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閱讀那本關于依附發展的書時，自己油然而生一種感想：如果那本書譯畢后就能出版，我們國家的經濟之途很可能就不會演變成結構性重大問題，不會扭曲成幾成積重難返之勢。
后來慢慢才領悟出：不盡然的。
我以另一本書為例來說明。
1979年成立的“巴黎小組”，在1980年出版了其成果《世界面臨挑戰》。中譯本是在198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來還轉由三聯書店出版。我手頭的一本，即是1985年10月三聯版第二次印刷的。此后還有沒有印刷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新版也不清楚，僅三聯版的兩次印刷，因數就達到6.3萬冊，應該說，量是很大的。
而這本書質疑的觀點，我們不是在一二十年的時間里，在毫不猶豫地做嗎?
書中引用了美國福特基金會的一份研究報告的觀點，它說：“人們曾認為，經濟增長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和社會問題。”(P106)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
報告有一個基本的結論，“造成巨大物質消費的經濟發展時代持續了三十年之久。這個時代已行將結束。”(P368)這里所說的三十年，是指上世紀二戰后的三十年，作為修辭，它說的是概數，如果要“量化”，就是指上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吧。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在中國，“這個時代”結束了嗎?
IMF在1980年的第一份報告中作出判斷：“剛剛結束的七十年代，向我們揭示了這一明顯的事實：在八十年代，我們必須對生產結構、生活方式和發展概念等進行改革。國際體制已經崩潰。”(P370)三十年過去，我們回顧，會發覺我們的三十年是在義無反顧地在這個“崩潰”的體制內活動。
有人也許會說，因為中國在開始走這條路時，并沒有意識到其嚴重后果。也許吧。我甚至可以舉出一個小例子來證明這種說法的正確性：印象中，上個世紀的后二十年里，我們主流聲音中有“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告誡。問題是，我們確實是在走有過之無不及的污染之路。近年來，在這個曾經美麗的國土上，污染已然成為了大面積發生的事實。這是長期累積疊加的效果。
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有兩個“連續多年中央第一號文件是講農村問題”的時間段，僅從形式上看，說高度重視毫不為過。而在這一進程中，恰恰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復位的過程和農村深度地走向凋蔽的過程。
還有，衛建林先生的《歷史是誰的朋友》一書，是在新千年之初在國內出版的，其分析之透徹令人嘆為觀止，拿來與現實比對，令人扼腕嘆息。——那時，中國的社會問題的惡化程度要輕得多。
并不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國資委不是信誓旦旦地宏言：要大力促成國有企業優質資產的海外上市嗎?什么叫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其政治和經濟的意義在哪里?某些人士可曾思考過?——他們想的不過是企業一詞、表面的經濟利益詞。是他們缺乏起碼的思維能力嗎?我看未必。就像長期從事政黨研究的中央黨校教授(很抱歉，再次拿中央黨校的某些教授進行說明)把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等量齊觀一樣，是他不懂得二者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這一淺顯的道理嗎?
不是很多人講過、在講公平、正義嗎?回避階級分析法，“形而上學猖獗”的人們，視人民群眾為烏合之眾堅定地秉持精英立場的人們，他們所講的公平正義，除了空洞的煽情外，遮掩的是資本的邏輯。同樣的詞匯，卻包藏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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