裕起來?我們不能否認，改革發起者所依據的“先富”論是在部分人身上實現了，但先富帶動后富的社會目的至今卻依然遙遙無期。
那么，僅以此作衡量，豈不是證明改革失敗了?
這才是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倘再回頭來看，當初的所謂“先富”被提出又有怎樣的政治隱涵?
無可否認，對于“先富”論提出者的政治身份不用懷疑，他們表面看是共產黨人。那么，共產黨是以消滅剝削與壓迫制度，帶領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為己任的。而號令“先富”，無疑是否定了共產黨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這一政治綱領與相應社會制度。既是指導思想發生了改變，隨之而來的施政綱領、發展路線必然也要發生改變。而從后來的社會實踐也證明了，精英們以改革作掩飾或是遮蓋，親手撕毀了對無數追隨者、捍衛者承諾的政治信條——共同富裕路線。而當初許多人們還不曾細究這個根本改變，大都還為即將到來的“先富”喜悅所鼓舞，他們決沒有意識到，一個朝令夕改、自踐諾言的政檔再發展下去，又將會是怎樣的與時俱進手段?
“先富”被提出與號令實施，無非是告訴世人，先前我們所說的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欺騙與謊言，所起作用無非是先忽悠人民支持與擁護自己，先以生命為代價促使自己奪取政權，待到政權穩固了，精英們卻要與時俱進了，以前的那些承諾不算數了，講什么共同富裕?那只不過是毛澤東烏托邦的夢想，以所謂實事求是眼光看，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態度看待，毛式社會主義發展已令中國社會的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所以，再也不能那樣固步自封。還是應該先搞資本主義，待得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再來搞社會主義不遲。不同的是，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是多黨制政治，而我們“理論”出中國必須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就是共產黨領導私有化社會，先前的私有化社會狀態維持過幾千年，朝代更替、政權變更無數次，每次都是這一撥趕走那一撥，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有權吃肉沒權喝湯。于是，社會主義被名存實亡，封建政治粉墨亮相、重新登場。
提出與號令“先富”，就是對世人表明，因為我有權，所以我先富。在此，權力與財富聯姻，原來上世紀那場轟轟烈烈，被付出無數生命作代價的革命，它的目的已被衍變為促使少數人先富。
為盡可能消解一個社會的對立面，當然也為這一突然轉身作掩飾，于是還提出“先富帶后富”的承諾。但歷經幾十年衍變，所謂“先富”帶動全社會后富，已為三十多年私有化改革證明只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謊言。
其實，這個并不奇怪。既然精英們能在某人強權力挾持與綁架下實質否定共同富裕路線，那么，以利益所需，當然可以讓所謂“先富帶后富”淪為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謊言。再那么，既然背叛與謊言相伴，而一個被解放思想了且更新觀念且還不斷作與時俱進接鬼的政權體系，又將收獲怎樣的結局?在此，所謂“先富”分明是別有用心總設計，更還是無比兇險之政治陷阱。
共產黨成立與奮斗之初，基本是依靠社會最貧苦與底層人群為基礎，她的根系就深深扎在無數多人民群眾之中。也才有了面對“寧可錯殺三千，不能放過一個”血腥屠戮也不能戰勝的無窮底氣。由于在一個私有化發展幾千年的社會，畢竟窮人是最多的，千百年來，窮人們創造著社會財富卻不能享受社會財富，他們再怎樣努力也難以改變依然貧苦的社會命運。只有共產黨才是他們看到了改變不公命運的希望之光，僅僅為此，即使拋頭顱灑熱血也誓死跟定追隨。由于窮人的最多數與富人、有權者絕對的少數，所以，一旦在旗幟的感召下，在希望的鼓舞下，在有效組織與團結下，他們便能爆發出無窮偉力，便足以改天換地。這也是共產黨屢殺不絕，越來越多最終奪取政權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澤東同志得到最廣大人民擁戴與熱愛的根本所在。那么，現在于毛澤東之后，這個與時俱進政檔，用改革作掩飾，不惜撕毀誠信合約，不惜背叛昔日諾言，他們所制定路線將有利于極少數人的利益所得，他們更不惜以所謂發展、所謂發展代價為借口，對眾多老百姓展開剝奪與侵吞。
這樣一來，利益所得只能是針對極為少數人，而侵害對象卻難免要是占社會最多數的群體。于是，統治精英注定只能代表少數先富者利益了，客觀上精英將自身列為老百姓對立面。如果說這還不是政治陷阱，那么，為什么會收獲聲聲不絕于耳的多黨制民主的普世接鬼?
說這個與時俱進統治精英代表了“先富”者利益，先富者不放心它;說它代表“先富”者以及特別是既得利益者之外群體利益，誰都知道此不過是政治謊言或曰欺騙。那么，富人對它不放心，未富之人對它不交心，它唯一能顯示自己存在的依據，除過政治演戲，除過講一些連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所謂理論，我們實在想不出它又還能再作什么?因為對于“特別是”社會經濟持續深化私有化、接鬼殖民化的改革，它正被日益推離主導中心。
為什么要說搶先“先富”者都是一個特定社會既定人群?
改革之初，所謂的勤勞致富，被實現了嗎?在一個持權搶劫、權錢聯姻的特定社會，所謂的勤勞，不過是淪定為資本逐利工具而奴隸的代稱。無數多的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他們要生存，要養家糊口的唯一資本就是依靠出賣勞動力，那么，如果不是勞動，他們還能在一個唯錢唯權稱霸的社會生存?那么，付出勞動就是勤勞的另一種稱謂，但是，勤勞的他們，又有幾人真正致富了?如果沒有，又表明了什么?
歷經三十多年私有化改革與持續深化接鬼，對于人民群體來講，所謂“先富”是畫餅充饑，更是躍不過的艱難之坎。
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先是從理論上與國家政策實施上否定了共同富裕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后來改革的踐行延續又接著否定了讓老百姓進行“先富”的號令，“先富”只能淪為少數人的專利，那些特別是“先富者”又以自身的行為揭穿私有化精英的政治承諾，讓所謂“先富帶后富”再接著流產。看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發展被他們先行否定，而他們的“先富”忽悠又為他們自己作了否定，再是“先富帶后富”承諾又為“先富者”親身作了否定，那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了?
是否面對了上述這些自我否定，私有化精英也深感面子上掛不住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對立情緒被日益醞釀，越來越多社會矛盾正在以不同形式作凸顯，私有化改革所遭遇的社會阻力也日益加劇，一般而言，任何一件社會化行為都必須有足以服人的理論依據為相應條件，那么，私有化精英也許深感理屈詞窮，也許難以自圓其說，不能提供所謂理論依據了?所以，做夢復興被推上臺面?但那僅是針對國家層面而言，而對于那些尚不曾“先富”的人民來講，是否做夢致富外加不遺余力維穩河蟹才是唯一可行之策?將希望與未來寄托在做夢狀態，是否意味著黔驢技窮的最后“強心劑”?
對于更多人們來講，結合幾十年親身經歷，是否應作深刻思考：你“先富”了嗎?為什么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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