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魯迅先生開始為《申報》的文藝欄《自由談》上寫稿，這在先生的寫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先生在《偽自由書·前記》談到的，“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晦澀，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又在《花邊文學·序言》中言及，“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
先生說，本來是應人所請而開始的，“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偽自由書·前記》)這里說的五月初的轉折，實際上自從黎烈文接編《自由談》不久，特別是魯迅等人成為重要撰稿人后不久，對于它的攻擊和“謠琢”就已開始，編輯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也并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壓力之下，編輯于5月25日刊出啟事：“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偽自由書·后記》)——這就是“對子”形式的集子名《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的由來。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銓)遭了暗殺。這總算拼了個‘你死我活’”，接下來則有人“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同上)
從6月起，先生不再使用何家干這個筆名，而用很多不同的筆名——這個不長的時期，是先生筆名出現最多的時期——繼續為《自由談》寫稿。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編輯黎烈文“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范圍”，在其他報刊上“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到1935年，《自由談》被停刊。被停刊的還有一些先生投稿的報刊，“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花邊文學·序言》)
先生說，“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準風月談·前記》)
關于“漫談”，早在1927年的下半年，先生就發表過意見。因為經歷過上半年的“恐怖”，先生說他進入到“沉默期”，對于時事的話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愿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這篇文字所說，針對的是“發迂論”的《教育漫談》一文。“‘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倘遇漂亮一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系的。”(《而已集·反“漫談”》)
以前我以為，排列與組合是中學數學的內容，與人文沒有什么關系的。現在，在這里所做的，說白了，就是排列與組合啊：排列與組合先生的幾段文字，就成了一篇新文字。
若問，這篇文字有什么意思呢?答：放到以前某個時候，還有點意思;現在，則沒什么意思，“過而存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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